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地铁里的广告写着“把2020一点一点拼回来，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力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传递着“重启2020年”的愿望。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提醒，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以下几部出版于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想象了末日来临之前与之后的世界。面对地震、瘟疫与饥荒，人类的正常生活一去不复返，普通人要如何在权力上位者的谎言中求得生存？在生死存亡之际，当法律和制度失效，社会有可能不陷入混乱吗？灾难如何剥夺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

在这不太真实的一年中，让我们在灾难小说中寻找生存的可能与微妙的启示。

官方应对：保密、谎言与信息不对称

初版于1973年的《日本沉没》讲述了日本岛屿即将沉没的灾难故事，小说的部分重点在于展现政府应对危机的模式，首先让政府感到困难的是此前制定的长期短期计划破产——运输高速化七年计划、通信器材五年计划、农业结构调整十五年计划等等，“日本制定了名目繁多的长期计划，在狭窄的国土上层层叠叠地拟定出建设规划或城市、地区和产业地带的再布局规划”——这些计划在和平安稳的年代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而在灾难频发的时代只能意味着一次次落空。更致命的是，对于经常遭遇自然灾害的日本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寻常。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习惯从灾难中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仿佛每一次灾难都能让日本面貌焕然一新似的。作者颇具讽刺地写道，“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意识地要利用灾难，可结果大家都利用了灾难。” 

在《日本沉没》的故事中，海底科学家田中博士第一时间已经检测到了危险的苗头，如何对官僚机构反映问题并敦促解决方案却是个难题。最先预知灾难的科学家对于官僚制度有着最强烈的不满，他称官员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任：嘴上说要集思广益，实际根本就不具备辨别事物的能力，要求的只是万无一失、四平八稳——正因如此，也就缺乏遇见未来的能力。他对官僚结构的指责受到了同行的辩驳，平稳、不冒险、层级复杂的官僚制度自有其维护者。维护者认为，

“所谓政府，就是把运作一个被称为国家、社会的巨大而庞杂的组织所承受的对一般人而言过于重大的责任巧妙地分解，使之让多数人共同分摊的一个系统。因此，官僚对建立国家这样一个组织的安定性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灾难将至，为了避免陷入混乱，保密成了官僚机构处置灾难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该对外保密到什么阶段？“外”又需要分出哪些层级？这些问题科学家无法解决，而要依靠灵敏的政治嗅觉进行判断：“就拿对外来说，对国内和国外，其意义完全不同。而且，即使在国内来说，对新闻报道的一般对象和对国会的在野党、政府部门和财界，其意义也不是一样的。”负责进行D计划以应对日本沉没的科学家被迫卷入了保密计划，并由此产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他原本就是因反对人际关系与斗争才选择献身自然科学，此时此刻却处于政治漩涡核心逃脱不得。

正当学者为黑暗的保密计划深感困惑之时，官员却有意无意释放出一些信号，诸如日本国民应当“走向世界”的言论在财政界与新闻界流传，声称日本男子应当把国内事务交给老人和女性，自己飞往海外，成为世界水平的成年人。另一方面，首相对经济规划和通商产业大臣透露，日本已经过了扩大内需的阶段，进入向国外扩张发展的关键时刻，一边举重若轻地引导局势，同时又不使国民想得太多。这些虚假的乐观信号，之后都将演变成沉没的日本向世界各国寻求避难移民的求救信号。小说主角对灾难迫在眉睫而国民一无所知感到愧疚，“那粉饰太平的温暖景象的背后却分明藏着死亡和毁灭的杀机。……大家快逃吧！小野寺想大声地呼喊。”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喊出来。

在故事的后半段，作者向我们展现了日本国民对政府的“盲目信任”。他们与政府—指挥者之间的一体感远远超过乡党意识，在危机时刻也保持温顺、懂事的态度。这无疑也使政府、学者、民众在面对危机时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显得更加残酷。在电影《釜山行》中，病毒全面爆发而政府选择隐瞒真相，《日本沉没》的阴谋味道虽然更弱，但也体现了掌握生存机制的强势一方与完全不知情的弱势一方的巨大差距。

民间混乱：“只剩白蚁和蟑螂在那里你争我夺” 

与《日本沉没》着重描写官僚机构、学者专家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不同，斯蒂芬·金再版于1990年的《末日逼近》的视角是完全民间式的：一场致命的瘟疫袭击了美国，瘟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死率，一个镇子的人几乎死光。

故事中来自底层的人物——加油站的工人、未婚先孕的妈妈、被流氓袭击的哑巴、被人遗忘的傻子——如果在《日本沉没》中，无疑都是官员和科学家保密的对象。金不断地书写这些人身边的离奇死亡——用频发的、怪异的死亡景象来烘托恐怖氛围，也正是金十分擅长的写法。与《日本沉没》不同，金的故事里的小人物虽被蒙蔽，却主动寻找真相。在受到一辆来历不明的雪佛兰汽车袭击“投递病毒”之后，加油站工人斯图和同事都被以隔离和治病的名义带离小镇前往军事基地。新闻说病毒的危险程度远远不如猪流感，政府卫生官员强调的对策似乎不痛不痒，新闻播音员的微笑仿佛也令人宽慰，而斯图始终保持着一种几乎出自本能的怀疑，最终从牢房一般的病房中逃跑，得以幸存。 

