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话：
就在这几天，张赞波导演的纪录片《大路朝天》正在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参加长片竞赛单元。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国内看到这部影片。自从2009年的《天降》以来，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中国观众“视而不见”。如他在文章里写道：
在豆瓣网，“我查了下看过我的片子的人数，发现标注看过《恋曲》的人只有182个；标注看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人更少，只有127人；另一个片子《天降》就更惨，网站将它的条目删掉了，没有留下任何一条信息，仿佛它从来就未曾来过这世上。”
这还仅仅是已经面世的作品。张赞波曾告诉我，他还有大量未剪辑的素材。有时候我觉得，那些素材就像他的抽屉文学，是拍给他自己的。他的勤奋、敏锐、对底层现实的关注，就像是他对自己的一种交代。旁人是否能看见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无法忽视、无法忍受，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在拍摄《大路朝天》时，他忍不住提起了笔。
今年七月，我们征得张赞波的同意，刊发了《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的部分章节。这本书去年在台湾出版后，获得了当年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现在，中国大陆的读者终于可以见到这本书的全貌。《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简体版由“理想国”出版。
我们再次征得“理想国”的同意，节选了其中一部分放在正午，稍有删减。这是书里最个人化的一节，张赞波细致地描述了他在两个身份间的变换。他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是谁？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究竟在干什么？我这样做意义何在？他们修建的这条高速公路跟我有关系吗？”
故事开始于2010年3月，发生在湖南怀化一个叫中伙铺的村镇，也是那年开工建设的溆怀（溆浦-怀化）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的所在地。
这里看到的，只是故事的一小节。
——正午 谢丁
在14标项目部，大家都叫我“张赞”。刚去的时候向大家自我介绍，我就有意省略了名字中的“波”字。因为我想在随后几年的拍摄间，和过去的那个“我”做一个切割。
当然，我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接受别人叫我“张赞”，还因为“张赞”这个名字不是我凭空捏造的。小时候，老家就有长辈这么叫我，它听起来比“张赞波”更亲切更简洁，是我真心喜欢的名字。现在，我听到人们又重新叫我“张赞”时，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仿佛一种崭新的人生，随着这个旧日的名字重新开始了。
但名字的改变，真能带来角色的变换吗？我并无把握。
我在项目部的三年多，是分裂和纠结的一段时光。“张赞”这个家伙和他人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和别的职工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但在项目部职工和民工的眼里，这个人是特意来“体验生活”的城里人和知识分子，性格随和，低眉顺眼。时不时露出少见多怪的毛病，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好奇，喜欢看热闹，喜欢探根就底，喜欢追问和倾听。
不过，身体里的另一个人，那个叫“张赞波”的家伙，又几乎在所有的时刻都顽固地存在着。他刻意和“张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张赞”积极生活的时候，他却坚持远远地退却几步，用自己的眼光冷静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且关键时刻并不吝啬自己一贯的感怀、嘲讽和批判。这个叫“张赞波”的家伙无疑是有点固执的，他暗暗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和节奏。当然，还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孤独。
