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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Papi酱引发的“冠姓权”争议和美剧《美国夫人》中的女性力量角逐。
Papi酱“冠姓权”争议：“随父姓”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吗?
在不久前的母亲节，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大讨论。刚刚于今年三月诞下一子的Papi酱在微博晒出了自己抱着孩子的照片，并慨叹当母亲不易，以此表达对全体母亲的祝福。或许是因为照片中的Papi酱略显疲惫，一位网友抓住了这一细节，并将其与Papi酱此前称孩子为“小小胡”、称丈夫为“老胡”的微博联系在一起，指出“孩子还是随父姓”。
这句评论看似逻辑不通，却让不少原本支持Papi酱的人瞬间倒戈，认为她让孩子随父姓的做法违背了一直以来“独立女性”的人设，“给女孩子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还有人认为，“随父姓”是重男轻女的根源，作为男权社会中身处弱势的女性，争取“冠姓权”就是为了与父权制相抗争，否则就是为其添砖加瓦。
尽管Papi酱从未以独立女性自居，但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她都十分符合人们对独立女性的认知。譬如，她曾在某档节目中谈及婚姻观，提到她与丈夫过年都是各回各家，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这种做法在传统家庭中并不常见，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女方在婚姻关系中成功争取男女平等的体现。而如今，Papi酱不但没有免俗地生了孩子，还让孩子随父姓，可以说与其他传统女性无异，这无疑打破了一些人对独立女性的期待。
事后，Papi酱将去年一条题为“如何说话不被挑刺”的视频置顶于微博首页，似是对网络上的“挑刺狂魔”作出回应。然而，这没有阻挡恶意的蔓延，有批评者甚至进一步将Papi酱等未让孩子随母姓的已婚女性一律贬低为“婚驴”和“胎器”，指责她们将“冠姓权”拱手让给丈夫是对女性的背叛，在思想上仍未摆脱对男权的依附。
那么，让孩子随父姓真的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吗？
从历史的角度看，“姓”的主要功能是“别婚姻”，即区别血缘关系。尽管“随父姓”是农耕时代父系社会的产物，但最初建立这一姓氏制度的原因却不只是出于男权，而是考虑到社会的整体效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在《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中对此有过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古代中国“从夫居从父姓”的制度是为了确保同一个氏族具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不会结婚生育，从而有效稳定村落社区制度，延续单姓村落。对于个别“入赘”的家庭，男方则要“从妻居”，而后代必须“随母姓”，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持单姓村落既有的组织架构和秩序。
如今，“从夫居从父姓”的制度早已衰落，从法律的角度看，今天人们探讨的“冠姓权”并未偏袒男性。《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平等意识的加强，许多家庭开始作出改变，例如让子女随母姓或将父母的姓氏并置于姓名中。自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愿意让一个孩子随父姓，另一个随母姓的家庭亦不在少数。但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子女随父姓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若打破这一规则，很可能引发其他问题。例如，随母姓的孩子容易被认为是二婚带来的孩子，也有人担心孩子未来的财产继承会受到姓氏的影响。
中国妇女报的文章《“冠姓权”，究竟争的是什么？》也指出，“冠姓权”看似是两性之争，其实却是“两姓”之争。“宗”“姓”的传承不仅被看作是血脉延续、传宗接代，还表现为家族财产的延续。今天，男女双方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决定子女姓氏的平等权利，但还必须面对姓氏背后文化、利益、制度设计等影响的现实。因此，争取“冠姓权”不仅是个人诉求，更代表着一个家庭的诉求，其背后既有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同平等意识的增长、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心理分不开。
回到此次Papi酱微博引发的风波中，我们就会发现，批评者们并未考虑到姓氏背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也未考虑女性在实际行使“冠姓权”时可能面临的顾虑，而是简单粗暴地将“随父姓”与“男权”绑定，以此判断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是否足够“独立”。在这一逻辑下，顺应传统即是屈服于男权，无论当事人是否财富自由、人格独立，或具有平等意识，只要稍有利于壮大男权的行为（包括让孩子随父姓）都会被认定为“女奴”。在这一逻辑下，让孩子“随母姓”比“随父姓”的女性更独立，不婚不育的女性比已婚生育的女性更独立，由此推之，女性若想真正“独立”，就必须完全摆脱男人、摆脱家庭，甚至摆脱社会才能做到了。
显然，追求这样的“独立”是不切实际的。公众号“ Vista看天下”作者指听撰文指出，辱骂Papi酱的人其内在逻辑本身就让人迷惑，在这些人心中，女性似乎只分为“独立女性”和“女奴”两种，但对于女性而言，“冠姓权”作为一种权利，关键不在于“跟谁的姓”这个结果，而在于过程的“可选择”。许多声援Papi酱的网友也表示，为子女冠姓起名原本就是夫妻双方的私事，无论孩子跟谁姓，都是共同决定后的结果，不能说明双方在家庭内部地位的高低，更不应该因此遭受他人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揣测。
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事件中以侮辱性言辞对已婚女性进行“婚驴讨伐”的人绝大多数也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声称维护女性权利、自诩女权主义者的人们已经站在了女权的反面。正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文章《为“冠姓权”怼天怼地，对争取性别平等无益》所言，“以所谓‘冠姓权’为靶子争取性别平等，掩盖了部分人对公民的普遍权益的漠视。性别权益的争取，不该以牺牲一个群体的合法合理权益为代价，来实现另一个群体的权益的上升。否则，那就不是捍卫性别权益的平等，而是一种精致包装下的权益侵占，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利己主义。”
《美国夫人》与《平等权利修正案》：女权主义为何举步维艰？
为何女性会为难女性？这是很多女性问题引发争议后令人颇为不解的地方。如果说女权主义旨在消除性别歧视，为女性谋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那么又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言论出现在女性群体内部？
日前正在热播的迷你剧《美国夫人》或许可为以上问题提供部分解答。这部剧取材于真实历史，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Phyllis Schlafly与一众第二波女性女权者围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展开的政治斗争。早在1921年，ERA就在美国国会中被提出，它规定合众国及各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否认或剥夺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然而，这项修正案直到1972年国会参众两院才表决通过，而若想真正生效，还需要在七年内获得四分之三的州（即50个州中的38个）批准。
