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当地时间6月2日，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茨（Tim Walz）表示将对明尼阿波利斯警方过去十年的表现展开公民权利调查。5月25日，四名警察因怀疑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诈骗，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将其制服。弗洛伊德被摁倒在地，失去了反抗能力，其中一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直接跪在其脖颈处长达八分多钟。最终，弗洛伊德不幸身亡。6月1日公布的尸检报告显示，弗洛伊德死于颈部和背部压迫导致的窒息和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当天，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基思·艾里森（Keith Ellison）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即将就弗洛伊德事件提起诉讼，“我们计划让每一个涉事的人负责。”4日，四名涉弗洛伊德案警察均已受到指控并被拘留。

“求求你，我快要不能呼吸了。”弗洛伊德的这声绝望呼救让人心碎，事实上，近年来在美国，警察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的事件屡见不鲜。2009年1月1日，一位奥克兰交警杀死了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这位22岁的年轻黑人当时双手铐在背后，面朝下伏在地上。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怀疑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非法销售香烟将其锁喉制服，他濒临窒息时的遗言——“我不能呼吸了”——与弗洛伊德如出一辙。

根据美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至2012年，黑人年轻男性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年轻男性的21倍，受到致命警察伤害的女性受害者的数据未经统计，但差距可能会更大。统计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占13.2%，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国家财富的2.7%，但在入狱人数上占40%。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于6月2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57%的美国人相信警察更有可能对黑人施加过度暴力。在警察杀死埃里克·加纳的2014年，这一数字为33%。

上述事件和统计数字无一不在说明一个事实：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在《民权法案》已通过半个多世纪、第一位黑人总统曾入主白宫的当下美国，这是一个让许多自称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拒绝相信的现实。在非裔公民面前屡屡“反应过度”的警察反映了怎样的隐形偏见？我们能够以“非裔美国人贫穷、懒惰”为由论证过度警察暴力的合理性吗？更重要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阴魂为何经久不散？

美国司法不公与黑人刻板印象的恶性循环

乔治·弗洛伊德是否真的有诈骗行为且试图逃之夭夭？埃里克·加纳是否真的恶意拒捕？从警察的角度来说，此类主观判断需要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做出，而很多情况下同样的动作——比如打开车门拿东西——会引起不同的下意识联想或反应。警察在面对非裔“犯罪嫌疑人”时屡屡“反应过度”，清晰地指向了某种“黑人更有犯罪嫌疑”的预设。

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教授基思·佩恩（Keith Payne）在《断裂的阶梯》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中存在“黑人有罪论”的隐形偏见，这种偏见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佩恩曾开发过一个心理学实验程序，受试者会看到一系列黑人和白人的照片，每张照片出现后会接着出现一种物体的图片，其中有一半是枪，另一半是扳手或钳子之类的金属制品。在每组人和物的图片出现后，受试者被要求点击“枪”或“工具”的按钮；如果选择时间超过半分钟，程序就会提醒受试者“太慢了”。

该实验进行了多次，每次都印证了同样的偏见模式，即当物体与黑人面孔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更有可能把物体看成枪，即使在一些实验进行前受试者被提醒注意种族歧视的影响也无济于事，反而更加强化了这种偏见。

当种族偏见渗透进刑事司法系统，对于非裔群体来说，伤害是巨大的。佩恩在书中援引了心理学家艾琳·布莱尔（Irene Blair）使用佛罗里达州监狱系统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她发现，在犯了同样罪行的犯人中，如果他看起来“更黑”，就会被判处更长的监禁；平均而言，那些接近最高“黑色”等级的犯人比最低“黑色”等级的犯人多判七八个月。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白人罪犯中，“看上去更黑”的人也往往会被判更长的监禁，也就是说，“黑色”的视觉特征本身就带有某种“罪感”。

在极刑判决中同样存在种族偏见。心理学家珍妮佛·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在研究宾夕法尼亚州死刑判决书后发现，在20年的时间里，在600多例符合死刑判决条件的谋杀案中，存在一种清晰的种族差异：看上去更黑的被告更有可能被判死刑，且这个规律只适用于受害者是白人的时候。

“尽管我们都自认为是非种族歧视俱乐部的一员，我们却都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均建立在强大的种族不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中浸淫已久。”佩恩写道，“研究显示，即便大部分好心眼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在测试中展现某种隐形偏见的迹象。”

刑事司法司法系统的体制性偏见将非裔群体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且会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负面影响。在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劳：“无视肤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一书中，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律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指出，从立法到执法，从谁有嫌疑到谁被捕、被起诉、被判有罪以及入狱，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每个环节实际上都存在种族歧视。“今天的犯罪记录可以精确地证明我们可能留在身后了的歧视形式——在就业、住房、教育、公共福利和陪审团服务方面所受的歧视，被打上罪犯标签的人可以被剥夺投票权。”

或许部分人会辩称，黑人犯罪率和入狱率高，是他们有错在先，咎由自取。美国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用1980年代里根政府发起“毒品战争”、不成比例地逮捕和监禁非裔美国人为例说明，是不公平的司法实践造成了“黑人更容易犯罪”的表象，进而加剧了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

1986年10月27日，里根签署了《反药物滥用法案》，该法案规定买卖可卡因药丸数量达到五克将被判处至少五年监禁，买卖粉末可卡因达到500克才会被判处同样的刑罚。值得注意的是，可卡因药丸的交易者通常为黑人和穷人，而大多数使用粉末可卡因的是富裕的白人吸毒者和毒贩。肯迪指出，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监狱人口增加了四倍，完全是因为更加严厉的量刑政策而非犯罪数量的上升。2000年，黑人在州立监狱所有罪犯中占62.7%，白人占36.7%，然而同年全国药物滥用家庭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服用违禁药物的黑人和白人比例是相同的（6.4%）。

