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承泽的口音几乎没有台湾腔，但也不是北京胡同式浓重的儿化音，而是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带有些八旗子弟的余韵。这样的口音，我们经常会在由常枫或者赵雷演绎的那些、由外省移民第一代拍摄的台湾老电影中听到。

而据他自己讲述，“我小时候的口音更加京腔，后来读书为了融入大众，才刻意学了些台湾口音。”

近日，由央视制作播出的、探寻家族历史的纪录片《客从何处来》第二季播出，在节目中，钮承泽又一次回到故乡北京，算是代为从青年时代就离开这里，最后落户台湾，并终其一生也没有回到故土的父母寻找着祖先的痕迹。

原乡人

钮承泽随着节目组来到北京一座隐匿在胡同深处、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高级酒店，在那里，他被安排与外婆的弟弟——他的舅公进行会面。

这座位于交道口北兵马司胡同的酒店，是钮承泽曾外祖父曾经的家。向导为他一一指认:“这是你太公的房间，你外婆住在那里……”钮承泽觉得很新鲜，却还有一些迷茫挥之不去。

在此之前，他虽然来过北京多次，从未有机会回到过祖先的旧居。

如果按照满族的姓氏全称，钮承泽的名字应该是“钮祜禄·承泽”，“我的祖先是钮祜禄氏，祖上出过六位皇后，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慈安太后。”钮承泽说。

而他母亲的家族向上追溯则发源自安徽，但后来也落户北京，“我太婆的父亲当过恭亲王的总管，而太公的舅舅据说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在袁去世的时候，也守在旁边。”甚至在钮承泽的家族内部，一直还暗暗流传着关于袁世凯死因的秘密传说。

“在我的心里，有一座我自己的北京城。”钮承泽说。

那是他根据史料、某张家族的老照片、小时候读过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外婆与父亲絮絮叨叨地讲述，并最终加入想象，自己拼贴而成的北京城。

1995年，钮承泽第一次来到北京。那一年，他29岁。

“那时我在陕西拍电影，在陕北待了三个月，我的好朋友屈中恒正好也来大陆拍戏，工作结束后我们就在银川会合，然后一起来到北京。”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北京，屈中恒陪着钮承泽一起，见到了大批钮家的亲戚。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住在破旧的筒子楼中，在那里，钮承泽边喝着呛到嗓子眼儿的北京二锅头，边听他们用柔和的京腔说着从前的故事。

对于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感受，钮承泽用“大惑得解”来形容。

“我和我弟弟的牙都很烂，但我妈简直是齿如编贝，我爸的牙也还好。结果来了北京一看，基本上钮家的人都是一口烂牙，让人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强大。”钮承泽说。

还有一次让钮承泽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在北京，堂哥陪他出门，出租车上，“我堂哥坐在副驾驶上，我坐在后排，我看到堂哥留着平头的侧影。”那一刻。钮承泽心里一动，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堂哥身上见到了父亲——一个他从未有机会认识的、年轻时候的父亲。

第二年，钮承泽又趁着去天津拍戏的机会再次来到北京。

正值旧历新年前夕，天气很冷。某一天的黄昏，他去了景山公园，有雾，站在亭子上，向下望去，是一片苍黄中的皇城风景；向上望去，看见的是破碎又斑驳的琉璃瓦屋檐，上面零零落落地长着野草，在冷风中摇曳。

那是钮承泽第一次意识到北京城的美。

很多年以后，钮承泽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他变成了紫禁城的一只鸟，“像电影航拍长镜头一样，俯瞰着下面的庭院楼阁。”

五十多年来，关于被时光与海峡阻隔的故事，两岸已经讲述得太多太多，其中有于右任式“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悲歌，也有余光中式“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式苦涩的调侃。但虽然身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钮承泽却并不喜欢在电视中讲述那些煽情的段落，他甚至不喜欢龙应台那部著名的《大江大海1949》，因为“动人的是那些故事本身，而并不是煽情的文笔。”

很多时候，在录制《客从何处来》时，钮承泽会在镜头前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唯有一次，面对录影机，钮承泽略显激动，他说，“请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在那五分钟里，他究竟思考了一些什么，但五分钟过后，钮承泽的神态又重新变得坦然。

台湾作家钟理和有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叫做《原乡人》，“原乡”是台湾特有的词汇，源自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对于广义上大陆的称呼。而钮承泽形容北京，会说，“北京就是我的原乡。”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在钮承泽的生命中，有两个人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一位是与他血脉相连的真正的父亲，而另一位，是导演侯孝贤。

