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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4月29日，北京明确快递外卖人员持绿码登记可以进入小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家门口或是楼底下收货，城市一度被疫情中断的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快递、外卖等行业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高度流动性的象征，快递员、外卖骑手也常被称为城市的“毛细血管”。
疫情爆发后，处于疫情中心武汉的实体店几乎全部关闭，大量生活必需品依赖平台网络进行运输，人们习以为常的骑手身影在此刻显得愈发不可或缺，平日里行人与骑手、顾客与平台工人之间的针锋相对似乎日渐消散。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研究团队自2019年夏天起便开始关注武汉平台工人群体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他们注意到，疫情期间，快递员的精神状况好于疫情发生以前，这可能与工作量的减少以及与客户关系的改善有关。
在社交网络上，“高收入”“高自由”的平台经济神话不时引发年轻白领“不如辞职送快递”的自嘲和感慨，这种自我调侃所忽视的，是平台经济高强度劳动、低安全保障与极端不稳定的严峻现实。研究人士指出，用一系列进步标签进行自我包装的零工经济从未改变过对劳动者的压榨，而且因为劳动者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种压榨其实更为残酷，社会学者Alexandrea Ravebelle直接将平台经济斥为“包装成进步的倒退”。以客户与平台工人间经常爆发的冲突为例，看似是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只是平台对劳资矛盾的巧妙转嫁：通过改进算法与程序设计，平台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将负担与危险抛给原子化的劳动个体，而在给予消费者极大的劳动监督权后，由平台自身不合理引发的矛盾被集中到“消费者-劳动者”关系上，平台得以遁迹无形，相反，平台工人大多只能在抱怨、吐槽与自我情绪消化中忍受这种不合理，他们缺乏合理维权的渠道。
郑广怀研究团队在针对武汉平台工人的调查报告中用“下载劳动”的概念反思了这种“高监管、低反抗”平台劳动特征。他们研究发现，工人下载的平台APP看起来是一个工作辅助工具，但实质上是“一整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换句话说，工人是将这种模式“下载”到了自己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自己原有的主体性。”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郑广怀指出，平台不仅塑造人，而且塑造着人所处的“现实”，工人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与情感，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无不为平台所操控，即使工人可以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调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采用灵活的办法来绕开系统，但这些“系统漏洞”也很快会被算法优化。
平台经济近年来深陷运营模式和劳工权益问题的争议之中，疫情爆发后，平台物流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虽得以凸显，但为平台打工的劳动者群体却处于高风险状态下，极度缺乏保障。零工经济所象征的“流动性”神话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停摆而中断，一方面也在平台工人的遭遇中显现出某种虚假。近30年，“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在从内陆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中，嵌套着个体对阶层流动的向往和追求。平台经济的“高薪”“自由”等标签契合于“流动成功学”的叙事，然而，正如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战洋所说，平台经济的流动性是破碎的，人们“被困在流动性所带来的残酷希望之中，越寻找安稳，越滑向更大的流动性”，此时流动不再意味着阶层的跨越，而是一种身心的不稳定。
疫情过后，平台经济能否超越现有的“破碎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还有待观察和研究。此外，正如战洋所言，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在缺乏学校等公共服务的支持时变为了“双重困境”，作为农村务工者托底机制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女性来说也不这么奏效，意味着女性再度成为“边缘的边缘”，女性平台工人在疫情中所受到的影响与暴露的问题也亟须更多研究关注。
1、劳资矛盾在今天是怎样变成消费者-劳动者矛盾的？
界面文化：从研究报告上可以看出，平台对工人的工作流程有诸多严密的要求（例如快递员递件五分钟内必须打两个以上电话，不可响三声就挂断等），惩罚力度也不轻，但在这样高密度的监管下，为什么总有消费者抱怨骑手或快递员工作不合要求，或者说，感到他们的工作“不够规范”呢？例如说外卖没有到，但骑手为了不超时在平台上选择“已送达”，又如消费者会抱怨骑手“找理由”要求自己出门取餐，而不是送餐上门。
