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华裔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日前因一篇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在美国亚裔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文章开头，杨安泽谈到他在外出购物时遇到了三位对他皱眉防备的中年人，在那个瞬间他体会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自己是亚裔”的自觉，甚至为此感到“有些羞耻”（a bit ashamed）。杨安泽注意到，因为新冠疫情在美爆发，过去几周时间里亚裔美国人群体遭遇的身体和语言暴力激增。在他看来，仅仅告诫他人“不要歧视亚裔”是没有用的：

“我们亚裔美国人需要拥抱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现我们身为美国人的一面。我们需要站出来，帮助我们的邻居，捐赠物资，投票，穿上红白蓝，去做义工，资助慈善机构，尽自己所能去加速平息危机。对于我们是美国人的事实，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疑问，我们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之付出。”

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有过对种族问题措辞不当引发争议的先例，此番言论更是使得众多亚裔群体意见领袖发声表示反对。饰演“漫威宇宙”中首位亚裔超级英雄“尚气”的亚裔加拿大演员刘思慕于4月2日在推特上表示，“在全球各地的亚裔移民都正经历极其糟糕的种族歧视的时候，杨安泽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忍气吞声，吃个芝士汉堡压压惊，买一面美国国旗吧。”次日，杨安泽在推特上回应称，他对自己的身份遗产感到骄傲，也明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只是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解决危机，在国家和世界需要的时候贡献力量。”

回顾亚裔美国史，一代又一代的亚裔移民——无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备受歧视打压的华裔铁路工人、日裔蔬果种植工，还是如今有着体面收入的亚裔中产——他们都在一个敌意始终未能完全消散的社会中尽己所能为美国做出贡献。这部历史的其中一些篇章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自证爱国”并不能改变结构性的种族歧视问题，反而是落入了歧视者的话术陷阱，让真正需要为种族歧视担责的人得以脱身。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的叙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证爱国”亦是在巩固这一叙事，并进一步遮蔽它背后的危险。

歧视如影随形的亚裔美国史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和歧视事件也被屡屡爆出。3月底，FBI的一篇报告警告称，疫情期间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数量可能激增。美国非盈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日前发布的白皮书显示，网络上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正在呈现上升态势，在美国极右网站4chan上，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各个关键时间点都伴随着反华言论的激增，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推特上也出现了许多敌视中国或华人的言论。

仇恨与歧视并非凭空出现，事实上，当下的疫情不过是为某种隐藏在美国社会集体潜意识中的“恐华”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出口。将华人这一种族与一种可怕的疾病等同起来，是种族主义借用深植于亚裔美国史中的记忆、修辞和社会应对方案，在美国社会中的再一次大范围展演。

斯坦福大学美国历史学系教授张少书（Gordon H. Chang）在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反华种族主义在美国有着肥沃的历史土壤——从19世纪中叶华人移民首次到北美大陆以来，针对华人的仇恨与歧视就从未完全消散过。华人移民被认为是“白色美国”（white America）的一大威胁：他们不讲卫生，身携种种病菌，随时有传染天花等烈性疾病的危险。到了1870-1880年代，美国反华势力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运动，种族主义者们指控华人移民是一种文化和生物威胁，争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是大量白人失业的罪魁祸首。

当时，整个美国西海岸掀起了排华运动，种族主义者们将华人移民从城市中驱逐，焚毁中国城，散布华人威胁论。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台标志着排华运动正式得到美国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讽刺的是，该法案也标志着美国现代移民政策的开端，此后美国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歧视性移民法案，剥夺亚裔的公民权，这些歧视性法案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又称《哈特-塞拉法》）禁止了以国家为来源的移民数量配额制才宣告终结。

“排华偏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很流行，并在20世纪初形成了某种国际共识。”张少书指出，一如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中国被认为是“东亚病夫”——在两个帝国同样积贫积弱的同时，中国的“病夫”蔑称还具备一种额外的社会维度，即政治衰落带来了种族堕落，华人是一种“患病”的种族。

排华之后，美国人对其他亚裔群体也开始产生戒备心理，特别是来自日本、朝鲜半岛和印度的移民。日本人尤其令美国人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在农业领域成就斐然，且喜欢在美国成家立业。日裔群体在二战期间遭受了最为严酷的系统性歧视，杨安泽的那篇评论文章被广泛批评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这段历史的错误引用。

杨安泽表示，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踊跃参军，证明自己是忠诚的美国人，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明尼苏达大学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漪莲（Erika Lee）在《亚裔美国的创生》一书中指出，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于1941年12月8日向日本宣战后，在美的日本人开始受到严密监视，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彻底改变。12万名日本人（其中2/3是美国公民）因为政府所谓“军事需要”而放弃所有财产迁离西海岸，被监禁于建于内陆“鬼城”或农场的营地里，“（他们）并没有被单独指控犯有叛国罪或破坏罪，而是以在战争期间保证国家和半球安全的名义被集体判处监禁。他们唯一的罪名是其日本血统。”