另一个相关因素是黑人和白人社区的警力分配不均。肯迪指出，哪里的警察更多，哪里被逮捕的人就更多，人们就会认为那里的犯罪更多，也就会有更多的警力部署、逮捕和想象中的犯罪。因此，在1990年代戒备森严的市中心，黑人比白人被捕和入狱的概率要高得多，种族主义者假定黑人比白人吸毒更多、贩毒更多、犯罪更多，这种错误的假设加剧了“市中心黑人社区很危险、郊区的白人社区很安全”的刻板印象，这一盛行的种族主义观点继而影响了很多美国人的决策——从住房选择、毒品相关警务工作到城市规划政策，不一而足。

但一个社区危险与否真的可以用种族来划分吗？肯迪援引一项研究指出，一个社区犯罪率的提升与其说与种族有关，不如说与失业率有关。该调查分析了全美青少年纵贯性调查在1976年-1989年收集的数据发现，虽然年轻黑人男性从事严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年轻白人男性，但当研究者只比较有工作的年轻男子时，暴力行为中的种族差异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某种暴力犯罪率在黑人社区更高仅仅是因为失业人员集中在黑人社区。”

被剥夺的财产权与被污名的福利救济

隐形偏见比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更普遍，也更容易传播。佩恩通过心理学实验发现，种族偏见实际上与金钱、权力和不平等相关：当人们处于优势地位或从属地位二者之一时，等级制会持续凸显地位差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会更加重视地位和等级，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往往也会有更高程度的种族偏见。一项关于警察开枪的跨国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遭到枪击的概率是同样手无寸铁白人男子的3.5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中，这个概率的倍数也更高。

收入不平等和种族偏见彼此相互促进。佩恩援引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指出，在厌恶黑人和反对帮助穷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7/10受访美国人同意不平等程度过高，政府应该加大对穷人的资助，然而，同样有7/10受访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福利支出。这两方面的矛盾在于，美国人心目中的“穷人”和“福利救济接受者”其实是两类人，“种族偏见是测量削减福利经费的最佳预测器。认为黑人懒惰、不值得给予救济的人，最有可能反对福利支出。”

吉伦斯分析了1960年代以来美国媒体（电视和新闻杂志）对福利救济接受者的描述，发现其中存在着清晰可辨的种族偏见：当福利救济接受者被描写为“活该穷”时，所指的大部分是白人；但当福利救济接受者被描述为“懒惰和不诚实”的时候，指的基本就是黑人。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对福利救济接受者的污名化是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们刻意引导的结果。1964年，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获得总统提名，这位保守派运动明星在1960年畅销书《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称福利“将个人从一个自尊、勤勉、自力更生的灵性存在变成一个依赖性的动物而不自知”。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保守派人士在一波波的舆论宣传中指责是黑人（单身）母亲在滥用福利政策，比如罗纳德·里根就曾说过：“‘福利女王’开上了凯迪拉克。”

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黑人女性在性问题上态度随便，再加上优厚的福利政策，黑人单身母亲生育率飙升——这种论调在1980年代的媒体叙述中比比皆是。美国黑人政治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黑人家庭的文章驳斥了这种观点。虽然单身黑人女性生育孩子的百分比从1960年的21%上升至1985年的55%，但同期黑人青少年的出生率却几乎没有变化。戴维斯表示，出生率和未婚女性生育率不成比例是因为年长的已婚黑人女性从19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降了，因此相对于已婚黑人母亲生育的婴儿的百分比，年轻单身黑人母亲生育的婴儿百分比上升了，而并非她们生育孩子的绝对数量上升了。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种族平等进步缓慢，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却在扩大。1967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的55%；2011年，这一数字是59%。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种族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13年，白人家庭净资产中位数是黑人家庭的13倍，是西裔家庭的10倍。佩恩指出，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是财富、教育和房屋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

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指出，19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抗议非裔美国人的公民参与权力被侵蚀剥夺，比如说财产权。即使非裔有获得按揭的经济能力，银行也往往会拒绝贷款，令他们无法购买房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黑人家庭积累财富的速度要慢于白人家庭，他们居住的社区往往更贫穷，清洁设施和绿化更糟，周边的教育资源也更弱。与此同时，非裔面临强劲的职场歧视，他们往往集中于家政或服务业从事低端工作，在收入和职业发展层面也不及白人。

文章认为，上述财产和经济权利不平等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是非裔美国人被歧视、被剥夺公民权的重要因素：“黑人家庭和个人资产中位数显著低于白人或亚裔。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高、薪水优渥的非裔美国人，情况也是如此。数代的歧视给黑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剥夺了他们以购置房产、继承的方式逐渐积累未上税财富的权利。”

在肯迪看来，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在法律层面禁止歧视黑人，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也带来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观点——歧视已经消除，黑人已经获得了公平机会，如果他们依然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这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将黑人的困境归咎于黑人的社会行为——例如懒惰、无知或不道德——看似公允，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于1965年6月向霍华德大学毕业生的致辞在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你不能给一个多年来被枷锁束缚、步履蹒跚的人自由，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然后说，‘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了’，并且公正地相信你已经做到了完全公平……我们寻求的不止是法律平等而是人类能力的平等，不仅仅是作为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

参考资料：

【美】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标签：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美】基恩·佩恩.《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中信出版集团.2019.

《Large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gain fill streets of U.S. citi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large-protests-against-police-violence-again-fill-streets-of-us-cities/2020/06/02/f4551a62-a51b-11ea-b473-04905b1af82b_story.html

《The fury in US cities is rooted in a long history of racist policing, violence and inequality》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fury-in-us-cities-is-rooted-in-a-long-history-of-racist-policing-violence-and-inequality-139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