来中伙铺后，“张赞”结识了不少熟人和朋友，但“张赞波”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只有到了晚上，回到他独处的房子里，“张赞波”才占了上风。他肆无忌惮地从“张赞”的躯壳里跳出来，认真地检索白天的拍摄成果，在一本牛皮纸的笔记本（这是“张赞波”的女友送给他的）上条分缕析地记录下这一切，并及时地思考拍摄得失，制订新的拍摄思路。在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叫“张赞波”的人，还开始进行另一项计划，他开始悄悄写作一本书。拍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他，他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话，试图制造出一种多声部的声音。从此，新的局面又出现了：白天，“张赞”出去四处溜达，用影像记录着生活；夜里，“张赞波”坐在桌前埋头写作，用文字描绘着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看法。
在这个小空间里现形后，“张赞波”没忘紧锁房门，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避免外人看到里面的“变形记”，他毕竟还拥有一些永远充满好奇心的邻居，比如爆破科的袁科长。他和我住在同一层楼。有一次，我正在写作，刚写到爆破科的袁科长去审批炸药这一节，便听到笃笃的敲门声，我赶紧合上电脑跑去开门。书中人就站在门口：袁科长！仿佛我刚用文字描绘出的那张脸浮现成真了。他皱着眉头，满脸狐疑，锐利的目光径直越过我的肩头，扫视着我身后的小空间，好像怀疑里面藏了一个特务。
“你每次一进房间就将门咔嚓锁上，你关门闭户的究竟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他开门见山地对我（张赞）说，毫不隐匿他的“福尔摩斯之心”。
“看A片呢。”一个我（张赞）强作镇定地笑了笑说，极力掩饰另一个我（张赞波）的小小尴尬。有时候，两个“我”就会像现在这样互相配合，互济互助。这样做的好处是，“张赞”的玩笑很快就冲散了“张赞波”的尴尬与惊慌，也消除了“福尔摩斯”的疑虑。
“看A片？这个不要紧嘛，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A片，没必要躲躲藏藏的！”袁科长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重新露出了他一贯的开心笑容，他豪爽地拍了拍我肩膀，像宽容的长辈终于原谅了无意犯下小错的晚辈，潇洒地转身离去。这桩“悬案”就此了结。
袁科长说得对。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A片？我在大学本科时代，为了消磨掉无处发泄的荷尔蒙，也曾和同宿舍室友偷偷去校外的暗黑录像厅里大开眼界。但一旦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读研究生后，我可不再看那玩意儿。那时候我们胸怀艺术梦想，成天沉浸在艺术电影的海洋中，奉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大师为圭臬，一逮住机会便高谈阔论，满口“场面调度”、“长镜头”、“跳切”等专业术语，满书柜都是印着金棕榈、金狮奖、金熊奖等炫目标签的DVD。那时候，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独自晃荡到这穷乡僻壤来拍一部有关道路的纪录片。
我的专业是剧情片导演，我在电影学院的三年里从没有上过纪录片的课，在理论素养上更是一片空白。在那三年里，我和纪录片的“相遇”似乎只有两次。有一次我在学校后边的黄亭子音像店里，碰到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头在专心地挑选DVD，他衣着朴素，身材瘦小，看起来像一个农夫。同学悄悄告诉我，这是司徒老师，导演系著名的纪录片老师。当我从架上拿起一张碟，还没看清楚片名时，司徒老师突然在旁边说：“这个片子很棒！”我不好意思将这张碟放下，只好一并放在我要买的一摞大师片里。但这部叫作《耶稣，你知道》的奥地利纪录片，却一直冷落在我的碟柜上。它算我和司徒老师以及他所代表的“纪录片创作”方向的一段最大的渊源。
我跟纪录片的另外一层渊源，是我隔壁宿舍的一个姓梁的同学。他是纪录片导演专业的学生，年纪比我要大点，已婚，经常来我们宿舍一起看片子聊天。印象中我们却很少谈及纪录片，在电影学院，纪录片导演专业似乎稍受冷落，很多人内心里有点不屑，认为纪录片在照搬现实，并不算真正的艺术。我当时多少也抱有这种偏见。
在毕业创作阶段，梁同学来到我宿舍，跟我说起他在选题上的困惑，问我有什么建议。这是我们有关纪录片的第一次真正交流。
“要不你去我们湖南拍小煤窑吧。”我随口而出。我的故乡有一座很大的煤城，境内遍布小煤矿，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即使我远在北京，也时不时从新闻上看到来自故乡的血色讯息。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题材，”梁同学有点兴奋，但很快就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不过拍摄起来难度太大了。”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感慨地说：“在中国，真正搞纪录片的人是要提着脑袋吃饭的！”