搬到集中营的日本人被告知需要在营内自给自足，从事建设性工作，为战争努力做贡献以恢复忠诚美国人的名誉，然而他们在营内工作所得的报酬远低于正常收入，不足以满足哪怕最低的生活需求。1943年初，美国政府发起忠诚复查计划，为所有17岁以上的日裔美国人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来判断调查对象的“美国性”（Americanness）和“日本性”（Japaneseness），其中第27个问题是：“你愿意在美国的武装部队服役，并在任何情况下执行作战任务吗？”任何给出否定的回答都有可能引起当局的怀疑，让调查对象进一步遭到报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超过1200人自愿参加美国军队。1944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向营内的日裔美国人直接下达征兵通知。二战期间，大约有3.3万日裔美国人在军中服役。日裔美国人在第442团战斗队和第100步兵营这两支种族隔离的部队中作战，其中第100步兵营几乎全是来自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在“全力以赴”的口号感召下，他们于1943年秋天在意大利萨勒诺海滩登陆，与德军作战。仅在第一个月，他们就伤亡惨重，其中78人战死。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和无畏牺牲，第100步兵营获得了900枚紫心勋章（Purple Hearts），该营也被称作“紫心勋章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历史之一，”李漪莲写道，“许多人因为他们本人及其移民父母被认为存在危险隐患而被迫离开家园。尽管受到这种虐待，他们还是自愿报名或欣然地接受应招，在海外为民主和自由而战斗，以此挽回他们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其父母和家人仍然被同一个政府囚禁在铁丝网的后面。”

获得尊重是亚裔的责任吗？

对于许多先辈曾经历过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杨安泽的此番言论太眼熟了。“读这篇文章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曼赞纳委员会（Manzanar Committee）联合主席Bruce Embrey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老一辈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被政府机构告知要做一个‘好美国人’，如何生活在一个身为美国人但犹有不足的时代的。”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曼赞纳国家公园曾是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的禁押地，战后大部分的营地已难以寻觅。曼赞纳委员会是一个由日裔美国人群体发起的非盈利组织，旨在向公众传播日裔美国人的这段历史。

杨安泽的评论之所以引起日裔美国人群体的普遍不满，是因为它传达了一个令人不适的信息：要想被尊重、被平等对待，你需要主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人。然而上述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告诉我们，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主动改变并不能撼动被歧视、被区别对待的事实：它意味着让受害者拼尽全力去满足一个苛刻且本不该存在的标准，满足于表面上的妥协退让，却忽略了造成歧视的深层原因，在为社会结构性问题找到永久解决方案面前止步不前。

根据美国非裔专栏作家Damon Young的观点，这种言论是“受尊敬的政治”（respectability politics）的典型话术。这一概念自非裔被迫前往美洲大陆为奴的时代就已出现，这个词组的正式提出是在1990年代，被用来规训非裔美国人通过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来化解种族歧视。“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被告知（或自我教育），要想从强势群体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你需要表现得更好。”

然而就疫情期间亚裔群体的遭遇而言，这种观点实际上遮蔽了谁真正应该为种族主义和歧视性行为的抬头负责。包括张少书在内的多位评论者认为，真正的责任在于把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的特朗普等共和党领导人。张少书指出，特朗普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已频频借用战争隐喻，发表“恐华”言论：

“特朗普本人在竞选总统初期就频频激起恐华情绪。他宣称中国人杜撰了气候变化理论，为的是削弱美国工业；他称规模空前的行业信息偷窃正在‘强奸’美国；他称当下的贸易冲突不仅是一场战争，也是一场事关全球未来福祉的战争。而在当下的医疗危机中，特朗普总统发誓要‘打败’这种正在感染整个国家的‘外国病毒’。”

网络传染研究所的白皮书显示，针对亚裔的网络歧视性言论在武汉爆发疫情时出现第一个高峰，然后于上个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公然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表述时出现第二个高峰。参与白皮书撰写的宾汉姆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Jeremy Blackburn表示，虽然该研究没有尝试去分析特朗普的言论是否直接导致了4chan上歧视性言论的激增，但特朗普的言论的确具有为种族歧视赋予某种合法性的效力。

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毫不忌讳地将中国和新冠病毒建立联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煽动性的危险举动。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研究系主任Russell Jeung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表示，“（这种说法）被正常化以后……会让华人或亚裔非人化，这就好像把他们等同于口罩或这种疾病，这也为迁怒和人身攻击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受尊重的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轻巧地将责任从施害者转移到了受害者头上。“如果别人觉得你不配称为XXX，你就去证明自己，去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几乎所有弱者——无论是在种族、性别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在生活中以各种形式耳濡目染的、一个更温和版本的受害者有罪论。对于这个逻辑，不止亚裔美国人很熟悉，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建国至今就很熟悉，全球各地争取女性权益的妇女也很熟悉。然而真正需要做出改变的不是亚裔、非裔或女权主义者，而是那些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视而不见，乃至进一步固化这种等级制权力结构的人。如果我们不对他们追责，不要求他们作出改变，歧视就不会真正消失，尊重和平等对待就不会真正到来。