他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和画家，但在钮承泽的眼中，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年少离家加入军队，然后在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作为内战中失败的一方，从此困居海岛，少年子弟就在外省的江湖渐渐老去，再也没有等到“归家洗客袍”的那天。而钮家这一脉的荣光也仿佛随着父亲来到台湾的那一刻起戛然而止，从此之后，更多地意味着破败与衰落。

在少年时代，钮承泽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和你爸一模一样。”因为父亲的人生，是他所见过的“最悲惨的人生。”

背井离乡，郁郁不得志，命运似乎觉得这些元素还不够悲剧，随后又狠狠加上了更浓重的一笔。“那时我还在上小学，父亲有一次在伏案画画时，突然发现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后来去医院检查，就确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病）。”钮承泽回忆说。

父亲的世界从此被疾病所禁锢，钮承泽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亲厚，父亲留给他的印象，就是他在深夜回家之时，看到的那个孤灯前落寞的背影，一手握着颤抖的毛笔，不停地在给大陆的亲人写着家书。

“我疼惜他，怜悯他，但并不尊敬他。”钮承泽说。

除了现实生活，钮承泽很早就拥有了另外一个存在于光影中的世界。他的外公张载宇交友甚广，而喜欢京戏的外婆也与艺文界来往甚密，九岁时候、模样清秀的钮承泽，就已经踏入电影圈当小童星。

十五岁那年，因为电影《小毕的故事》试镜，钮承泽与侯孝贤“相遇”，从此，侯孝贤成为了钮承泽人生中父权的投射与象征。

“你知道吗？我现在才敢用‘相遇’这个词。以前不敢的，因为他是那么伟大，让我仰望，我现在敢用‘相遇’，是因为觉得，我也可以开始让他感到荣耀。”钮承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九岁开始演戏，敏感的钮承泽见识到太多导演在片场颐指气使的粗暴模样，但侯孝贤，却显得颇为不同。

“我记得，那时候在片场，一群人，乱哄哄的，后来一个看起来有点痞的人走进来招呼我，让我跟他出去拍照，我听见其他人都叫他‘孝贤，孝贤’。”

随后，他被通知饰演剧中男主角毕楚嘉的少年时代。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里，侯孝贤成了钮承泽心目中唯一的偶像。

“在片场，我戏里吃剩下的芭乐，他拿起来就吃。”“有时候，他和我说话时，会勾一下我的脚，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我妈那时候还帮我起了一个艺名，因为她觉得钮承泽太复杂，不好记，我妈想让我叫做钮泓。是侯孝贤又给改了回来，他说，钮泓有什么好？钮承泽，‘有存折’，一定会有钱！”

今天，钮承泽还能够无比清晰起回忆起与侯孝贤相处的每一个细节，但就像这世间所有的儿子都与父亲有一定程度的隔膜一样，钮承泽也不能够理解全部的侯孝贤。

“《小毕的故事》之后，我又演了他的《风柜来的人》，但最后看剪辑好的成片之后，我睡着了，因为我原来还以为，这会是又一部‘小毕’，没想到，侯导变了。”

而在《风柜来的人》之后，侯孝贤拍了《东东的假期》，“那部电影里没有我，我很害怕，我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但钮承泽问不出口。

至今，面对侯孝贤，他依旧显得沉默而害羞，就像每一个渴望获得父亲赞赏的儿子一样；而侯孝贤，也像任何一个不苟言笑的父亲，几乎从不夸奖他，只是在他需要时，默默提供一些支持。

在钮承泽十九岁那年，父亲的病情彻底恶化，从此住在了医院中，再也没有离开。“他丧失了呼吸能力，我帮他做人工呼吸，上了救护车，看着他插管，医生说他可能只剩两个礼拜的生命。他从此再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但却又意识清醒地活了二十年。”钮承泽回忆。

那是钮承泽人生中最凄凉的一段岁月，尤其在除夕夜，当别人热闹团圆的时候，他却得在医院面对着病床上的父亲。

父亲向他暗示，要么让他死，要么让他出院。

但这两点，钮承泽哪一点也做不到。

“我原来以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但现在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钮承泽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他参加《客从何处来》寻觅父亲人生之旅后的感受。

“他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常常和家人讨论国家大事，并最终为了理想离家去了远方。”

