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创有统计以来历史最低。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只有稳增长才能稳企业、稳就业。

他表示，要加紧加快落实前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内容，坚持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原则，在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

伍超明指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所以政策力度也要大于金融危机时期。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应具有“出台速度快、力度大但政策恢复常态速度也快”的特点。

“任何‘药物’都有或大或小的副作用，对此也应理性对待，不宜‘因噎废食’。”他强调。

伍超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学博士后，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研究，参加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分析培训。现担任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财信金控旗下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以下为经过整理的专访实录

界面新闻：对于一季度GDP增速您怎么看？

伍超明：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符合我们-10%到-5%的预期。在国内外疫情的叠加冲击下，国内生产和需求都出现大幅下降，消费、投资和工业增加值都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消费和投资增速出现自有公开统计数据以来的负值，说明这次疫情公共危机的“休克性”影响明显大于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是，随着疫情的好转，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将随之快速消退，经济增长有望加快，如3月份的投资、消费等数据环比已经出现好转，只要疫情不出现反复，这种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界面新闻：短期来看，中国经济走势将受到哪些因素制约？

伍超明：虽然目前国内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力度在加快，但仍然存在复工不复产、复产不达产的现象。同时，海外主要经济体受疫情冲击，今年二、三季度将陷入负增长，对国内出口形成较大拖累。因此，我们预计，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反弹力度大概率不及预期，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更为强劲。

海外疫情蔓延，将至少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供应链等几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从商品贸易看，海外防疫措施将抑制各国常规经济活动，工业生产供给、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会受到影响，导致短期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陷入负增长。此外，资产价格大幅调整使居民财富缩水，也会减少需求。因此，疫情对国外需求的抑制，将直接拖累中国出口需求增长，进而影响到国内生产活动。

从服务贸易看，疫情防控对人员集聚性较高的服务行业形成直接冲击，在中国服务贸易中占比靠前的跨境旅游、运输、建筑等需求都将出现大幅下降。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尤其是旅游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因此，服务贸易逆差总体有望收窄。

从供应链看，中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上游原材料可能面临断供风险，且负面影响会向中下游行业传导。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产业供应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前海外疫情仍在发酵，企业停工、物流停运等情况短期内可能频繁发生，国内上中下游产业链尤其是上游产业链存在断链风险，影响到国内生产和需求。

总体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疫情防控使中国和全球供应链暂时性冻结，经济活动进入“暂停性休克”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生产和收入急剧下降，进而影响到需求，生产和需求同时萎缩。而金融危机时期供给没有问题，只是需求出现急速下降而已，经济也没有出现“休克”，仅是减缓而已。

界面新闻：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存在一些争议，有的认为目前的情况应“特事特办”，要加大刺激力度，有的则认为应警惕2008年的教训重演，不能搞强刺激，您觉得应该走哪条路？

伍超明：要判断未来政策走哪条路，首先要对当前危机性质做出判断。这次疫情是公共卫生危机，是有别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新型危机，后两场危机源自金融机构去杠杆破产和货币金融冲击。而这次疫情不仅直接使生产、生活等活动全方位“休克性暂停”，破坏力远大于金融危机，而且直接威胁居民生命安全。

所以，应对疫情危机，首先是采取防控措施，然后是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因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于金融危机，所以政策力度也要大于金融危机。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应具有“出台速度快、力度大但政策恢复常态速度也快”的特点。

要完成年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前的政策力度还不够，要进一步加大，抓住抓牢4月份的“黄金窗口期”，加紧加快落实前期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政策内容，打出稳内需的“组合拳”。

在政策上，建议坚持“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原则，在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政策要加大帮扶低收入群体、稳消费的力度。

由于社会上已经对政策刺激方向基本达成共识，不是简单地搞重复建设，而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展开结构调整，因此大概率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后遗症。但是，任何“药物”都有或大或小的副作用，对此也应理性对待，不宜因噎废食。

界面新闻：接下来的财政政策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发力？赤字率和专项债规模应该在多少？

伍超明：疫情中，中小企业受损严重，亟待政策支持共渡难关。同时，小康目标和扶贫攻坚两大硬任务一个都不能少，因此，中国经济当务之急是保持一定的增速，稳增长才能稳企业、稳就业。

在当前情况下，建议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一是财政发力空间可以适当提高，如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5%左右；二是建议较大幅度上调专项债额度，2020年专项债额度可以提高至3.5万-4万亿元，且全部用于基建领域，专项债要成为对冲疫情和拉动基建的重要政策工具；三是特别国债发行量至少要在2万亿元以上，帮扶受疫情冲击的家庭和中小微企业，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助力脱贫攻坚。

界面新闻：最近“新基建”是个热门话题，您认为“新基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吗？

伍超明：“新基建”具有促创新和补短板的双重属性，投资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但是，对稳增长的作用不宜高估。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前“新基建”仍在起步阶段，且存在技术上的约束；其二，在“新基建”的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受制于技术能力，参与度有限，不像在“铁公基”项目中那样深度参与其中。因此，相对于老基建，“新基建”在吸引民间和外商投资方面，有一个渐进过程，整体投资体量不够大。

从存量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向“新基建”的情况看，截止到今年1月底，充电桩、光电、信息网络建设、智慧城市、生物质能等“新基建”项目投资额仅863.3亿元，占比不足0.5%。因此，虽然当前政策向“新基建”倾斜较为明显，但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老基建大概率仍将承担重任，新基建则起到辅助作用。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伍超明：货币政策已进入宽松期。首先，约束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因素在消退，如CPI将逐步下降，PPI在全球负增长的大环境下，全年预计也将负增长。其次，要求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因素在强化。一季度经济已实质受损，三大需求均大幅下降，海外疫情蔓延，外需即将迎来第二波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前所未有，因此，稳增长是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

在“量”和“价”两个工具选择上，预计央行将继续采用流动性供给优先策略，帮助稳定企业基本盘，在企业先“活下来”的前提下，降低利率和融资成本，让企业活得更稳健。

一是“量”的工具更优先，侧重运用定向性工具精准滴灌。受疫情冲击影响，企业最缺的还是现金流，为恢复实体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目标，只能对症下药。但具体操作上，结构性定向“精准滴灌”依然是更优选项，预计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等工具会继续频繁使用，不排除其规模和优惠力度或进一步加大，如抵押补充贷款（PSL）作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点，有望放量。这些定向性资金将支持以下领域：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缓解小微民营企业资金压力、支持脱贫攻坚、支持抗疫保供、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企业存活下来。

二是“价”也会继续降，“降息+降准+定向降准”的“组合拳”或继续打出。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从一季度央行例会传递的信号看，上述目标主要还是通过降低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来实现。目前，降低LPR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银行让利，即通过继续压降LPR与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之间的利差或直接降低MLF利率来实现。二是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推动贷款利率下行。其中，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低成本资金，有利于提高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目前看还有一定空间。另外，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下调存款利率的可能性，让居民和企业适当让出一点利息，保证银行留有一定利差，实际上有利于覆盖银行呆坏账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不过，使用基准存款利率这个工具，市场可能会出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倒退的判断，因此央行也面临一些阻力，但我们认为特殊时期还是不能排除这一选项。

三是强化与财政就业政策的协同，加强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合作。从国内看，表现为加强与财政、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预计货币政策宽松和流动性投放节奏会与支持财政、就业政策发力密切相关。从全球看，表现为加强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也是践行G20会议上我国提出的重要建议，即“面对全球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