“模范少数族裔”话语背后的危险

“亚裔是肮脏染病的种族”——面对再度抬头的种族歧视，杨安泽选择的是讨好他人，更确切地说是讨好白人。我们因此也有理由认为，他是在固化长久以来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偏见，即亚裔美国人是顺从乖巧的有色人种，他们任劳任怨地在一个原本对他们不利的系统内工作生活，以不冒犯主流社会（白人）的方式取得成功。然而“模范少数族裔”是一种过于浮于表面的标签，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少数族裔之间的分裂对立，亦遮蔽了亚裔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不平等问题。

1960年代，亚裔美国人是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被美国主流媒体大肆宣传，与民权运动中“激进”的非裔美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法的修改打破了美国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陋习，让有进步意识的美国人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社会焦虑。李漪莲指出，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华裔和日裔美国人——在这段时间被广泛宣传，一定程度上是在暗讽非裔美国人，纾解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的焦虑情绪：

“亚裔美国人被认为用老式方法，通过努力工作和忍耐赢得了美式成功。他们不会像新来的好斗的非裔美国人一样在街上抗议，呼吁黑人权利。媒体称，亚裔美国人平静的成功，是证明所有人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美国梦的证据。”

在1966年发表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非常明确地将华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和后者不同，他们不给社会带来任何麻烦，却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就在提议花费上亿美元以提高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境况时，国内的30万名华裔美国人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正在为此不断努力。”

那段时间诸多社会学分析和媒体报道将亚裔的成功归结于他们的“传统价值观”：重视家庭、勤奋、节俭、道德、敬重权威和坚持不懈。进入21世纪，在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等社会热议作品的推波助澜下，这一论调持续至今。然而在李漪莲看来，一个易被忽视的危险在于它阐述的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式的新型种族主义，即不是个人的种族或肤色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而是文化。

这种观点忽视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选择性的移民法律会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具有技能的人带来竞争优势，鉴于技术移民和家庭团聚是目前亚洲人移民美国最常见的两种路径，在来美国前许多亚裔已经有了很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因此会有更稳定的收入（举例而言，在25岁及以上的华裔美国人中，51%拥有学士学位，在全美这一数据为28%）；第二，将文化视作某种不变的、可继承的特质，忽视社会结构性问题对少数族裔智力、道德和能力的塑造作用，不仅加剧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那些看似不符合积极文化定义的少数族裔的歧视，也会造成“优越”少数族裔和“低下”少数族裔之间的分裂——近年来许多华裔美国人（特别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反对“平权运动”，认为这是对非裔的“过分优待”，即为一例。

同样危险的是，“模范少数族裔”话语也遮蔽了亚裔群体内部的分化问题。这种分化具有多个维度：在教育和阶级层面，亚洲移民大量占据工程师和医学专家的岗位，构成了这些职业在全美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1/3，与此同时教育水平有限、职业技能匮乏的亚洲移民人数也在增加，导致亚洲人在教育和阶级分层中占据两个极端。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亚洲移民也存在区别，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优秀的亚洲人”、“名誉白人”、守法公民；另一部分人则被视作永远的外国人、宗教他者、不可同化的难民、间谍、恐怖主义者、内部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亚裔美国人的内部区隔也是变动不居的。“在当前的美国，亚裔美国人居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外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特权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特殊且不断变化的位置。”李漪莲指出，这个位置取决于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即使是暂时处于上风位置的亚裔细分群体，也有可能在顷刻间失去安全感。比如华裔中产“模范少数族裔”、“荣誉白人”的美誉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也是一种警告，即他们太过成功，伤害到了那些同样水平的美国白人和其他更有资格的少数族裔，他们的母国中国的崛起则在整体上伤害到了美国在全球化中应得的利益。就某种程度而言，特朗普就是在利用美国人的这种焦虑心态推动其政治议程。

按照李漪莲对“种族”的定义，种族主义出现于将不同的权利和自由授予特定的族群，而拒绝将同样的权利和自由授予其他族群的时刻。那么，亚裔美国人要如何应对种族问题，如何定义自己？

其中一种回答是迎合、融入现存的种族主义制度，证明自己不仅比那些“不努力”的少数族裔更值得被尊重，而且比主流族裔（白人）更厉害。热门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即华裔富豪能够用钱来颠覆种族鄙视链，从其他亚裔群体中脱颖而出（片中出镜的其他亚裔演员大多扮演门卫、女佣等社会阶级较为低下的角色）。另一种回答是拒绝“模范少数族裔”“荣誉白人”之类的专注于合作与同化的刻板印象，呼吁亚裔与其他有色人种的联合，彻底反思种族主义，通过跨种族联盟来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这或许是亚裔美国人群体在反对杨安泽“自证爱国”言论之余，需要思考并做出决断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