他突然冒头冒脑地说出这句话，既像说给我听，又像在自言自语。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担心拍摄时可能遭遇到矿难，内心里对他的胆小感到不屑。（后来才知道？）不会有任何一座小煤窑愿意向一位带着摄像机的外乡人敞开大门。那黑暗的深井之下，绝对见不得阳光。最后，梁同学在陕西潼关找到一座愿意接受他拍摄的金矿，而他的毕业作品就叫《掘金》。毕业前，他特意送了一张DVD给我，在上面郑重地写着“赞波惠存”。此时我正在忙自己的毕业创作，无暇看片，这片《掘金》就被我随手放在碟柜里，紧挨着那张几近蒙尘的《耶稣你知道》。
后来，我整理碟柜时，才特意拿出来看了全片。它比较朴实地展现了矿工们的劳动与生活处境，但也仅限于此，并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当然，这可能跟我当时的心境及对纪录片的认知水平有关。看完片子后，我很想给梁同学打个电话，跟他叙叙旧，顺便说说我对他这部作品迟来的观后感。但发现此时已经没有他的新电话了。毕业后，他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有人说他在拍摄一些和军方有关的主旋律纪录片，也有人说他专门拍摄战争片的制作花絮。见过他的同学说，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很是神气。
后来，我歪打正着地舍弃了拍摄剧情片，不务正业地走上纪录片拍摄之路，对独立纪录片的处境有了切身体会后，我终于理解了梁同学拍大腿发出的那句感慨。但时至今日，我想他很有可能已经忘记了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更不可能知道，他无意中说出的那句话，给他的隔壁同学带来了怎样的回响和变化？
* * *
有一天，当我拎着摄像机在中伙铺四处拍摄的时候，又在路上碰到了农民兼小学老师老陈。他曾经一拳打歪我的摄像机话筒，并将我“追杀”到民工宿舍。但不打不相识，那件突如其来的冲突发生后大概一个小时，我又主动返回事发地找到他，和他化解了恩怨。
“你到底是搞什么的？我觉得你很奇怪，你跟那些高速公路的人好像不太一样。”老陈发给我一支烟。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笑着接过他的烟。
“我也说不好，就是有这种感觉。”老陈给我用火机点烟，“我一直没想明白，你到底是什么立场的？到底代表谁？我注意到你不但拍高速公路，还经常在我们村子里拍摄，人家种田你也拍，放牛你也拍，聊天你也拍，盖房子建寺庙你也拍。连油菜田你都拍。”他皱起了眉头，露出迷惑的神情，“我就是搞不清你是什么立场的？你到底是站在我们农民这边，还是站在政府那边的？”
这番话顿时将我逗笑了。此时的老陈好可爱，和那位“追杀”我的暴躁老陈判若两人。我一边笑一边说：“我也搞不懂我站在哪边，也许我只站在自己这边。”
我并不是第一次被人问到有关“身份”和“立场”的问题。在一次无意中拍摄的一起拆迁事件中，被强拆的村民们一直都不信任我，这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已经被冷酷的现实磨灭了他们对陌生人的最后一点信任。
“你是干什么的？”在我走入村庄拍摄时，他们警惕地问我，将我团团围住，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当得知我没有工作证的时候，他们用非常怀疑的眼神打量我；在我将身份证交给他们检查后，他们迅速地给我和我的身份证拍照，好像警官对犯罪嫌疑人那样；还有人上网搜寻我的资料，怀疑我是政府派来的“间谍”。
“我真的不是政府的间谍，我只是个拍纪录片的。”
“我还是不相信你，实话说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位老人冷漠地对我说。老人已经80多岁，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他口中的“他们”前不久拘留了他的儿子，还多次把他以“阻碍公务”的名义带进派出所。看着老人饱经风霜的脸，我放弃了辩解，心中充满酸楚。
老陈的疑问，以及老人的疑虑，无意中触及了纪录片创作的深层问题：记录者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影像的真实度如何来保证？纪录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如何平衡？对此，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会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切，记录下那些能真实触动我的情感和现实。在最终的成片里，我希望我呈现的事实是客观细致的，但我也并不忌讳我流露出的情感是主观强烈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并没有欺骗老陈，我确实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某种意义上，我最终呈现的这条宽广的道路，也是我自己的一条道路。