郑广怀：平台系统的设计与工人的实际操作是有一定差距的。一方面正是因为平台系统设置严苛，工人不得不“耍小聪明”，比如说送餐平台系统设计40分钟送达（从商家出餐—骑手送餐—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而骑手在取餐送餐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商家出餐慢、找不到路、等消费者取餐等。这些状况都在消耗时间，为了不超时，骑手会选择“已送达”。
另一方面是平台设计的不合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消费者点餐时间与骑手送餐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比如说消费者点餐后显示的是40分钟骑手将会把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但是骑手接单的时间与消费者点餐的时间差并不在系统预算之内。假如骑手在消费者点餐后5分钟接单，骑手显示的是40分钟送达，而消费者方就是35分钟，这5分钟的时间差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者的不满。
界面文化：研究认为，平台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常被转化成工人与消费者、商家之间的矛盾。上一个问题中的“已送达”现象是否就是一例？可以再举一些例子谈谈平台与工人，消费者、商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具体有哪些，转化过程又是怎么实现的吗？
郑广怀：消费者评价机制直接增加了工人与消费者、商家三者的矛盾。在制造业或者传统工业中，矛盾主要是在劳资之间，而现代服务业越来将消费者纳入到评价与监督体系之中，比如五星好评和点赞。这样就将劳资矛盾转化为了工人-消费者的矛盾。
资方部分将劳动监督权交给了消费者，而平台设置的投诉或评价机制又给监督权的转化提供了便利。同时，平台设置的评价机制具有匿名性，这也给消费者实行监督权提供了方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12月的新闻，武汉外卖小哥因差评杀害店员（消费者）的事件，事情的经过是外卖小哥因超时被店员投差评，私下小哥去找店员请求撤回差评，但遭到了辱骂，骑手激愤杀害店员。
界面文化：平台经济兴起后，常有传闻说快递员与外卖骑手月入过万，尽管不少调查研究显示他们的平均收入没有这么高，但“月入过万”依旧成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身上的一个标签，这种社会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郑广怀：我们调查结果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快递员占比3.28%，外卖骑手占比2.15%。
这种认知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受招聘信息的影响。不管是在网络招聘信息还是招聘宣传单上，我们都能看到“做外卖月入过万”“加入快递月入过万”等类似信息。二是在外卖平台兴起初期，骑手跑单确实能够轻松过万，因为外卖平台在初期实行的是推广策略，派单价定价很高，而骑手很少，骑手有单跑，抢单的情况不多；而随着平台的持续扩张，入行的骑手越来越多，派单价也在不断下降，月入过万变得越来越难。但是起初月入过万的认知还一直存在，这也成为了平台营销的手段。三是突出某个时间段的收入，例如快递员月入过万与季节性有关，比如“双11”——这种季节性月入过万的认知逐渐演变成为了常态化的认知。
界面文化：许多白领时常调侃说，“辞职送快递可能赚得更多”，一些平台工人也认为送快递、搞配送是“赚快钱”的好方法。工作的价值是否正被逐渐单一化为金钱呢？你怎么评价这种社会心态？
郑广怀：这与整个经济形势有关。近几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是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不稳定工作的增加把工人排除在福利保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中没有获得公司提供的保险和福利。其后果是什么呢？工人在灵活的就业面前更加注重工资收入的增加，越来越着眼于眼前，而非长远的就业计划。因此，这种社会心态更多与福利削减和经济形势相关。这种社会心态并不会给人安全感，因为单一追求金钱或“挣快钱”的态度造成的是工人不断跳槽， 本身并不利于工人的职业生涯发展。
此外，白领的这种调侃，很大程度上还忽视了劳动环境、劳动强度和工作伤害等因素的影响。让白领体验送快递可以，真正作为全职工作，估计没有白领愿意。
2、平台模糊了劳动关系，损害了工人的精神健康
界面文化：除去运用人际关系弥补“弱契约”带来的不足，平台工人还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应对平台高强度的监管。与顾客、保安门卫以及其他工友搞好关系确实可以便利他们的工作，例如麻烦门卫代看包裹，就免去了再次派件的麻烦，但这是否也从侧面说明了以算法为基础的平台监管流程将现实简单化了，平台工人与平台之间缺乏对等沟通的条件？
郑广怀：平台系统与工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甚至说平台是在塑造人或者控制人，进而塑造人所处的“现实”。工人要按照平台的流程行事，虽然工人可以不按照系统的路线走，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基本的流程工人并没有反抗的余地。同时，平台在不断优化系统，工人偶尔利用的漏洞，也会被优化后的算法给补上。
