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弗里达·卡罗奇迹般现身墨西哥城现代艺术博物馆，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个人画展。她身着盛装，乘着救护车赶到，被抬进了画廊。病床在弗里达本人到达之前，就被卡车运到了展馆外，静候着主人。觥筹交错，龙舌兰飘香。

这位艺术家彼时46岁，这个世界留给她的日子不到一年。在弗里达短暂一生的大多数日子里，她都不得不卧病在床，饱尝伤痛与疾病之苦。然而她的蓝房子，这个墨西哥城里的禁锢之家，在她的魔法下成为了一个圣堂，一个五彩斑斓的展览馆，弗里达就在这里开出艺术之花。

“她从痛苦与磨难中汲取养分，创造艺术，”作家杰西·伯顿（Jessie Burton）说。为了向弗里达致敬，她也模仿着弗里达墨西哥城科约阿坎的蓝房子，将自己的写作小屋漆成了蓝色。“弗里达不只是被困在屋里，更是长年累月地被锁在了病床上。这也让她的艺术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抵抗。她企图打破四壁，表达自己，通过绘画讲述自己的故事。”

弗里达这一生的故事，就是艺术创造的胜利。她在逆境中所创造的艺术，成为了如今隔离中艺术家的典范。她的许多画作并不胜在尺寸大小，但却直击人心。1930年，较她年长也更为著名的丈夫迭戈·里维拉在底特律绘制壁画时，她早期的杰作《亨利福特医院》也正在酝酿出炉——画中那个赤裸的女子，向世人讲述着弗里达流产丧子之痛。在西方艺术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对流产如此直白的描绘。

在墨西哥，弗里达的卧室是她的避风港，同时也是她的舞台。伯顿表示，她的形象和艺术总是包含着表演元素。“所有的画作都蕴含着一种精神，接受一切境遇，但尽力而为，但你能从中读出太多复杂的东西。”

弗里达也许是在自我隔离中最能安之若素的现代艺术家了，但要是不让她去社交和调情，也是无法忍受的。雕塑艺术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就有一次险些被抓，在携着枪到来的迭戈·里维拉赶到之前，仓促跳下弗里达的小床，逃离蓝房子。野口回忆说，“她有太多事都无法去做，但却疯狂热爱这些事情。她无能为力，愤怒不已。”这些热爱而无力为之的事就包括跳舞，尽管她身体残障。

“境遇越糟糕，她就越晓得点缀自己，”瑟西·埃内斯特罗萨（Circe Henestrosa）总结说。埃内斯特罗萨在2018年策划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弗里达画展。弗里达幼年时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发育迟缓，明显比左腿细弱，于是她从小穿着长裙和三层袜子来掩盖自己身体上的缺陷。18岁那年，她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导致她脊柱断裂，骨盆破碎。埃内斯特罗萨解释说，弗里达巧妙利用了她独特的风格，融合墨西哥传统特瓦纳（Tehuana）连衣裙和现代欧洲风尚，将人们的眼光从身体躯干上调离，从而分散了她残缺身体所承受的注意力。

车祸卧床的那一年，弗里达放弃了自己的医生梦，转而寻求艺术的慰藉。这位艺术家已经把死亡视作故友了，还给自己起了个昵称“光头”，意思是她在画布上从不手下留情。她描绘鲜血，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从来都不手软。美国剧作家兼政客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e Luce）在收到共同好友的画像时心头一震。《多萝西·黑尔的自杀》描绘了艺术家多萝西跳下摩天大楼自杀的一幕。这是弗里达最为超现实主义的画作，而这个标签也正是她所抗拒的。“我从不把自己的梦境放到画布上”，弗里达说，“我所描绘的都是现实。”

弗里达的艺术直到今天还能引发巨大回响，更因为她的激进政治立场。她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带有浓烈的墨西哥骄傲，同时也是天主教徒。和丈夫相比，弗里达更加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策展人埃内斯特罗萨谈到了一幅未完成的自画像，在画中，斯大林的阴云笼罩着这位艺术家。这和后来模仿弗里达风格的商业化媚俗作品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她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最近激怒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后者在参观蓝房子时发推文表示，他钦佩这位艺术家，但她对斯大林的欣赏，他不敢苟同。

就在美国深受新冠疫情之扰时，埃内斯特罗萨在旧金山的笛洋美术馆策划了一场展览，展示这位艺术家奇妙绝伦的衣柜。现在，这些衣服和画作因为隔离，正孤独地关在漆黑的画廊中。美术馆馆长希望延长展品的租借期，好让展览重新开幕。引用弗里达的话就是，“脚，我要你有何用？我已经拥有翅膀，可以飞翔了。”在社交隔离期间，这无疑是鼓舞人心的。

艺术评论人海蒂·朱达（Hettie Judah）最近写了一部关于弗里达的著作，预计今年出版。她在书中讲述了弗里达如何在禁闭的岁月里，通过日记回忆早年的分娩、童年的小儿麻痹症。她贴着窗户呼吸，在墙上画一扇门，从中抽离。

和法国南部的马蒂斯一样，弗里达也将她平凡的环境变成了一件件神奇的创造。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她的艺术中，你找不到任何安慰。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