* * *
有时候，我既不是“张赞”也不是“张赞波”，我还需要临时扮演别的角色。一次，佘总的表弟、那位成功的陈姓商人又出现在项目部。他在中伙铺境内投资的一所民办寄宿中学，即将迎来一场全县的教学改革研讨会。届时，市、县教育局的领导及全县其他中小学的校长、骨干教师，都将前来参加。他需要将这个荣耀时刻记录下来，以作为这所学校今后招生宣传时的砝码。于是，他想到请项目部帮忙。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张赞”的身上。我不好拒绝，打算带着项目部的小小“掌中宝”DV过去应付一下。
“这个不行，应该带上你的那台大的去。”陈姓商人看了一眼我手中的小DV，不屑地摇了摇头，“市、县领导都会来，带台大的才显得气派。”这个时候，他不再惧怕和讨厌我的摄像机了。这正是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在荣耀时需要你记录，在见不得人的时候巴不得你离得越远越好。
我带着我的佳能高清机器赶到学校。正如我的猜想，那场所谓的教改研讨会陈词滥调，毫无新意。领导和校长们的发言啰嗦而冗长，而且不乏官僚气息，让人听得直乏困，但我只能强打精神将他们一一拍下来。
拍摄完之后，陈姓校董派出一位女老师来到我宿舍拷贝拍摄素材。她是学校里主管宣传的职员，也给学生上思想政治课。在等待拷贝的间隙里，她好奇地四处观察着我的房间，然后看到了墙上张贴的一幅海报。
“第4届……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她轻声地念出声，停顿了片刻，然后狐疑地问我，“什么叫民间映画？”
“映画是日本的说法，就是电影的意思。”我后悔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将这幅我在2010年参加独立影展时带回来的海报贴在墙上。在“张赞”的空间里，实在不宜这么大张旗鼓地展示出只属于“张赞波”的东西。
“那民间映画呢？”
“就是民间拍的电影。”我仓促地应付她。我并没有解释“民间映画”其实就是“独立电影”的意思，影展创办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怪的名字来替代“独立电影”，就是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民间拍的电影？就是网络上的微电影吗？”女老师穷追不舍。
“差不多吧，但不止这些。”我含糊其辞。虽然我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理智在提醒我，如果我不想惹麻烦的话，就继续演好“张赞”的角色，而最好不要跟一位“思政”老师谈什么“独立电影”。
在某些人的眼里，脱离了电影审查机制的独立电影就像一个既没有准生证、也不会获得户口的“黑孩子”。最近几年，这个不断遭人白眼的“黑孩子”越来越举步维艰。在全国各地，有多个独立影展（或放映活动）遭遇到强制拉闸断电，有些甚至被勒令永久终止举办。“拉闸断电”原本是一个电力术语，它指的是电力部门在用电高峰期调控用电量的一种手段。现在，它被“有关部门”创造性地引用进文化思想领域，效果不同凡响，这反映了大家熟谙电影的真谛：电影，电影，确实是需要电的，除非我们退回古代去导演不需要电的皮影戏。但我敢说，他们照样有办法熄灭皮影戏演出中所需要的光源，如果他们不喜欢这出戏的话。
可我觉得这样的反应其实毫无必要，如果他们认为当今的独立电影必定还有什么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话，那真是想错了。对于很多所谓的独立电影人来说，暂时性的“独立”只是一条通往体制内阳关大道的终南捷径而已。
* * *
好吧，我不要管人家的阳关大道，我还是回到自己的独木小桥。在工地上的每一天，我都拎着摄像机出去转悠。
我发现，我的纪录片制作方式越来越接近传统手工艺人，从选题、拍摄、录音、剪辑到上字幕，几乎从头至尾我都是孤身一人，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行事。尽管我不断碰到不少外在的困难和限制，但主流工业电影体制所形成的那些商业压力和政治忌讳，不再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种内心充实而自由的感觉妙不可言。当我独自拎着DV在南方的乡村里四处晃荡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铁匠铺里的一个小伙计，大部分时间都在笨手笨脚地敲打着一块生铁块它刚从生活的熔炉里锻炼出来，慢慢地经过淬火、成型，最终将变成一把笨拙的犁铧，或者一只蹩脚的挖耳勺。
