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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素楠
2020年7月1日，经过两年多的沟通协商，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SCMC）联合欧盟知识产权局上诉委员会（EUIPO BoA）共同制定的知识产权联合调解机制正式生效。
最新的联合调解机制聚焦于中欧商标、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联合调解。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张巍表示，上述联合调解机制，是跨境知识产权纠纷争端解决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跨国界、跨机制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全新开启。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中立的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于2011年1月8日；欧盟知识产权局上诉委员会是欧盟知识产权局内设的独立决策机构，负责审理和裁决来自全球商事主体的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争议。
7月1日，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张巍接受界面新闻专访，讲述商事调解的“上海故事”。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全文。
界面新闻 & 张巍
界面新闻：与诉讼、仲裁等解纷机制相比，商事调解有什么特点？
张巍：诉讼、仲裁是法官、仲裁员依据法律作出决断；调解是救济和自救相结合，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为结果。
法官与仲裁员是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判定，有关是与非、对与错以及是否裁定等；调解员是拉着双方的手向前看，看双方还有没有合作的期望，有没有预期的利益，因为贸易伙伴是长期的，不是一次性的。
不管是仲裁还是诉讼，都是零和博弈；而商事调解更有生命力，它能够激发当事人双方继续合作，让经贸往来更加和谐，创造和合共赢的结果。
界面新闻：作为全国首家专业调解组织，您能否介绍一下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成立的背景及过程？
张巍：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提出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包括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之后又加上“科技创新中心”，共为“五个中心”）。
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禹鹏提出，希望有一个抓手，能够为四个中心建设、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出力。
身边的律师朋友曾提到欧美国家的商事调解发展情况，我意识到专业的商事调解是一个趋势，加上我自己是学法律的，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运作很有信心，于是提交了一份可行性报告。
时任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沙海林也表示，上海一定要有专业的调解机构，“很有必要成立”。
可以说，当时上海出现了商事调解机构诞生的机遇，到了必然的时间节点，也有一批专业的调解人士来推动这个工作，有了“天时地利”，于是自然地瓜熟蒂落。
2010年以前，国内还没有“商事调解”这个概念。2011年1月8日，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在专业调解领域里的新篇章。
界面新闻：为什么全国首家专业商事调解机构会诞生在上海？九年多的时间发展如何？
张巍：上海是全球性的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开放程度非常高，经贸往来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商事调解的优势才能够充分显示；另外，海派文化的包容，“四个中心”建设的需要，都决定了全国首家专业商事调解机构一定是在上海率先出现的。
2013年，调解中心受邀入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与国际专业调解机构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商事联合调解庭，有10位国际调解员加盟，为自贸区纠纷解决提供专业的商事调解服务。
此外，调解中心积极打造“上海标准”，支撑上海全球贸易中心建设，联手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共同制定并发布了全国首个《商事调解团体标准》，使得上海乃至全国商事调解行业标准的空白得到填补。
界面新闻：调解中心接手的商事纠纷数量有多少？集中在哪些领域？国际商事纠纷有哪些特点？
张巍：调解中心的服务领域主要是帮助国内外企业或机构解决在贸易、投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以及其它商事、海事等领域的纠纷，这其中知识产权纠纷数量较大，股权类的纠纷也比较多。
截至去年底，调解中心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同意调解而正式受理的调解申请1314件，涉案标的近248亿元，其中案件调解成功765件，调解成功率约为58.21%，且无一起因当事人违反调解协议而申请执行的案例。
纯外资商事纠纷数量占比基本为3%-5%。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调解中心的争端解决越来越呈现国际化态势，我们也在和有关部门一起努力，做好海外法律服务的维权工作。
界面新闻：此次与欧盟知识产权局上诉委员会的合作，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张巍：自2016年起，调解中心与欧盟知产局在国际知识产权论坛上有过多次的交流和接触，双方逐步建立了紧密的合作联系。
2018年10月，欧盟知识产权局上诉委员会主席马杰洛一行到调解中心访问，双方对建立联合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合作机制达成共识。
2019年5月，调解中心赴欧盟知产局的总部西班牙阿利坎特，共同举办模拟联合调解庭，启用双方规则。当天的调解案例是涉及商标的真实案例，现场全程录像制作成学习视频并将向全欧洲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推送。模拟联合调解庭后，双方一致决定进一步探索制定共同的联合调解规则。
在这个基础上，中方开始起草规则文本，经过反复沟通磋商，2020年5月14日，联合调解规则等系列文本尘埃落定。
界面新闻：从2018年进入实质讨论，到最终颁布，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经历什么波折？
张巍：有讨论但没有波折，双方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积极、往前推动的态度，始终在细化细节上进行讨论，对合作机制的态度没有反复。
界面新闻：联合调解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巍：包括《国际商事知识产权联合调解规则》、《申请联合调解协议书》、《联合调解协议附件-保密声明》与《联合调解员声明》等系列文件。
文件对双方联合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员的选定、调解费等做了 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并通过相应的配套文本明确案件受理程序、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调解员职责和义务等。
界面新闻：双方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合作目标？
张巍：联合调解机制兼顾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强调了调解的规范性、保密性和中立性，充分体现了双方在知识产权争端解决领域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合作，这一合作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下一步，调解中心和欧盟知产局上诉委将加强共同培训、创新协调机制，还将逐步探索构建全球调解专家库。
界面新闻：此次合作有什么样的突破？
张巍：联合调解机制，是跨境知识产权纠纷争端解决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跨国界、跨机制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全新开启，是首次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的合作。
这次合作表明，调解中心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表明了我们的专业能力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直讲调解是东方经验，这意味着，我们真正把调解这个机制，融入到现代化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解决中去了。
界面新闻：此次合作，将对上海乃至国内的商事调解、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
张巍：调解中心的发展道路，前面没参照，但后面有“追兵”。所以说此次和欧盟知识产权局的合作，不仅仅是一个宣告，从调解的专业角度来说，对中欧商事主体救济与被救济又多了一种选择，非常值得宣传和推广。
所有的营商行为一定会有摩擦，没有一个营商活动从头到尾没有争端。这个摩擦与争端，有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解决？上海有。上海具备了好的知识产权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而且使用的是跨国界的调解机制，这就会促成良性循环，优化上海乃至全国的营商环境。
界面新闻：中国是首批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家之一，这份公约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请您谈一谈在多边主义的背景下，调解中心的国际合作情况？
张巍：《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于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开放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了这一公约。
我当时随商务部代表团一起出席大会现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签署仪式上表示，《新加坡调解公约》进一步健全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调解制度，展示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重要作用的共识。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救济途径，另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推动调解中心走向国际。
2016年3月，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与全球规模最大的ADR（即可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机构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JAMS）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其全球第7个国际成员，有7位中国籍调解员加入，成为了JAMS的首批中国籍调解员。
2016-2018年，调解中心还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输送了8名中国籍调解员。
2018年3月13日，在首届中菲“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论坛上，调解中心与菲律宾达沃市律师协会共同签署《中菲经贸争端经济调解中心合作备忘录》，揭开了中菲经济调解服务合作的序幕。
界面新闻：您觉得商事调解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张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变得多元，一定要有不同的解纷手段，所以商事调解有市场、会发展，而且有必要发展。
目前国内的商事调解供需发展不平衡，市场需求决定商事调解的存在发展，所以今后调解中心将进行更多样的宣传，培育市场。
目前调解中心每年举办“上海商事调解周”，以辩论赛、专题研讨会、培训、模拟调解庭等多元宣传形式、让参会企业意识到“调解是最有利于商事争端有效解决的方式”，如今已成为上海极具影响力的商事调解宣传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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