剧中Schlafly决定组织反ERA运动时，ERA已得到28个州的批准。彼时，第二波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以自由派为主导的女权主义阵营凝聚着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女性精英，其中就包括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女权领袖Gloria Steinem，《女性的奥秘》一书作者、被誉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的Betty Friedan，以及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总统候选人Shirley Chisholm。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几年间，Schlafly领导的反女权组织迅速崛起，不仅成功制止了ERA生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女权主义的中坚力量，第二波女权运动就此由盛转衰。
相比女权主义者多样化的诉求，Schlafly攻击ERA的火力更为集中。她认为，ERA打击的正是美国主流社会中占据绝对数量的一群人——家庭主妇。Schlafly在公开演讲和论战中多次称ERA是女权主义者的阴谋，ERA的通过将破坏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威胁家庭价值，还会让部分女性失去原有的保护，例如迫使家庭主妇外出工作、取消寡妇的社会保障金、强制女性参军、男女混用公厕等。“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生活在女性极权的噩梦之中了，”她如此声称。
事实上，推动ERA是为了让男女都有权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而不是要消除男女之间的全部差异。但女权主义阵营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的确不乏对家庭主妇的批评与轻蔑。譬如Betty Friedan在著作《女性的奥秘》中就将婚姻比作“一个舒适的集中营”，这无疑让家庭主妇感到了敌意。在《<美国夫人>：这些家庭妇女为何反对女权运动》一文中，作者重木指出，对于Betty Friedan等激进女权者来说，家庭主妇之所以看不到父权体制和家庭对其的剥削与压制，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无知以及其逆来顺受。而其他主流自由派女权者对家庭主妇的忽视，以及对黑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利益和欲求的忽视甚至排斥，也直接引起了对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概念的质疑。
重木认为，Schlafly能够成功的本质原因在于她抓住了女权运动中的缺点和局限。通过调动人口基数巨大的家庭主妇群体，并利用话术对ERA进行耸人听闻且缺乏事实根据的解释与污名，Schlafly成功引起了家庭主妇们的危机感。最终，这一群体为了维持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特权”，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女权运动领导层内部对于诸多议题的分歧和不同侧重也导致原本团结在一起的女性力量一步步瓦解，难以抵挡保守派的强势反戈。
借由对反女权领袖Schlafly的刻画，《美国夫人》揭示了第二波女权运动走向衰落的原因，也让人们反思女权主义长期存在却未受到重视的内部分化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女权的声音无懈可击。许多评论指出，Schlafly本人就不乏自我矛盾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她虽然在反ERA运动中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价值，自己却将家事交给亲戚和保姆，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事业上。剧中作为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领导者的Bella Abzug更是戳穿了Schlafly的虚伪，称她本质上就是个女权主义者。
历史学家Marjorie Spruill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也表示，Schlafly对ERA的态度有模棱两可之处。在剧中可以看到，Schlafly最初听说ERA时，并未表现出太多反感，她的注意力原本就不在女权问题上，而在于政治和国防。历史证据也显示，Schlafly最初认为ERA无伤大雅，甚至可能是好事，直到1971年年底，她还对其他保守派女性表示她不确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或许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说，Schlafly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她反对ERA是希望利用其优势帮助自己实现跻身政坛的抱负。
讽刺的是，尽管Schlafly声称自己从未受到歧视，她却未能真正获得男性当权者的尊重。卫报专栏作家Moira Donegan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反女权主义者，剧中的女性都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承受着男权的压迫：Schlafly为争取第二次竞选国会议员，不得不忍受一位男性官员对她品头论足；后来，当她参与男性政治家组织的闭门会议时，也因女性身份而受到轻视。另一边，Gloria Steinem曾为出版杂志讨好一位出言不逊的男性出版商，善用政治手腕的Bella Azbug试图仰赖男政客来推动ERA，而坚持原则的Shirley Chisholm则在竞选女总统之路上屡屡受挫，最终认清了政治体系的腐败黑暗。
“不得以性别为由否认或剥夺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在ERA提出这项看似理所应当的规定后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针对女性的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比起在男权中央掀起变革，更难的或许是消除女性群体内部的分歧，建立统一的力量。正如Shirley Chisholm在竞选失败后对其他女权者发出的警告：“权力不对任何事情让步。如果我们不追求真正的平等，就要永远祈求男人，拾其牙慧，用女人来交换空洞的承诺。”
参考资料：
蔡敏，《“冠姓权”，究竟争的是什么？》，中国妇女报
https://mp.weixin.qq.com/s/zfHX3V8RFVs0zOF9DQRDlw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370547.html
指听，《papi酱孩子姓什么，何以变成“女性围剿女性”？》，vista看天下
https://mp.weixin.qq.com/s/n6wxERy6qok1W5Qo9n6RAw
王钟的，《为“冠姓权”怼天怼地，对争取性别平等无益》，中国青年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377681
重木，《<美国夫人>：这些家庭妇女为何反对女权运动》，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393923
Meredith Blake, How accurate is 'Mrs. America' s' portrayal of Phyllis Schlafly? We asked a historian, Los Angeles Times
Sophie Gilbert, We're Living in Phyllis Schlafly's America, The Atlantic
Moira Donegan, What Mrs America gets right and what it gets wrong about 70s feminism,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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