但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手工艺人”也被会时代潮流赋予别的称谓。“你是哪个电视台的？”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旁边一个挖桩队的年轻民工连续几天都看见我，就忍不住过来问我。
“我不是电视台的。”
“那你拍什么？”
“拍着玩。”
“那你是拍客吗？”他认真地问我。
“拍客？”我刚一听这个词汇觉得有点陌生，但马上就领会了它的意思。“对对对，我是拍客，拍客！”我高兴地回答他。
这是我来工地之后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定义我。和我熟悉的民工一般都叫我“小张”，还有人叫我“张师傅”，偶尔也有叫我“老张”的。还有人叫我“张老师”、“张记者”、“张摄像”，甚至“张总”……刚开始，我还多少会对这种五花八门的称呼感到错愕，很快我就见怪不怪了，坦然接受他们的一一加冕。
然而，“拍客”这个充满时代草根气息的名号，最符合我现在的自由拍摄者身份。我乐呵呵地发了一根烟给年轻民工抽，对他不经意间赐予我一个好称呼而表示感激。他一定是个平时喜欢上网、善于接受新潮事物的人。
在这里，从来没人叫过我“导演”。在大家的观念里，导演这种光鲜的职业和尘土飞扬的工地相距太远，就像澳大利亚的考拉绝不可能出现在湖南的森林里一样。有一次，我去湖南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他客气地将我迎进门。“快叫叔叔。”他对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女儿说，“这是一位导演叔叔呢。”
朋友的女儿大概七八岁，长得很可爱，她正在看湖南卫视的一档娱乐秀。
“导演？”朋友家的女儿抬起头来扫视了我一眼，很不屑地说，“导游还差不多吧。”
朋友觉得很尴尬，赶紧训斥她没有礼貌。我却听了哈哈大笑。我觉得童言无忌，如果她眼前这位突然闯入家门的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屌丝男”会是一个导演，那炫目的电视舞台上那些“高大帅”导演一定来自外星球。后来，我再去我朋友家，他女儿还是叫我“导游叔叔”。我高兴地回应了，我喜欢这个称呼胜过有名无实的“导演”。
* * *
我刚去项目部的时候，对我的拍摄工作最感兴趣的人是王荣。他是我拍摄纪录片以来遇见过的最好学善思的人。他经常邀请我去他的宿舍做客，借机问“张赞”一些电影问题，而让“张赞波”暗暗惊奇。
从电影剧本的写作、电影的成本构成、电影的特技，到导演如何控制一个大场面的拍摄、场记，或电影美术的职能、电影的后期调色，以及电影的发行分成，这些问题基本上涉及电影行当里的各个层面：从导演到制片，从前期到后期，无一疏漏。每次，我都硬着头皮一一回答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在参加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好像他也是一个“潜伏者”，真实身份并不是一名司机，而是一名电影学院的面试官。随着与我的交往渐渐加深，王司机不再满足于仅和我在电影理论范畴进行探讨，而开始插足我的具体创作实践。
“我觉得，你应该去拍拍我们吃饭的场景，吃饭是表现工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你的片子里不能没有它。”他的表述变得更加直截了当，早期电影爱好者的迟疑荡然无存。
“工程部的刘师傅在施工方面经验很丰富，我觉得，你应该将他当作你的主要拍摄对象。”
“杨保国和卫生站的小护士谈恋爱，你拍了没有？你一定要拍这个，爱情也是修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说要你去拍一部爱情片，但你不应该只拍一条路。”他的建议非常有道理，让人无法反驳。
“我觉得，这座桥你不应该只这么拍个局部特写，你应该跑到对面山上去拍，这样就可以俯拍到一个全景，放在你的片子里才有气势。”这个时候，他不光干涉我的纪录片的选材、主题和风格，而且开始为我设计具体的电影镜头：特写，俯拍，全景……天知道，他怎么做到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电影语言。
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对不吝指教的王司机心生佩服，且致以感谢。“你完全可以担纲我这个片子的艺术指导。”我忍不住对他说。
“是吗？”王司机听了我的赞扬，非常高兴。
有一次，大家纷纷抱怨公司里某些规定不公正，并由此谈及这个世界灰暗的一面。王司机见多识广，认识深刻，他越说越气，变得义愤填膺。
如同以往一样，我拿着摄像机在一旁不露声色地记录。他一扭头，发现我正在拍他，立刻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我。
