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外的阵阵的改革风云,依然是我密切关注的对象”,十年前,入狱后的牟其中给《中国企业家》杂志来信中这样说。他在信中批评郎咸平,“郎咸平虽然气势汹汹,但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违反了历史的潮流。”
十年转瞬即逝,潮起潮落,牟其中仍在狱中。他认为,今年9月22日湖北高法开庭的南德案审理,“标志从1996年3月18日开始的南德平反斗争从此进入了程序性的胜利通道。”
在最近一封给《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来信中,牟其中称:“明年南德试验将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南德试验新阶段的任务是跟随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知青政治家去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历史的大门。”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我们完成了这次书面采访。
CE:最近牟其中先生对中国经济及改革中的哪些问题比较关心?
牟其中:最关注的是,我国能否抓住他认为的世界历史500年左右才会出现一次的机遇?为此我分别于去年11月和今年8月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报告经监狱审查交夏宗伟打印整理后寄给了中央和国务院。通过两份报告的形式,提出了一部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我的要求,也分别寄给了部分中央智库和开设有马克思主义课的高等院校。
我认为南德试验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写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置于了经济科学之上,从而也就具有了普世价值。我认为与19世纪英国人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实现了大国崛起,20世纪美国人高举自由民主旗帜,奠定了当今世界秩序,实现了大国崛起一样,21世纪中国人将高举着智慧文明生产方式的旗帜,改写世界的经济版图,实现大国崛起,从而完成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第一份报告中,我提出了用平稳分蘖的企业制度,重新构建我国微观经济制度的政策建议。目前全世界都在热烈拥抱“分享”、“创新”等等概念,其实南德试验早在上个世纪的1996年已经提出来了,并且发表了《智慧经济南德宣言》和《南德集团平稳分蘖条例(试行)》;提出了不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智慧为中心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并认为因为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比拟的效率,而必然将其取代。
可惜如赫胥黎讲的一样:“历史给人类的告诫是,一种崭新的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哥白尼生前不敢出版推翻了“地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弥留之际才看到了该书的出版;布鲁诺与伽利略因为宣传这一发现,一个被送上了火刑架,另一个被送上了宗教法庭。我自己比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幸运,因为虽然三次入狱关押时间总计已超过了22年,但毕竟活下来了,还有机会把按这一原理的企业模型建立起来,并向全世界推广。
根据南德试验的结果,我认为目前世界正在发生类似于公元1800年左右的变化。公元1800年左右人类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起了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但是,我不同意将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定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是一场信息革命。工业革命研究的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而信息革命研究的则是精神运动的规律。
我担心如1996年我国被联合国经合组织提出的当代经济的特征是“知识经济”所误导一样,又轻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南德试验1996年针对“知识经济”概念,提出了“智慧经济”概念,并发表了《智慧经济南德宣言》,证明其经济效率会发生爆炸式的增长。
CE:作为第一代中国企业家,你如何评价这30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功过荣辱?他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资本与企业家的合理关系是什么?
牟其中:第一代企业家都是革命家,身兼办好企业、创造利润的企业家使命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家使命。双重使命是我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宿命。
对此,邓小平有深刻理解,他派习仲勋同志去“守住南大门,杀开一条血路”。南德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创办的第一家民营企业,诞生于1980年2月13日,当时的名称为“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后来又多次更名,但均为牟其中一个人投资。为了叙述方便,均以“南德”相称。是受胡耀邦同志之托创办的。
在文化革命中,反对“四人帮”,我与人合作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在四川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被判死刑,两次差一点就被执行了。三中全会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同志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几个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中办安排一个五人小组去到四川万县沙河看守所死囚牢,传达了这个批示,释放了牟其中。我当场表示要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从事南德试验。
南德集团是一个私人企业,其存在与运行不可能不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冲突。所以审查、打击、关押、审判,就成为了家常便饭。
1983年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到经济领域,四川万县市政法委书记又立即安排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审查南德。三个部门审查之后向这位书记汇报,没有发现南德有违法犯罪问题。这位书记说:“你们太天真,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于是下令由万县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取缔,抓了一半职工,共11人。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题词肯定深圳特区。中央发文纠正“在经济领域反对自由化”运动中的错误。经姚依林、胡启立等同志批示,我第二次获得释放。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出了“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帽子,其“罪状”是“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一思潮在小平去世后发展成为了1997年左右企图扭转改革方向,否定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北京地下〈万言书〉》事件。
这股思潮诬陷改革开放致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培养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危险。我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我被阵前点名,又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于是就根据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研究“丹麦模式”之后留下的文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授与南德研究院合作,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小册子,并以此为题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报告。代表中国民营企业表示了对《北京地下〈万言书〉》思潮坚决反对的态度。
1997年5月29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著名的“5·29讲话”,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邓以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态度,化解了国内外对小平去世后“中国向何处去”的猜测与担忧。为了对抗中央“5·29讲话”重大决定,《万言书》思潮与几个企图金蝉脱壳的犯罪主体狼狈为奸,制造出了关押牟其中17年、审了18年也无法结案的南德信用证案件。8年无法结案的原因是因为案件成为了一个试金石。
《万言书》思潮制造南德假案的目的是要用它来证明中国民营企业都是以诈骗国有资产致富的新生资产阶级,以此证明改革开放中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改革派”,即令人生畏的“资改派”,企图以此推翻中央的“5·29讲话”决定;但是,如果审理的结果是南德不但无罪,而是在为了保卫国家金融资产安全,和与犯罪团伙的斗争中有功呢?这就是一些对邓小平理论离心离德的各级领导人拼命阻挠南德案件开庭结案的真正原因。
18年来,以中央多位领导、中央公检法单位中不少领导、办案机关中绝大多数经办人员和以我、夏宗伟为代表的南德员工、朋友、家属为一方,与以《万言书》思潮和犯罪团伙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天地、动鬼神的斗争。斗争经过了证据、信用证法理和我国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三个阶段,一波接着一波,斗争之激烈,足以与中外历史上任何著名的捍卫真理的斗争媲美。
先举一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斗争中出现的信用证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完善,先后出台过三个专门的司法解释,即2001年1月23日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2005年10月2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规定〉的说明》和201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再举一例。三任总书记,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不但始终关注南德案件,而且都亲自批示过,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审理。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试问世界上还有另外哪一个司法案件受到过如此的高度关注?享受过如此的殊荣?
