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新冠疫情的全球化导致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的逆全球化过程，疫情过后，中国汽车业需要在高端零部件制造环节补短板，强化行业优势。

周一晚间，董扬在作客央视财经直播活动时说，疫情的突袭让本就处于“深秋”的国内汽车业进入“寒冬”。其中，生产端的主要矛盾是国际零部件的供应问题。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进口会受到疫情这些重大灾害的影响，灾后如何补短板就是重中之重。”他说。

“疫情过后全球化会有一个调整，会出现局部的逆全球化，区域内产业链会集聚。比如，欧美国家说他们缺低端制造环节，会引回一部分；中国的高端制造不够强，政府会鼓励高端制造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品牌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关于如何“补短板”，董扬认为，灾后政府应加大对高端零部件的引资力度，重点扩大关键材料、核心部件和高端装备在中国的制造。

企业方面，董扬指出，疫情会导致中国整车企业加大高端零部件的本土采购，加大高端零部件、关键材料、核心部件和高端装备的布局。同时，政府也会鼓励中国品牌、中国资本的企业加大创新开发，更多地生产高端材料、部件、装备。

“这对于中国品牌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其他材料装备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机遇。”他说。

除了高端零部件进口的“卡脖子”问题，董扬认为，疫情也让汽车行业认识到单纯的货物贸易风险太大，一旦出现重大灾害，物流会断裂，就会从根本上影响产销。因此，无论是整车企业还是零部件企业，都要做好准备，真正的“走出去”。

“像福耀玻璃在美国设厂那样，零部件企业‘走出去’，像上汽通用五菱在印度尼西亚设厂那样，整车企业‘走出去’。当然，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卖东西好办，你要真正在国外设厂，需要了解那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你要和当地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生产的各个方面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都需要全面的人才，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他说。

董扬还强调，中国汽车产业要做到持久有效的发展，有几点问题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在加强开发和创新方面，要注意不能封闭自我，而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体现汽车大国的担当。

“疫情之前就有一部分专家讲，既然美国有些政治家要求和中国切割，我们也应该切割，全部形成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让他们来赚这么多钱。但是综合分析，我认为和国际汽车强国的切割对于中国汽车产业更不利。”

董扬说，中国汽车产业总体水平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切割以后对发达国家的坏处是提高成本，而对于中国的坏处是降低发展速度、减少技术来源甚至降低产品的性能，这对于中国的损失和危害是更大的。

其次，董扬强调要提高对汽车行业政策稳定性的重视。他指出，汽车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从汽车产品的属性和发展周期来看，各项优惠政策的制定应当明确至今后10年内。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根据财政部等四部门4月16日发布的最新文件，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征延长至2022年底。但董扬认为，这一政策应保持至2030年，免税政策可延续到2025年，后面5年采取减半征收。不仅如此，政策所对应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也应保持相对稳定。

他指出，汽车是资本密集的长周期耐用消费品，一个完整的开发周期是5年，而一个新产品诞生之后，又有5年甚至更长的生命周期，因此汽车的产销需要10年左右的政策周期，这样企业就可以按照政府10年后的政策导向进行产品开发。

“频繁变动技术指标要求，会让企业无所适从，疲于奔命。”董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