“你记录这些东西有什么狗屁用？”他指着我的摄像机，严厉地说。我没有反应。他停顿了一下，又反问我：“难道不是吗，拍了之后就剪一个片子，又没有几个人会看到，看到了可能也看不懂。浪费磁带，浪费人力物力，是不是？你光记录一个工地有什么用？你实质性的东西又记录不到，你拍这条路的建设无非就是歌功颂德嘛，你说你还能拍到什么东西？”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是围观者的哄笑让王司机变得越发激动。“我觉得你待到这里是狗屁，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真的，你说是不是？你觉得你在这里待两年三年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声音不由地提高了八度：“我现在只觉得，理想什么的，都是狗屁！你跑到这里来，是一个十足的错误的选择！”
眼看着这位艺术指导突然摇身变为尖锐的批判者，我觉得很不适应，窘迫地低着头，不敢接他的腔。
“我觉得，你应该明天就回家去，将你所有的磁带都砸了，拍这没有用。什么狗屁理想！”王司机再次用“狗屁”结束了批判，扬长而去。我愣在那里，羞愧得满脸通红。
尽管我的片子并非王司机所想的“歌功颂德”，但他的“狗屁”之说还是适时地击中了我。王司机说得很对，这些年来尽管我误入歧途，拍摄了几部独立纪录片，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在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影的汪洋大海里，它们一点浪花都没折腾出。除了让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当然更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除了那些蛰居在地下室的内心阴暗、品位怪异的文艺青年也许主要是文艺女青年会抬眼看它两眼，它再没别的出路。
前不久我闲得发慌，去了文艺青年们常逛的“豆瓣网”。我查了下看过我的片子的人数，发现标注看过《恋曲》的人只有182个；标注看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人更少，只有127人；另一个片子《天降》就更惨，网站将它的条目删掉了，没有留下任何一条信息，仿佛它从来就未曾来过这世上。
我暗暗算了算，哪怕将那些不上豆瓣网的观众算在内，估计至今中国看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人不到500个。当我统计出这个数字后，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紧接着，我带着羞愧和好奇的双重情绪，点击了一下正在首页上推荐的热映电影《小时代》的条目，发现看过这个片子的人数高达179532人我的片子的观众数连它的零头都赶不上。如果王司机知道这层真相，估计他一定会因为曾给我当过“艺术指导”而感到羞耻。
* * *
老曾对我的看法不同于王司机。兔年新春即将来临的时候，民工们都陆陆续续地返乡准备过年。但老曾和他的挖桩队工友们还没有回家，项目部还没有拨发民工队的工钱，他们只好一直等待。
吃过晚饭后，我走进老曾的租住房。老曾正在二楼客厅里和一帮民工看电视。“来，坐这里看吧，烤烤火。”老曾看见我进来，挪了挪身子，让出屁股下面床垫上的一小块空间，眼睛很快又回到电视画面上。电视上正在放着央视的“新闻联播”。这位“援越抗美”的老战士、铁道兵通讯员、修路民工，位卑不敢忘忧国，长年以来坚持每天收看这档节目。
老曾他们的所谓客厅，其实就是民居中的一间被用来当作公共的娱乐空间，里面空空荡荡，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一台21英寸的国产杂牌电视。除此之外，就是他们屈腿而坐的那张破旧的大席梦思床垫。上面污渍斑斑，原本的花色早已辨识不清，好多地方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里头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只要碰上不能开工的雨雪天气，民工们就会半躺半倚在上面看电视，或者打牌抽烟，借此打发时光。
老曾所说的“烤火”也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天很冷，房间里原本没有取暖设施。他们便充分发挥着“穷人的智慧”，将平时挂在墙上照明的大功率白炽灯取下来，用铁丝焊了一个笼子套在灯泡上，把它放在一把凳子下，再在凳子上盖张被子。一个简易而神奇的取暖器诞生了，大家不惧触电的危险，纷纷将手脚伸进被子，借助灯泡的热度“烤火”取暖。这一幕看得我胆战心惊，可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做得好，你才是真正的走基层，快过年了还在我们这里。”老曾指着电视画面说。
我定睛一看，有记者正在采访一些回家过年的人，画面右下角写着“新春走基层”的字样。
“我们拿不到工钱，回不了家，你应该采访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也发到中央电视台这个‘新春走基层’栏目上去。”来自贵州的胖哥和我开着玩笑。
“就是，我们辛苦一年了，到头来还拿不到工钱，怎么就没看到中央电视台到我们这里来走基层？”来自湖南桑植县的老周抱怨说。