其原因是这个案件成为了一块试金石,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是新生资产阶级呢?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关系到是否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1840年以来175年救亡图存的经验,只有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路线、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要务就是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舍此别无他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历史要求,决定了民营企业在我国当代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因此,发展民营经济也就具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性质,与当年毁家纾难、血染荒郊的志士们的行为具有同等神圣的意义。
第一代企业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以身试法,用血肉之躯去撞击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后来者开辟前进的道路。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例如温州的“八大王”、傻子瓜子,有哪个没有坐过牢的?不然,邓小平为什么要求习仲勋去杀开一条血路?
经过35年的发展,根据去年国庆节时央视用图画标明的数据,我国民营经济已占国家经济总量的60%、税收的70%、就业的80%。民营经济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当前中央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经济发动机换挡,民营经济必定以其独有的灵活优势,在我国经济的升级换代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CE:你所理解的“互联网+”与传统企业关系是什么?
牟其中:有人给“互联网+”下的定义是“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片”。我认为这个定义太复杂,而真理一定是简单的。
我给“互联网+”下的定义是:人类使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对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实施全面改造的过程。
“互联网+”将颠覆目前全世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生产方式,将由工业文明生产方式转变为智慧文明生产方式。因为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而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是以劳动为中心的,所以,这个过程又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由于生产方式的被改变,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形态,以至文化内涵都会随之而改变。
里夫金最近在新书《零边际成本社会》中宣布:“30年内,共享社会终结资本主义”。南德试验在1996年提出了智慧经济概念,反对知识经济概念,发表了《智慧经济南德宣言》,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得出了与里夫金相似的结论。
南德试验得出结论:目前的企业制度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淘汰优秀人才的逆向淘汰制度,与公司制淘汰过工厂制、工厂制淘汰过手工作坊制一样,目前的公司制也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其原因不是它不符合道义的要求,而是它已经与自己培育出来的新的生产力产生了矛盾,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演化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而这个新生产力使用的工具就是电脑+互联网。
CE:对于明年,你会有哪些计划和打算?
牟其中:当然有变化。形势变化了,目标自然也就变化了。10年前我们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鼓舞下,奔走于中央各政法单位之间,要求开庭结案。
10年后的今天,在十八届中央“四个全面战略”的推动中,9月22日湖北高法已经恢复了对南德案件的再审,审理结果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意外,其理由是:
一、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运行,实行了终身追责的独任法官制度;二、今年3月18日中央出台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文件及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贯彻这个文件的《实施办法》,排除了此前湖北高法遭受到过的多次严重法外干扰;三、在十五届中央主要领导人“既要收集不利于牟其中的证据,也要收集有利于牟其中的证据”批示指导下,公安侦查得出的预审材料和2005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法律证据和规定既可以还原出事实原貌,又对信用证的性质和法律适用作出了科学的规定。
有了上面三条作保障,南德案件虽然纠缠、打斗了18年,但终于仍必然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不久的将来,在审限时间内法院走完必要的司法程序之后,就会宣布南德无罪。
因此,明年南德试验将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南德试验新阶段的任务是跟随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知青政治家去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历史的大门。南德理事会最近起草了《我们凭什么能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历史的大门,和如何去打开这扇大门?》。
CE:你恨什么?
牟其中:爱远远多于恨。我信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行于掌”和“宽容”的哲学理念,认为这是人类几千年进步的最基本保证。因此也被很多人批他太傻,经常被人骗,太轻信,总认定人人都不会说假话,故意害人。
因此,我不恨什么。对加害于他的人,我认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其行为只是代表了某种理念、观念和意图,而这些危害了社会的理念、观念和意图又是由更长久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一个有抱负的人的责任就是应该去改变这种生产关系,而不是恨。因为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人的本性。
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一个具体的人不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具体原因,而对另外的人形成自己的独特价值判断,施加祸害。
对这样的人应该惩罚,但不宜太在意,如果太在意,整天心怀仇恨,因筹划报复而影响自己对目标的追求,那就是在客观上执行了加害自己的人的遗嘱,继续阻挠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只恨一种行为,那就是背叛。在1997年开始的坚持改革与反对改革的长时间大搏斗中,民营企业家中有的人不去保卫自己生存的土壤,反而奴颜婢膝,讨好反改革势力编造出来的“原罪”之类诬陷不实之词,还在媒体吹嘘“原罪”是自己发明的,企图以同一个战壕战友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一类人最可恨。这类人口称“在商言商”,与当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中华民族存亡之秋时,提倡“勿谈国事”、“读书救国”一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商言商”在风平浪静时可以,对一般企业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但对于企业家中标志性的人物不行。当有人要消灭自己代表的这个社会群体时,还把头埋在沙土中幻想“在商言商”,就无异举着白旗,带领大家投降去了。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消灭了,还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吗?没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大国崛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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