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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圈的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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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圈的中年危机

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

文 | 音乐先声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6月8日,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欧拉乐器行开业。老狼、周云蓬、张玮玮、万晓利、刘堃、马条、苏阳、臧鸿飞、马頔、宋冬野、邵夷贝等知名民谣音乐人纷纷到场,有网友称"原地就是一场音乐节"。

当晚,朋友圈也被晚上宴席期间的合唱视频刷屏。老狼、马頔、宋冬野等端着酒杯,一群奔四奔五奔六的中年人挨桌敬酒、唱歌,没有荧幕前的一丝拘束,整个聚会弥漫着一股乌托邦的美好。

就像每个在同学聚会上真情流露的中年人一样,这些所谓民谣圈大咖们在酒醒之后需要继续面对生活。而这两年,曾经占据市场中心的中国民谣似乎也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的阶段。

在之前的文章《除了情怀,民谣还剩下什么?》中,我们梳理过中国民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高晓松、老狼等人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等人为代表的新民谣和以赵雷、马頔、宋冬野等人为代表的城市民谣。

在校园民谣沉寂多年以后,当代民谣伴随着互联网和选秀综艺进入大众视野,也向乐坛输送了《董小姐》《南山南》《奇妙能力歌》《理想三旬》等一批民谣金曲。但在经历了几年的井喷式发展之后,当代民谣也渐渐呈现颓势。

在去年一篇报道中,十三月文化老板卢中强提到,旗下的一些音乐人"各安天命、各得其所,活得非常舒服","搞音乐应该轻松一点儿,那么累干吗?在中国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过得丰衣足食,还要怎么样?"

对于音乐人来说,选择高强度创作、演出,还是适度工作、过好小日子,都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音乐类型中的头部音乐人普遍都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则很可能说明无法激活市场需求。

根据由你音乐榜发布的《2019华语数字音乐年度报告》显示,在去年,民谣类歌曲的热度位列中国风、摇滚、EDM、嘻哈之后,民谣大势的日子无疑是远去了。

而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去年年度民谣TOP20里,排名前三的是《桥边姑娘》《毓贞》《别知己》,这大概也不会得到主流民谣听众的认同,但这些首贴着民谣标签的歌又确实在大平台拿到了很好的数据。

在数字音乐时代,几乎新的小众音乐品类破圈都离不开综艺节目的助力,当年的"民谣热"也是如此。

2013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手左立在比赛中弹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使得这首歌一时间传遍全国,间接拉高了一众民谣歌手的知名度和收入水平。2017年2月,赵雷在《歌手》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成都》,民谣热被推向高潮。

但同年6月,《中国有嘻哈》的意外爆红,使得名不见经传的说唱成为了年轻人的追逐对象,迅速将民谣的风头盖过。当时网上有很多人戏谑称:现在听嘻哈的跟之前听民谣的是同一批人。

一方面,这说明大量的泛听受众在音乐品味上的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陈述出了民谣听众大量流失的事实。而在这之后,随着各类网络综艺渐次而起的电音热、乐队热,又进一步分流了民谣听众。

除了大环境的变化,民谣音乐本身的问题也被诟病已久。比如,由于音乐制作门槛的大大降低,大量音乐素养并不高的所谓音乐人涌入了民谣的圈子;而在歌词创作上,也主要停留在姑娘、月亮、流浪、南方、北方等意象,旋律、和声、歌词等方面陷入了自我重复。

在很多听众眼里,民谣的关键往往在于歌词内容,而不是音乐性。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歌词写得极为深刻隽永,但很多歌的旋律都让很多乐评人觉得一言难尽。比如,他在今年3月发表的新歌《Murder Most Foul》,听上去几乎没什么旋律,有文章评论称,这首歌"更像是迪伦伴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背景作了一首意识流的长诗"。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搞民谣的都能像鲍勃迪伦这么任性,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具有传唱度的旋律,但受限于音乐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最基础的和弦套路里进行创作,想出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个个"后浪"面前,中国当代民谣就像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逐渐步入了尴尬的"中年危机"。不过,还是希望民谣圈能够多出爆款,这样大家日子更好过,聚会也能经常搞起来,继续乌托邦。