“小张不正在给你们拍吗？”老曾说，“小张这个走基层也不是闹着玩的。到时他的纪录片做好了，你们的形象全国人民就可以看到了。”老曾和民工们打着趣。我这才领悟他刚才的意思。老曾的嘴里经常会蹦出一些比较时髦的政治词汇，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猜这一定跟他喜欢收看“新闻联播”有关。
后来，老曾完成了活计，离开了工地，但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现在中央正大力提倡新闻战线要‘走转改’，看来你比他们都走在前面。”电话里传来他爽朗的声音。
“什么‘走转改’？”我没听明白老曾的话。
“你不知道吗？‘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中宣部提出来的。现在电视上天天都在播，就是说搞新闻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要到基层去走，才能改变作风和文风。”老曾又表现出了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小张，我看这点你做得很好啊，你一直在走基层，一直扎在基层。”
听到老曾的夸奖，我差点在电话这头笑出声来。这可是我一个更像导游而非导演的卑微小拍客从未享受过的嘉奖！不过，我除了付之一笑外，并没有接老曾的腔。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夸赞只有庙堂之上的官员或者CCTV那样的中央级媒体记者才配拥有，我这样的一介草民加游民实在配不上它。我本地道草根阶层，从小到大都生长在底层，我不扎在基层我扎在哪里？难道小草可以不长在泥土里而长在半空中？
独立纪录片人经常要面对某些人的质疑：你们的片子里，为什么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小人物？你们为什么老要背离社会的主流视野，而热衷于关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你们的片子是刻意要展现社会的阴暗面吗？对此，我同样只能回答：对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你们认识的大人物、主流高层或者社会名流离我非常遥远。我除了经常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他们光鲜的样子，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见到他们。偶尔见到了，我也闻不到他们的味道、触不到他们的形体、感受不到他们的温度。
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我的朋友、亲人、同学或者父老乡亲，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卑微而无力的人群。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面前，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温度、质感和形状甚至，他们说话时迸发的唾沫星子。
所谓阴暗面，也只是世间真相的一部分。而光明和阴暗，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这原本就是个光明与阴暗、蓬勃与萧条、温暖与寒冷、希望和绝望交织的时代。这些光明背面的影子正是我的生活，我不断亲眼看见它压在和我一样的底层人们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重印记。
我怎可对它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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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波，生于70年代，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用笔名“北太西”写作影评、诗歌，后成立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电影创作，持续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严与生存境遇。主要作品有《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2009），《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2010），《有一种静叫庄严》（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2011），《红白蓝》（Red，White and Blue，2012）等。作品曾参加过国际国内数十个电影节（展），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