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劳动力要素也从过去被抑制、被束缚的状态下逐渐解放出来，勤劳致富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人口亦呈现出大规模、跨区域的周期性流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且相对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贸易竞争中日益凸显出来，也为各地招商引资、企业盈利乃至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贡献着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劳动力，作为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生产要素，在劳动价格信号指引下，与土地、资本、技术、数据信息等相互组合，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微观上，个体劳动者价值的实现，影响着每个居民家庭的工资收入及其生活水平，在宏观上，劳动力市场的运转，关系着就业岗位创造、消费需求满足等基本民生问题。

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化进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停滞，甚至是不进反退，以致于“人口红利”似将消失殆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劳动制度性成本加速上涨 

用工费用，一般占企业运营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而在用工费用里，我国制度性成本占比不断增加。具体是指，企业参与市场分工交易过程中所创造的增加值，负担着如增值税、“五险一金”、个人所得税、工会经费、残保金等各类税费。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薪税，其特征不仅是种类繁多，而且以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作为税基，同时，与国际相比，我国工薪税综合税负不轻。

一段时间以来，中低收入阶层负担较重的“五险一金”，其名义征纳比例及缴费基数本就相对较高，加之2018年初，我国社会保险的征管统一由人社部门划归为税务部门，政策制定者加大“五险一金”征收强度的用意显而易见，企业用工制度性成本加重的可能性提高，这对市场主体投资造成了不稳定的预期。

过高的工薪税这一制度性成本介入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压低了劳动者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及消费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税费负担，直接减少企业利润，降低了投资回报率，将迫使跨境资本重新考虑落脚区域，延缓本地区就业岗位的创造。

第二，体制内外工资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存在差距，本是市场经济竞争之下的正常现象。但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工资收入落差，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须避免与克服的。其中，我国公有经济工资收入水平长期明显高于民营经济的问题，尤为突出。

图1：2009-2018年国有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两者差距（元）

如上图1所示，近十年间，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这一指标上，我国国有单位始终高于私营单位，且在近些年国有单位工资增速明显快于私营单位，导致国有单位与私营单位的工资差距，在2014-2018年从2万元增加至4万元，呈现出快速扩大趋势。

可见，体制内外工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在默许甚至无意间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将驱使劳动力资源向体制内加速涌入，过度聚集在公共部门，不利于民营企业这一社会财富、就业、税收贡献的真正创造者进一步发展壮大，长此以往，或将对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第三，跨区域流动不畅

劳动力，作为最具活力的要素，其流动的顺畅与否，是经济体自由度高低的标志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户籍等传统管理制度，导致外地劳动者无法享受工作所在地的一系列公共服务，又因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及能力参差不齐，劳动者在跨区域流动时，常常受到限制。以“五险一金”所涉及的医疗、养老、住房等参保信息衔接及保险待遇报销为例，越发成为劳动者迁徙的羁绊。

比如，职工在异地出差或退休后在外地养老期间，因生病住院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即使在工作地缴足、缴满医疗保险，也无法在出差地或养老地及时、便捷的享受医疗保险服务及其报销待遇。再比如，职工因更换工作出现同城或异地流动，两地间甚至同城“五险一金”转移、续接手续繁琐，信息化运行水平不高，劳动者为此付出相当的时间、精力、金钱等成本。

无论是工薪税负过重导致企业用工制度性成本过高，还是体制内外工资收入差距扩大致使收入分配不公平，亦或是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不一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均扭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化配置，因此，亟待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改革：

首先，建立以劳动工资为税基的轻税机制。

疫情影响下，政府所出台的社会保险免征、减征与住房公积金缓缴等优惠政策，为无数企业带来了真切的减税红包，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宏观就业与资本投资，降低了疫情爆发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负面冲击。在上述“五险一金”减免税举措到期后，政策制定者还应大幅度降低“五险一金”缴纳的名义比例，各地方“五险一金”缴费基数的调整须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以确保企业用工成本稳步下降，保持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

其次，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工资调整机制。

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强调的便是国民财富蛋糕划分的公平性。在居民收入分配领域，以体制内、外工资调整为代表，其基本原则应该是，公共部门平均工资上涨幅度须不高于民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速。与此同时，体制内人员工资，因涉及公共财政支出，影响纳税人负担及其可支配收入，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的变化，须经过同级人大这一纳税人代议机构的监督、审议乃至博弈，确保相关程序透明、公开、公正。

再次，保障劳动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废除不合时宜的限制性措施。

在既往疫情防控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举措，往往以劳动者经济利益为代价，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此类措施应果断废除，特别是受疫情危害较小的地区，应鼓励且保障劳动力在本区域内的流入及流出，促进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加速区域内居民消费，刺激市场内需增长，实现供求良性互动，致力于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最后，提升“五险一金”经办机构信息化处理水平及能力。

无论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还是住房公积金，其不同区域参保信息的有效衔接与经办部门的高质量服务，既是地方政府职能机构的基本职能及必须义务，也是劳动者作为参保方的应有权利，尤其地方政府间信息化处理水平及能力的提高，将直接减轻劳动者跨区域流动的遵从成本，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度的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妥推进，提供基础性制度创新条件。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经济能否化“危”为“机”，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再造，而工薪税制轻简化、收入分配公平性与劳动力流动自由保障，是劳动力资源优势能够进一步发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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