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零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或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辨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像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骨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吴兵入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于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①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斲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②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至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得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虽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12元；《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阎步克等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4.9元)

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②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