排版 | 安林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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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圈的中年危机

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

文 | 音乐先声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6月8日,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欧拉乐器行开业。老狼、周云蓬、张玮玮、万晓利、刘堃、马条、苏阳、臧鸿飞、马頔、宋冬野、邵夷贝等知名民谣音乐人纷纷到场,有网友称"原地就是一场音乐节"。

当晚,朋友圈也被晚上宴席期间的合唱视频刷屏。老狼、马頔、宋冬野等端着酒杯,一群奔四奔五奔六的中年人挨桌敬酒、唱歌,没有荧幕前的一丝拘束,整个聚会弥漫着一股乌托邦的美好。

就像每个在同学聚会上真情流露的中年人一样,这些所谓民谣圈大咖们在酒醒之后需要继续面对生活。而这两年,曾经占据市场中心的中国民谣似乎也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的阶段。

在之前的文章《除了情怀,民谣还剩下什么?》中,我们梳理过中国民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高晓松、老狼等人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等人为代表的新民谣和以赵雷、马頔、宋冬野等人为代表的城市民谣。

在校园民谣沉寂多年以后,当代民谣伴随着互联网和选秀综艺进入大众视野,也向乐坛输送了《董小姐》《南山南》《奇妙能力歌》《理想三旬》等一批民谣金曲。但在经历了几年的井喷式发展之后,当代民谣也渐渐呈现颓势。

在去年一篇报道中,十三月文化老板卢中强提到,旗下的一些音乐人"各安天命、各得其所,活得非常舒服","搞音乐应该轻松一点儿,那么累干吗?在中国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过得丰衣足食,还要怎么样?"

对于音乐人来说,选择高强度创作、演出,还是适度工作、过好小日子,都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音乐类型中的头部音乐人普遍都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则很可能说明无法激活市场需求。

根据由你音乐榜发布的《2019华语数字音乐年度报告》显示,在去年,民谣类歌曲的热度位列中国风、摇滚、EDM、嘻哈之后,民谣大势的日子无疑是远去了。

而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去年年度民谣TOP20里,排名前三的是《桥边姑娘》《毓贞》《别知己》,这大概也不会得到主流民谣听众的认同,但这些首贴着民谣标签的歌又确实在大平台拿到了很好的数据。

在数字音乐时代,几乎新的小众音乐品类破圈都离不开综艺节目的助力,当年的"民谣热"也是如此。

2013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手左立在比赛中弹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使得这首歌一时间传遍全国,间接拉高了一众民谣歌手的知名度和收入水平。2017年2月,赵雷在《歌手》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成都》,民谣热被推向高潮。

但同年6月,《中国有嘻哈》的意外爆红,使得名不见经传的说唱成为了年轻人的追逐对象,迅速将民谣的风头盖过。当时网上有很多人戏谑称:现在听嘻哈的跟之前听民谣的是同一批人。

一方面,这说明大量的泛听受众在音乐品味上的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陈述出了民谣听众大量流失的事实。而在这之后,随着各类网络综艺渐次而起的电音热、乐队热,又进一步分流了民谣听众。

除了大环境的变化,民谣音乐本身的问题也被诟病已久。比如,由于音乐制作门槛的大大降低,大量音乐素养并不高的所谓音乐人涌入了民谣的圈子;而在歌词创作上,也主要停留在姑娘、月亮、流浪、南方、北方等意象,旋律、和声、歌词等方面陷入了自我重复。

在很多听众眼里,民谣的关键往往在于歌词内容,而不是音乐性。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歌词写得极为深刻隽永,但很多歌的旋律都让很多乐评人觉得一言难尽。比如,他在今年3月发表的新歌《Murder Most Foul》,听上去几乎没什么旋律,有文章评论称,这首歌"更像是迪伦伴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背景作了一首意识流的长诗"。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搞民谣的都能像鲍勃迪伦这么任性,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具有传唱度的旋律,但受限于音乐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最基础的和弦套路里进行创作,想出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个个"后浪"面前,中国当代民谣就像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逐渐步入了尴尬的"中年危机"。不过,还是希望民谣圈能够多出爆款,这样大家日子更好过,聚会也能经常搞起来,继续乌托邦。

排版 | 安林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