斯蒂芬·金笔下虽然开始也有政府机构企图对民众保密的情节，但这并不是书写的重点，《末日逼近》的重点仍在于展现灾难降临后的世界，因此也被归类为“后启示录”（post apocalypse）类型（《启示录》是《圣经新约》最后一卷，后《启示录》由此延伸出对末日的想象）。在他的虚构中，政府的崩溃是彻底的，“总统死了，国防部五角大楼出租了，参众两院离再也没人辩论了，只剩白蚁和蟑螂在那里你争我夺。”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才是最重要的，疫病不仅打击了人的身体或种族血脉，更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女性遭遇强暴的风险骤升，甚至被掠作性奴的可能。

不光斯蒂芬·金的末日如此，麦卡锡·科迈克《长路》（2006）也有类似的想象。《长路》讲述了一对父子在荒凉废墟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中，政府消失了，秩序不复存在，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坏人食人，好人不食人——女性可能遭到强暴，男人则可能被击毙，最后一同被吃掉，所以故事中的女人宁愿抛弃儿子和丈夫选择自杀。正如刊登于《文艺报》的《末日想象下的疫病世界——谈病毒与“后启示录”电影》一文所言，在社会秩序不复存在之后，生存机制便简化为弱肉强食。

在《末日逼近》中，人群受神秘力量感召，汇集起来以建立新的秩序。斯蒂芬·金擅长将不同背景的人驱赶至一个密闭场所，并观察其中的戏剧冲突，比如说短篇小说《迷雾》就发生于一家超市之中，选民代表、小学教师、军人和普通人集中在一起，人群面对危机分化为“赎罪派”（高呼危机是人类咎由自取降下的罪）和“行动派”（主角最终带领儿子走出迷雾）并产生冲突。

在以神秘力量聚集和分化人群的同时，金在小说中也启用了一位不受学界待见的社会学家的视角，提前展望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困难和结局。这位社会学家认为，人类集聚在一起的“社会性”是毁灭的祸根。假设有两个社会群落，社群甲生活安逸自在，掌握发电技术，没有物资烦恼，并成立了一个财产共有的公社，可以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而社会群落乙生活艰苦，缺乏电力资源，那么社群乙就可能对社群甲发动战争。如果甲乙两个社群同样掌握技术，双方就可能因为宗教、领土和意识形态发动核武器，就算没有武器，人们也会以石头和狼牙棒战斗。此处已然预见之后重建秩序的艰难。

03 未来消失：“时间里没有后来，现在就是后来” 

正常的生活消失之后，人之为人的处境也断裂了。《长路》里末日降临之后，主角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他质问甚至咒骂上帝：

“你在吗？他轻声说，末日时刻，我见得到你吗？你有脖子吗？我可以掐你吗？你有心吗？你他妈的你有灵魂吗？上帝啊，他低语着，上帝啊。”

人们不仅无法像过去一般便利地生活，对未来的计划、对生活的冀盼也化为烟云，虽然还活着，日子却已经终结了——用《长路》里的话来说就是，再也没有待办事项，也再也没有后来，“时间里没有后来，现在就是后来。” 

回到《日本沉没》，频发的地震造成日本交通网络瘫痪、食物供给出现问题，人们不仅感到了食物短缺的慌张，更体会到了未来无可展望的悲哀。一个男子在听说妻子用钻戒换得七包泡面之时陷入狂怒，他生气的原因并不在于妻子不懂精打细算，而是往日“一代牺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的信仰破灭了。作为战败后辛苦累积财富的一代人，他牺牲大半生换来的财富，不用多久就会沉入海底；他无法想象未来的生活，年过半百又还有什么拼搏的机会。

诸如《长路》和《末日逼近》等末日小说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有人指出，正因中国缺少末日论的预言，故而缺少对发展主义的质询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中国古典的末日故事——比如大禹治水——并没有悲剧感，反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拼搏精神。历代志怪对大灾难诸如沉船、瘟疫和地震的预言确实存在，但仅仅突出了宿命的色彩，而没有呈现普通人在灾难中的心态。栾保群曾梳理过“有鬼一船”“生魂带索”的中国传统灾难故事类型，并强调了其中灾难神秘莫测与宿命论的色彩。

但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类似作品没有发展出此类疑思，毕淑敏写于2012年的《花冠病毒》体现了强烈的存在危机意识：在与病毒的长期拉锯战中，人们如果不被病毒杀死，便很可能被孤独忧郁和颓废折磨至死；在灾难之中，受到威胁、遭到破坏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社会秩序、公众信任与人伦道德都将土崩瓦解，破坏已远远超出了医学所能救助的范畴。小说也道破了科学与理性的不足，与池莉《霍乱之乱》强调科学/蒙昧的冲突不同，《花冠病毒》针对科学拯救人类这一观点本身发出质疑，多次警醒读者：病毒比人类的历史悠久太多，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不会随科技发展而减弱，人类战胜病毒的愿望太过天真。

参考文献：

叶昕昀，《“末日想象”下的疫病世界——谈病毒与“后启示录”电影》，《文艺报》2020年3月

切尔西·海斯，麦朵 编译，《流行病语境下，我们该如何讲故事？》，《文艺报》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