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新望

最早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2018年年底，布置2019年全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这里讲到了三个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今年疫情期间，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这里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比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增加了两项：“5G网络、数据中心”。也就是说，加2018年底提出的三项“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共计包括以上五个方面。这里请大家注意，这两次重要会议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同时也提到“基础设施建设”的，也就是说，新型和非新型，对二者是着意加了区分的。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之前一个星期，2月28日，商业经济学家任泽平发表了《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文中提出“新基建”概念。之后这三个字被媒体广泛引用，任泽平博士而后的文章更是暗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新基建”。 我们需要提醒，任泽平博士所说的“新基建”与中央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两码事，而且，两次中央会议都是专门区分了的。任泽平的文章对“新基建”的解释和含义，如“智慧城市”等等，与中央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一回事。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的前三天，即3月1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做了一期专题——5G等“新基建”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这期节目中将“新基建”定义为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细心对比，我们发现，中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学者和媒体所说的“新基建”相比，涵义不一样，如果以“新基建”代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有了明显的拓展和错漏。多出了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三项内容，同时，少了原有的物联网一项内容。

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不小。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该不该加快投资，如何加快投资，都还是可以讨论的。其中的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明显属于依旧充新，属于老基建。

5G的基建，华为的老总任正非就说过，要根据消费应用的深化，逐步地发展，主要是需求决定的。新的华为手机有5G功能，但用的人并不多。按照市场需求逐步推进，5G基建是最典型的。

特高压在能源领域里面还是有争议的，有人恰恰认为是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对象。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一定要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和人口集聚情况而定。2019年，西部的一批城市地铁工程下马，有的已经开了地下通道，都填埋了，主要是太超前了。

新能源充电桩更是这样，投资热度已过。新能源补贴也不是长久之计，又面临着目前全球石油价格陡降的局面，新能源车前景不明，充电桩市场需求大为下降。

而且，这些与高科技有关的基础设施，不仅有建设问题，还有一个投资问题。这类投资，应该以风险投资为主，而不适合政府财政和央企为主体。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两回事。

新基建以及七大领域的说法出来以后，很快引起学界的警惕和批评。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长江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等人认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往往是给国有企业锦上添花，容易造成长期扭曲。不应急于炒作新概念，不要忙于刺激经济，要趁势出台一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全国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小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新基建的投资主体应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未来政府的投资应当由基于物的项目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扩大公共消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央提出的五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如果真要用一个新词汇概括的话，毋宁叫做“数字基建”，更加准确。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倒是很少在正式场所使用“新基建”一词。但几乎所有媒体都以“新基建”代替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多数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新基建”的概念。因为2、3月份正值各地两会召开，一些媒体综合各地政府部署，有了“新基建狂潮”、“40万亿”、“50万亿”等醒目的报道。

更为糟糕的是，七大领域的说法出来之后，各地纷纷将既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纳入“新基建”范畴，无形中使中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变形走样，成了形式主义。

其实，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特别讲到了，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物资保障的投入，虽然不在七大领域之中，但却是真正的迫在眉睫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已经有所变化。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重点强调了三句话，“在疫期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严守底线思维”，“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其中释放出的重要信号，值得大家高度关注。

所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和当下疫情的应对，和救灾，和救民生，和保就业、保中小企业、稳收入、稳消费这些最紧迫的事连起来，然后再结合未来发展，加快投资，加快建设。

有人2017年就提出过“新周期”，事实证明是子虚乌有。而是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大家把这个概念都忘记了。这次，“新基建”与“新周期”如出一辙，只是图个“新”字，没什么新内容。

这件事提醒我们四点：

其一，大家看中央文件，要看原话，要理解本意，不要先入为主，只听了专家和媒体的解释。现在的文件，新名词越来越少，都是大白话，都能看懂。

其二，并不是说中央没说的，学者和媒体就不能说，但谁说的就是谁说的，不要搞混淆了。这是起码的。而况，有出入。如果中央已经有了定论，就应以中央为准。

其三，涉及宏观政策的名词，不要随便代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这种无谓的简化，没有必要，反而引起歧义。除非是别有用心。

其四，我们建议，中央媒体统一使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标准说法，不要再用“新基建”一词代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传达中央文件原意，维护中央政策权威。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基建”的时候了。现在火急火燎的事情是是救济失业群体，救济即将大面积关门倒闭的中小微企业。现在需要的是一口续命的稀粥，而不是人参、伟哥。保命第一，恢复和刺激的事情稍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