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1958年，身为哈佛博士生的傅高义（Ezra F. Vogel）在导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的建议下携妻子和幼子来到日本，在那里展开关于正常儿童家庭和失常儿童家庭比较的田野调查。在日本的调查结果被他尽数记录在《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中，这本书不仅让他拿到了哈佛博士学位，也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从1950年代末敏锐地发现日本工薪族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后，他转向研究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成为了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的出版让傅高义首次在学术圈外引起了极大关注。《日本第一》在美日两国皆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美国人对“日本第一”的说法心生疑窦，虽然这种忿忿不平在1980年代目睹日本经济气势如虹地发展后有所消退；另一方面，日本人感到战后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某种权威认可，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这种情绪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可谓熟悉不已。

然而在《日本第一》横扫书市11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随即迎来了漫长的衰退期，这让傅高义面临了不少质疑。他在日本举行演讲时总会有观众向他提问：“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吗？您哪里出错了吗？”

“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相反，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日本的正确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后20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当傅高义于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时，他在序言里直接明了地给出了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面市20年后，《日本还是第一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国内，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正式出版该书（《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同样已由译文译介出版）。在日前举办的线上新书发布会中，该书译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沙青青讲述了《日本第一》和《日本还是第一吗》的出版背景，并对日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分析。

“日本第一”争议：美国的失落与日本的自豪

正如《日本第一》的副标题“对美国的启示”所言，傅高义写作这本书其实是希望以日本为例指出美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该书出版的1970年代末恰逢一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正在快速崛起，大踏步迈向全面繁荣期；美国则刚刚结束越战，经济进入长期萧条，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在美日两国力量貌似出现此消彼长的时候，《日本第一》的出版在这两个国家都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沙青青指出，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争议话题集中在两个方面：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第一地位真的被日本超越了吗？傅高义对日本的描述是否有过度的溢美之词？如果说《日本第一》出版引起的当即反应更多是不屑和质疑，那到了198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最繁华、最浮光掠影的时代——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时——从企业到个人，全日本社会上下挥金如土的模样则实实在在地给予美国人强烈冲击。

日本人竞相收购哥伦比亚影业等美国公司，纽约洛克菲勒大楼等地标性建筑也被日本人收入囊中，日产汽车则风靡美国市场，让屡屡爆出产品安全问题的福特、克莱斯勒、通用等美国本土汽车企业几无还手之力……目睹这一切的美国人想起了1979年傅高义写过的《日本第一》，恍然觉得他说的似乎没有错。“对美国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远东的神秘力量，可以说是给他们的一次震撼。现在很多人谈到中国的情况，会说跟当年日本很像，很多地方有类比性。我跟一些日本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们现在的情况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很多问题也跟我们当时遇到的一样。”沙青青说。

在日本，这本书则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日本战后复兴的成果得到了美国权威学者的认可，这种感觉让日本人十分受用。傅高义在书中写道：“这本书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当时刚刚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日本人可以说，连哈佛教授都认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肯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日本第一》在美国精装本卖出了4万册，平装本卖出10万册；在日本则一共卖出了70万册，并在图书畅销榜上停留了好几个星期。

《日本第一》在日本引起的自豪感是情有可原的。1960年代末，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在全球各大工业国家中高居第二。虽然在197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机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滑，但日本在四年时间里很快克服了负面影响，从1978年到1990年，日本竞争力提升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在汽车和电子领域的表现尤为出众。沙青青指出，“日本崛起”的心态转变由两个标志性事件奠定了基础：一个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战后复兴国家的形象重返国际舞台；第二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那次世博会向全球集中展示了日本发展多年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大阪世博会公园至今依然保留着，园内的“太阳塔”雕像被视作日本复兴年代的图腾。

“到了七十年代末，傅高义的这本书恰恰迎合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上的需求：世界认不认可日本的成绩，认不认可日本做的事情？所以（《日本第一》）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刺激很大。”沙青青表示，因为这本书，傅高义在日本一炮而红，成为日本政商界的座上宾，他认识的一些日本老一辈学者、政治家都以能够结交傅高义为荣。