说这句话的时候，钮承泽站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工作室的窗前，有工作人员在他旁边闲聊，说起两个月前为纪念抗战而阅兵的话题。

“那场战争，也是我爸爸打的啊。”望着窗外闪闪烁烁的夜景，他突然轻轻地说。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诗人北岛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诗行。

如今说起侯孝贤，钮承泽会把他形容为“他改变了我，如同父亲”。而就像当年在片场中演绎侯孝贤电影中的角色一样，钮承泽如今也以“父亲”或者“师长”的姿态，指导着阮经天或者赵又廷演戏，“我某一天和他们讲一些话，然后赫然发现，在三十年前，老侯和我说过同样的话。”

“我喜欢教堂，但我不愿做黑衣的僧侣”

钮承泽说，“一位导演一辈子中肯定有一部是带有使命性质、一定要拍出来的电影。”对于他来说，那部电影叫做《军中乐园》。

一部以1949年之后的台湾为背景，讲述“军中特约茶室”，事实上也就是国民党为了解决大量独身来台的老兵们生理问题而成立的“军中妓院”的故事。

“特约茶室”在台湾的历史上存在了四十年，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充满了肉体香艳之感的题材，但在钮承泽的镜头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人在经历过大江大海之后偏居一隅的命运，颓败又苍凉。这些这辈子都无望回到家乡，并且再也不可能打一场像样战役的外省军人们，梦里不知身是客，只能在“特约茶室”中寻找着某种带有欺骗性质的、片刻又蚀骨的温柔。

事实上，那并不是钮承泽第一部关于台湾老兵的电影，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就与张世一起主演了《香蕉天堂》，也是一部透过大陆来台老兵视角、讲述台湾外省移民艰辛生活的影片。

“我总是觉得，那些很早就离开家乡的人，他们在脱离家乡的那一刻，内心有一个人格就再也不会长大了。”在钮承泽的成长经历中，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脾气又臭又硬”的外省老先生，“他们总是在回忆，仿佛永远停留在登船来到台湾的那一天。他们坚持不学台湾当地的语言，也不再娶亲，一直就那样生活下去。”借助《军中乐园》，钮承泽说，“我想替他们和大家说点什么。”

《军中乐园》的诞生并不顺利。这样的题材并不讨巧，不管在海峡哪一边，都容易陷入尴尬且暧昧的境地。但钮承泽依旧坚持完成了它，它希望电影能够在大陆上映，最终未能成功，并且从票房角度看，收益远远比不上支出。

但从另一个角度，《军中乐园》却收获了成功，它在两岸所引发的关注度超越了钮承泽之前的任何一部电影。而对于他本人来说，似乎也借助着这部电影，填补了某些自少年时代就遗留下来、与家庭之间的遗憾。他的“电影父亲”侯孝贤，更是为了给他提供某种支持，担任了该片的剪辑一职。

在那部电影的结尾处，钮承泽打上了字幕：献给我的外公与父亲，以及，漂荡在命运之海的每一个你我。最后，又有一行字在银幕上慢吞吞地出现：谢谢，侯孝贤。

在《军中乐园》中，钮承泽曾借着阮经天的口说出：“我终于知道我爷爷在想什么了。”但事实上，也许至今，他都不能够十分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父亲当年究竟在想着些什么。

小时候，钮承泽喜欢玩一种“选路”的游戏，在纸上画出目的地和多重路径，然后靠猜测来选择路径，“选这条你会通向哪，选另外一条你就会通向别处。”而至于目的地，“一切都是命运，都是安排。”

现在，钮承泽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我仍然不知道，这个地图会把我带到何方。”他说。

小时候，外婆教他念诗，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都是那么耳熟能详的句子，但真正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其中掺杂了多少人的眼泪与啼笑。

但历史上的故事带给他的也并非都是沉重，钮承泽想起自己之前参观故宫的事情，他开车进入了这座很久之前他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宫殿，进入的那一刻他很自豪，“我觉得我比他们都厉害，祖先们都是坐轿子，而我是开车的。”

而对于侯孝贤，他似乎也开始放下了作为后辈亦步亦趋的姿态，开始变得释然，“你知道艾默生的一首诗吗？‘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我喜欢灵魂的先知；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就像悦耳的音乐，或是沉思的微笑；然而不论他的信仰能给他多大的启迪，我不愿意做那黑衣的僧侣。’就像在形容我和侯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