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的Bookends栏目都会有两位作家来讨论关于书籍的问题。本周的嘉宾是Dana Stevens和Benjamin Moser，他们讨论了对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们的看法。

Dana Stevens（Slate网站影评人、 Slate Culture Gabfest播客的主持人之一.她还为《The Atlantic》和《Bookforum》等多家杂志撰稿）：

我个人觉得，我们可能确实过度浪漫化了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们。在文学历史上，有一类恶习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就是编造那些关于本就依靠编撰故事而谋生的作家生平的神话故事。以至于在作者英年早逝后的差不多50年后，他们依然能保持着自己的名气。就像已去世的影星依然能吸引大批观众一样，早已英年早逝的作者们也仍然可以吸引读者去阅读已经泛黄的文字。但是，影星留下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像，而作者留下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作者的想法（如果是诗歌的话，我们则可以了解到语言的全新可能）。

当我们为了一位刚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的英年早逝而哀痛时，我们也在哀悼他未完成的作品，甚至还有那些没来得及动笔写的作品。卡夫卡先写完了《审判》一书的结局，然后才写出了其他章节，如果当时卡夫卡先写好了整体框架，再补充好章节间的过渡，那这本书读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西尔维娅·普拉斯没有自杀，带大了自己的孩子，并原谅了前夫特德·修斯的出轨，之后写出《爱丽尔》诗集的续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译者注：美国著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63年2月11日自杀时，在书桌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弹簧活页夹，里面是四十首诗作的手稿合集，集子最初的起名是《爱丽尔和其他诗》。）如果约翰·济慈没有在26岁时因肺结核去世，中年危机会给他带来写作灵感，让他再写出25岁时他写给未婚妻的“如果我还有时间，我会让人们记住我”这样的诗句吗？在济慈还活着的时候，他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抒情诗，被批评家批为是“低俗的错误”，然而这些诗后来却踏上了英语浪漫诗歌的神坛。
作家并不是最长寿的一类人。奥斯卡·王尔德46岁时去世，108年后，同样时年46岁的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家自缢；简·奥斯汀在41岁时因重病不治而亡，此时正是她创作的巅峰时期；埃德加·爱伦·坡在40岁时，死在巴尔的摩一个投票站，很有可能是酗酒所致；勃朗特姐妹没有一个活过30岁。当然，英年早逝和处境潦倒绝对不是影响写作水平的因素（更不能说写作导致了作家的毒瘾和自杀）。比起那些积极向上的作家们，人们常常认为那些内向抑郁的人会选择写作这条道路，同时他们的处境也会相对艰难，更是难以拒绝毒品和酒精。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些英年早逝、出色作品相对较少、死后作品才被挖掘出来的作者们居然成为了文学纯粹性的代表，甚至在那些很少阅读、甚至没有阅读过他们作品的读者眼里成为了文学中恒久的文化力量。

也许理想化地看待英年早逝作家的作品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毕竟被残酷的命运剥削走的不仅仅是这些作家的写作生涯，被一同剥削的，还有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去爱、去失败、去敬畏、去笑、去生气的机会。凭借他们的天赋，他们很可能将所有这些经历转化成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他们选择将其用在刀刃上，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写作，因而影响了数个世纪后代的头脑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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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Moser（著有《Why This World: A Biography of Clarice Lispector》 ，并入选图书评论界奖最终评选环节。曾在《Harper’s Magazine》开设专栏，现正在写作苏珊·桑塔格的官方专辑。现居荷兰）：

荷兰小说家哈里·穆里施在谈到英年早逝的作家时，讥讽他们“毫无天赋”。哈里·穆里施活了83年，著作无数。他是有毅力的典范，而且无论他真实年龄有多大，他都认为自己的“实际年龄”顽固地保持在了17岁。

“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火车撞？为什么会被流星砸中？这有什么意义？有人对未来感到焦虑和害怕，但我不是这样的人。至于死亡？跟我没什么关系。”在他发表这番目中无人的言论时，已经是一位高龄老人了，但此时的他既没有失去活力，也没有忘记真正的天才所需的特质：永不言弃。

和唱歌、跳舞的天赋一样，长寿的天赋也是不公平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跳舞，也并不时每个人都能老去。但和许多其他天赋一样，继承这种天赋只是基础，能利用其获得成功就是菜更为难得。正因如此，只有极为少数的天才能够获得最必要的天赋，那就是能够无休止的工作。

这种天赋从很多角度来说都难得可贵，但它绝对和“浪漫”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天赋就像是金钱，现在金钱和工作是最简单但也最有用的东西，而在过去，这两样东西可以换来一个故事，这种故事才可能和“浪漫”沾点边。不过，为了生存，作家们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具备那些不够浪漫的特质。

《纽约客》杂志的Joan Acocella刚来到纽约时，加入了一批“聪明而又大胆”的艺术家之中，她想要看看这些人将会如何发展。数年后，这些艺术家一个个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离婚、职场失意和可卡因”摧毁了他们。“那些最终获得成功的人，不仅聪明，还有不少脚踏实地的特质：耐心、抗压、勇敢。”

这些特质本身都绝不浪漫。我们永远也预测不到事情的进展。也许Joan Acocella所描述的种种脚踏实地的特质，会完全摧毁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表达天赋；也许这三位诗人会像兰波一样，在死之前已经表达完了所有想说的话。

这会是件糟糕的事情吗？运动员和舞蹈家就可以接受他们职业生涯很短的事实。不知是对是错，但我们总把写作当作时一种精神实践，一种和作者生命并存的东西，当它被缩短时，总会给人以不完整感，就像是缺失了塔尖的教堂一样。这个想法本身就被浪漫化了，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对英年早逝的作家记忆更深刻。

对任何人来说，英年早逝都是现实开的一个玩笑。浪漫与伤感的界限也是区分哀悼与刻奇的界限（译者注：刻奇出自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用于形容19世纪那些过份夸张情感和戏剧化的审美和作品，与矫情、媚俗的含义紧密相关），跨过这条界限就等于过分颂扬了死亡本身，而没有铭记生命中实现的那些成就。

在药物滥用、车祸和性病中寻找“浪漫”本就荒诞不经。真正应该敬仰的是作家们的才华：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坐到桌子前，并坐在那里保持一动不动地又活过一天。作家们和普通人一样，从来不缺少放弃的理由。我们绝不该因为作者的死亡、或是他们可能成为的样子去铭记他们，而应该是铭记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真正成为了的样子。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