在书中，傅高义分享了一则往事，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急切希望得到外界认可的心理状态：日方出版社工作人员决定在日文版的封面上保留英文标题，认为如果将标题换成日语片假名会让一些人以为这是日本人写的书。但封面用英文标题的话，潜在读者会直接意识到这本书是外国人写的，这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按照傅高义的说法，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东亚其他地区的研究著作，都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张照片。他说，我写《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反映日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日本工薪家庭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的一个断面；《日本第一》是日本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迈向最高点的一个断面。”沙青青评论称，和《日本新中产阶级》相比，《日本第一》更加通俗，这说明他有意识地将潜在读者群延伸至学术圈外，面向整个美国社会，“他有点把它定位成学术畅销书。”

从1990年代初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了漫长的萧条期。这让傅高义的观点再度面临诸多质疑，于是他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中集中回应了这些问题。他强调，自己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或已全方位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而是日本的确存在一些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即使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后，他依然认为日本在很多领域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不堪，整个社会也依然在平稳有序地运作：

“例如，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我相信20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日本的变与不变：中国人对日本“泡沫经济”要有客观认识

沙青青表示，近三十年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让不少中国人也产生了“日本不行了”的想法，但他认为这只反映了日本社会的部分现实。尽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但直到201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才被中国超越。也就是说，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结束后依然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继续维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所谓的萧条，更多是相对于日本的八十年代来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进入失败的状态。”

事实上，日本自1990年代开始已经进入了“超稳定社会”的阶段。沙青青在1990年代去日本买旧书和老唱片时发现七八十年代的唱片和书的定价和现在所差无几，这意味着日本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发生。另外，有社会调查显示，日本当下的人均收入与1990年代相比变化不大。“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日本是全球范围内最早进入所谓后现代状态的国家，它的通货膨胀几乎为零，整个社会发展超稳定，政治结构也超稳定，基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当然这种状态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整个社会非常安稳，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太平；坏的方面是整个社会在中国人看来很无聊。”

就傅高义提出的日本基础教育水平较高的观察，沙青青认为日本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不是从战后开始的，有历史研究显示，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社会的识字率就非常高，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时代再到战后，日本的基础教育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沙青青认为，为了建立对于日本社会更全面客观的认识，我们需要看到日本社会的变与不变：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级）的情况确实出现了改变，正如三浦展在《下流社会》或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改变，很多企业主、自营业者从中产阶级滑落，日本社会的阶级分层变大，出现了所谓的“下流社会”或“格差社会”。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社会虽然贫富差距变大了，但依然有许多稳定不变的社会元素。比如到目前为止，日本依然有三成到四成的劳动人口以终身雇佣制的形式就业。“我们这些年关注日本的社会变化，引进了一些书，像是《低欲望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困》，可以说大部分是在讲他们变的部分。NHK会抓住最新的一些变动，所以在我们国内的读者看来，好像（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通过傅高义这三本对日本社会的研究观察著作，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变的）东西。”

在沙青青看来，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社会这些年经历了“3·11”东北大地震这样的大变动，依然能够照常运作的原因。即使在当下疫情蔓延期间，许多日本人依然照常上班，唯一的区别就是早上要去药妆店排队买口罩。“我觉得他们整个社会结构也好，社会心态也好，都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但这种平稳状态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

在对“日本第一”的观点做出澄清和进一步解释的同时，傅高义也在书中指出了日本社会面临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和美国企业或其他新兴国家的企业相比对融入全球化网络的积极性不够强。沙青青认为这的确是日本企业存在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国民性的某种反映。

他以日本文化产业为例，指出日本的动漫文化虽然风靡全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并不是日本人刻意经营的结果，这跟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剧很早就开始考虑海外市场，在2010年前就在考虑如何开发中国市场、泰国市场，考虑韩剧如何出口海外。但日本人不考虑这些，他们始终考虑我在国内市场怎样。直到这两年情况开始有所松动，但整个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跟海外市场完全不一样。”

另外，傅高义还提出了日本出生率过低的问题。20年过去，我们看到这依旧是制约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从2017年开始，日本年新生儿数量降到了100万人以下，这一数字在2019年降至90万人以下。社会结构的僵化，核心家庭的萎缩，这些问题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傅高义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回顾日本社会的战后发展史亦有特殊的意义。沙青青认为，傅高义在书中有种强烈的预设，即日本的发展道路和中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差，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碰到的问题中国也有可能会碰到，“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流露出这种意思，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是觉得蛮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