界面文化：研究提出用“下载劳动”的概念来理解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平台APP看似是一个辅助完成工作的工具，但实际上却在重塑了劳动中的空间与时间，可以具体谈一谈信息技术与算法对平台工人的影响吗？
郑广怀：首先，平台控制人，工人按照平台算法做事。比如某购物平台试图实行算法监督，系统控制每个工人工作的时间，计算效率和速度，并报告出结果，进而发出指令，对于不合格的工人直接解雇。这样的信息技术控制着人的每个动作、速度、质量。尽管这样的做法尚未完全实现，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其次，平台工作严重损害了工人的精神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平台工人面临着消费者、商家以及社会的语言暴力。另外，时间控制也使工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精神健康状况不佳。
第三，平台模糊了劳动关系。工人与平台仅是签约关系，与外包公司是雇佣关系，甚至众包工人都没有雇佣关系，仅有与平台的签约同意。这种模糊的劳动关系使工人维护权益更加困难。
界面文化：社会学者Alexandrea Ravebelle认为，平台经济打着“灵活、共享、共赢”等口号将企业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你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郑广怀：灵活、自由是平台劳工入行的主要原因，如工人所说，“我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路线”，但任何风险皆由自己承担。平台就是“甩手掌柜”，这将一切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平台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解除了直接的雇佣关系。保险问题由工人购买意外伤害险，工人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公司可以推给保险公司。甚至说平台工人是否是平台的员工都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平台工人对平台公司的认同感很低。
3、消费者的肯定，远不足以改变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
界面文化：疫情期间，坚持在武汉工作的快递员与少数外卖配送员主要遇到了哪些困难？其他无法工作的工人情况如何？
郑广怀：主要困难是工作引发的健康问题。调研中发现，平台工人害怕在工作中感染病毒、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家人。在疫情期间没有工作的人中，已复工10人，132人在等待复工，打算转行的有5人，已转行并且开始工作的有1人。
界面文化：整体而言，平台工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认知较低，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不少社会舆论对快递员、外卖员的称赞和肯定，但根据调查报告，快递员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没有变高，反而是降低了，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郑广怀：这与快递员与外卖员的来源有关。在户籍方面，平台劳工主要来自于农村，占比71.54%，城镇户籍不足三分之一；来源地方面，2/3的平台劳工属于外来人口，武汉市内人口仅占24.22%。平台工人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与他们实际所处的社会阶层密不可分。
快递员与外卖员是非技术性人员，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虽然平台经济是新兴经济体，但快递员和外卖员并不是技术人员，相反，他们是被“去技术化”的工人，根据系统指令工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被消费者肯定，远远不足以改变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
界面文化：你认为，现阶段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平台工人的处境，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劳动保障？
郑广怀：首先，从劳动关系方面，规范平台工人的劳动关系。目前平台工人的劳动关系非常模糊，劳动合同的签订也很混乱，这不利于工人的权益维护。
其次，推动社会保险的覆盖，尤其是工伤保险。调研中发现，工人发生车祸的比例很高，而申请车祸的赔偿的比例不高。平台公司将交通风险转嫁给了个人，如平台所说“发生交通事故就去找保险公司”，平台公司并不认为车祸是工伤。
第三，优化平台系统。平台系统的漏洞不少，比如系统派单不合理，系统将取餐点远和送餐点远的单派给骑手，如骑手所说“乱派单”。
第四，改善社会公众对快递与外卖行业的认知。骑手与快递员遭受了消费者、商家、保安等人的诸多的语言暴力。这些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健康，甚至给工作带来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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