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工作的闲暇时间，我刷了一圈推特，想要在上面寻找一些能够吸引我的内容、一些具有新闻价值或是精辟的观点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推文。然而，我看到的推文尽是些不痛不痒且与我个人关联度并不高的内容，当然也并不全然枯燥无味，但却也让我提不起点击的兴趣。毕竟，我关注的推特账号都或多或少是符合我的个人兴趣的。那些擅长深度报道的新闻网站发布的尽是些耸人听闻的新闻，那些作家们则试图在140字的篇幅中展现他们的写作风格。

与此相对的是——我相信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我从一个我格外心水的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那里得到了一连串诡异说教推文。“这真是太遗憾了，”曾获得过国家图书奖的奥茨写道，“请考虑‘抚养’这些孤儿吧……”推文还附上了一个叫做@citykitties的推特账号，奥茨借此呼吁大家收养流浪猫。

“天呐，”我写邮件给我的同事，“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真是一个最具有慈悲心肠的好朋友。”我想要说的是，这种类型的推文——分享了一些令人悲伤但又能够迅速引起话题讨论的事情——读起来十分膈应。我感到既感到困惑又备受困扰，因为这种文字并不应该出自我所熟悉的那个奥茨之手，然而翻阅她的推特，这样的内容每天都会反复出现。

我读过奥茨的《污女》（Mudwoman），也很喜欢这本书，洞察到奥茨在文中使用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让疾风骤雨般密集的意识流跃然纸上，这种意识流裹挟着神经衰弱式的臆想和艺术性的追问。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喜欢奥茨的《人间乐园》（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艺术。很难说，我对于前者的评价是否受到了奥茨古怪推文的影响，尽管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但它确乎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观感。

当在我阅读《污女》的时候，奥茨在推特上早已声名显赫。她是作家队伍中较早开始使用推特的。奥茨的高产不仅反映在创作文学作品上，她的推特更新频率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只要她能想到的东西都会被发布到推特上。当我逐字逐句阅读《污女》时，奥茨对于午睡和小猫的高谈阔论让我实难忍受。这是因为，无论臧否，社交媒体已经把大作家变成了平凡人，把文学著作变成了琐碎的生活，这样的文字倒也确乎能够和我们私人经历相匹配。

这种现象在拥有大量关注的社交账号和粉丝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J·K·罗琳和乔治·R·R·马丁。

J·K·罗琳时不时会在推特上以一种新的方式阐释霍格沃兹，这样的推文往往让粉丝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遭到了破坏。为了划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罗琳会在鼓励特定形式争论的同时，宣称某些角色的特性——比如伏地魔的发音——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哈利波特世界的创造者，她有权对任何未在书中阐明的事实给出答案。但是，对于那些花大量时间来阅读她的作品的读者来说，此种霸道的解释权归属着实让人生气。我们为这样一种矛盾欲求所折磨：我们想要从我们爱的书中得到更多，但是我们也想要让我们爱的书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且拥有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似乎很乐意让读者拥有解读他们已经出版的故事的权利。《火星人》（The Martian）的作者安迪·威尔（Andy Wei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社交平台对他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交媒体清除了我与读者之间的壁垒，”他写道，“他们感到与我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他们能够直接向我发送信息，而我会回复他们。我不再像过去的作家那样隐在幕后。我的读者知道故事背后的那个人——我的兴趣、我的爱好以及我的担忧。它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系。读者读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由我熟悉的这个人写的书’。”

这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梦想着接近作家，他们曾拥戴着桂冠坐在天才的王座上，如今他们成了我们能够交流的同伴，如果作家的性格很平易近人，那么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会更加亲密。网络化时代理想型的作家应该是一个段子手，也应该莫谈国事（或者最多拥有一些简单、直白的政治主张），同时他的情感和信仰也应该一以贯之。网络化时代的作家应该极尽“作怪之能事”，像乔伊斯·卡罗尔·奥茨那样更新日常推文。

社交网络没有为伟大小说赖以为生的灰色地带留下大多的空间——在那样的世界里，意见是不断变化的，情感是反复无常的，人们也只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在那样的世界里，伟大小说会为这么多猫咪无人领养而激昂陈词，同时在公众眼中保留一份敬意。

除此以外，经营自己的公共形象也是一件颇费精力的事。以上两点让一些作家开始弃用社交媒体，或者至少是缩短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的时间。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注册推特账号。最近，《我未曾告诉你的一切》的作者伍绮诗（Celeste Ng）向教师求救，希望学生不要再发送邮件给她。“这对我们或者对他们都不公平，”她写道。伍绮诗和弗兰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社交网络说不。两人也因为这样的选择遭到了无数非议。

社交网络也有一个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专注非虚构写作的作家来说，社交网络能够就一个已有话题展开一场交流或者让作者直接与他们的读者进行对话。事实上，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大魔力：超越恐惧的创造性生活》（Big Magic: Creative Living Beyond Fear）一书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作者广大的脸书粉丝。

吉尔伯特告诉《赫芬顿邮报》，“如果没有和脸书粉丝的亲密互动，我的新书就不会存在”。她补充道，“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因此可以直接写给我的读者，因为我对他们知根知底。对于我来说，社交媒体消解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取而代之的则是真正的亲密关系。”

我通过电邮联系到一些其他作者，他们也表达了相同的感觉，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脸书和读者建立起亲密联系。保罗·科埃略（Paulo Coelho）观察道：“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现在，我可以真正地和读者互动。”但他同时也表示，“我相信在未来书籍出版业将彻底改头换面，我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谢丽尔•斯特雷德（Cheryl Strayed）的回忆录启发了大量读者，随后还被翻拍成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斯特雷德写道：“社交媒体平台缩短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至少对于那些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的作家来说是这样的。它同样扩大了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话语空间。书籍再也不仅仅局限于被书写和被阅读。”

斯特雷德还指出围绕着一本书的价值光环之所在：“你可以和苏珊·奥尔琳谈论她的宠物，因为她在推特上发表与此相关的内容或者你可以向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询问希腊旅游好去处，因为她在社交媒体上Po出了希腊旅游照片。”

这样的对话不失为有趣的形式以帮助读者进一步将自己融入到作者的世界中去，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一种更深层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本是文学创作应该带来的体验。唯一的危险在于，一旦这种亲密感建立——当作者和读者得以平起平坐——读者有时开始感到自己对于书中内容的所有权。作者知道她正在讨论的信任将被削弱，而无数解读将滋长成为一个更大、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曾作为具有稳定物理属性的书籍面临着变成流质的风险，它将遭遇意义、词调和内容的迅速变更，就像是和朋友闲聊那样。

这里我们选用的喻体至关重要。书籍同样能够被视作是一件无生命事物，它受到对话启发得以诞生。它还可以被视作是一间房子，它拥有坚固的墙和敞开的门。作为读者，我们被受邀入内，但是我们必须要礼貌。我们不能把自己肮脏的足迹弄得到处都是。毕竟，这不是我们的房子。

翻译：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