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Tech揩嘢，Low Tech捞嘢”是在香港市民口中传颂颇广的一句话，意思是“搞高科技就会失败，搞科技含量低的就能赚到钱”。这句话似乎也代表了香港这些年来的低迷的科技创业生态。
相比于其金融、贸易、地产方面的成功，一直以来香港在科技以及互联网领域几乎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现在，香港希望改变这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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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冬天温暖一如既往。但从这个冬天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在科创方面的动作却有些反常。
就在12月初，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一场浩大的“香港国际创客节”，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等嘉宾相继出席。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与香港齐心基金会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成立了包括京港、深港、沪港同创基地等九大创客基地。
与此同时，科技创业的人才和资金政策也在这段时期相继到位。
11月底，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下称创科局）开始成立，目标在于壮大香港创科人才库，推广本地科创产品和服务；12月，作为技术交流平台的香港科学院（下称港科院）成立；香港特区政府也于2015年设立了总额高达3亿的“青年发展基金”，以助青年创业。
香港特区政府的急迫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内地提出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大潮。也就是在这一年，内地科创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也让其成为了香港急切希望学习以及寻求合作的对象。
比如在香港科技圈，深圳南山科技园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成为了创业基地的代表；而大疆、滴滴等公司则成为了香港创业者中羡慕的对象。
香港是个资本活跃的城市，内地的上市公司前来圈钱，欧美的投行林立，这里还是世界上富豪最密度最高的城市。香港汇丰银行、和记黄埔、长江实业、新世界集团等公司都在全世界赫赫有名。
逐利也是这个城市的特征。银行利率低廉，所以几乎每个市民都能够熟练玩转各种各样的理财工具、投资产品。许多人都身兼数职，珍惜一切时间捞上一笔。资本和金融似乎已经代表着这个城市的一切。
根据香港经贸局的数据，香港经济目前的四大支柱为贸易与物流业、旅游业、金融业以及专业的其他生产性服务。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此前在接受访问时曾提到，香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
但庞大的香港资本却很少流向代表未来的科技行业。
根据香港统计署提供的数字，2013年，香港的科技研发开支仅为150亿港元，占GDP0.73%。而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2013年的研发投入为720亿港元，占GDP比重达到4%，深港在研发支出上的投入差已经接近5倍。
在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四小龙”行列中，香港的研发投入依旧是落后的。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科研开支都占到了GDP的2%-4%；甚至连非洲国家乌干达，其0.98%的研发投入比重也比香港高。
“如果你说你要创业，可能他们会告诉你还不如炒股，多捞点钱然后去买欧美的科技产品。”一位理工科背景的香港职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很多这边做IT的朋友都在银行或者证券公司工作，而且收入并不比创业低。香港经济太依附于金融，所以大量的科技工作者都服务于金融或者地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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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成本高昂，是香港创业的主要掣肘。
界面新闻记者查阅了香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网站，结果显示，在已经比较靠近深圳的香港上水地区，办公室的租金每平米达到了250港元（约合208.178元人民币）；而在深圳南山科技园附近，办公室租金每平米大约为100元，算上汇率差距，香港的办公场地租金也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香港科学园虽然租金比较低，但是申请进驻的人非常多，很难有机会进入。”一位创业者说，不仅如此，创业需要人才成本也非常高，招聘一个懂硬件的人甚至会高过金融业的高级员工，因为懂这一块的人不像深圳一样这么多。
科技园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就曾经表示，香港每百万人口中仅有不足3000人从事科研，这一数字远远落后于新加坡、以色列等地区。一名香港科创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现在来看，香港所谓高新科技的从业人数可能仅仅超过3万人。”根据香港接近730万的人口数量来看，这名人士的估计已经属于乐观了。
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创业培育计划主管莫伟轩说，现在很多人员都不愿意投身科技界，修读相关科技学科的学生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有些时候，香港高校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作了嫁衣。
大疆无人机的创始人汪滔就是香港高校“为人作嫁衣”的一个例子。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然而他却在深圳创立了大疆创新科技，目前大疆的估值已经达到了80亿美元。
香港的科技创业项目的目标市场也显得非常狭小。
岑棓琛是视野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公司主打森林火险监控系统，并已经在广东清远、广西南宁等城市投入使用。虽然公司创立于香港，但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一开始就没有把香港作为一个潜在的市场。”他的这个判断，一方面反映了香港市场不足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对香港市民对于科创行业态度的深刻认识。
“香港人较少叫外卖，而是喜欢自己到饭店吃饭，就算叫外卖，人们第一选择往往还是打电话。‘饿了么’这类外卖软件基本很少有人会用，那又怎么发展得起来？”岑棓琛说，香港的零售体系相对完善，因此包括O2O和电商都很难在这个市场有所作为。
对于移动化的社交项目而言，香港则已经有像Facebook、Twitter等国外引进的成熟社交产品，而想要在这个时候重新颠覆香港市民的产品，可以说几乎没有太大的可能。
香港特区政府的法例也经常制约科技产业。
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举例，一家电动滑板车公司希望向运输署申请牌照，但运输署以法例中不存在电动滑板车为由，拒绝其申请。
香港创科局的成立也频频遭遇香港法例为难。早在2012年，现任特首梁振英上台后，就曾经建议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改组为工商及产业局和科技及通讯局，以求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但由于在立法会遇阻，计划流产。到了2014年，香港特区政府再次筹建创新及科技局，但在2015年2月的立法会财委会上再次遭到否决，拨款议案未能通过。
实际上，香港在2000年前后就想要改变，时任特首董建华就已经提出，香港经济重心应从由服务业推动转向由创新科技推动。
在这一理念的带动下，香港在近年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以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包括为本地6所高校提供科技创业资助，成立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以及创科局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亚洲风险投资杂志》的统计，2014年，香港的创业公司获得了来自海内外投资者共3370万美元的投资，这一数字大约是2012年投资总额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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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地去吧！”香港创业者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
内地庞大而开放的市场，相对完善的创业配套措施，以及一个个被资本追逐的科技创业项目让香港感受到了压力。但同时，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内地广阔的市场和税收上的优惠，是许多香港创业者选择内地市场的原因。
“以往只有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才能够有税收优惠，但是在前海自贸区，只要是科技服务类企业就能有15%税率的优惠，这使得前海成为了很多港商进入内地的踏脚板。”岑棓琛说。
日前，《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的新协议在香港签署。这一份新协议中规定，内地对香港开放了超过150个服务贸易部门，并有62个部门对香港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内地市场更进一步地向香港开放了。
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背后，连接内地和香港的孵化器等创业配套这两年开始兴起。香港本土孵化器香港科技园公就是其中之一，这两个月以来，这家孵化器的负责人在香港参加了多个创业活动，包括阿里“创客+”大赛香港专场以及潮商青年创新比赛等。除此之外，他还出席了香港科技园举办的与内地四大城市京、津、沪、深内四家科创企业孵化器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
“与内地的四家孵化器及众创空间达成合作，就是看中了它们的丰富经验以及培育成果。”科技园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说，两地的共同协作可以很好地整合资源，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会为北上的香港初创企业，或是南下香港的国内初创企业提供一个平台。
在本土创业者纷纷选择内地市场作为发展方向的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也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为连接内地、香港和全球科技创业者的一个桥梁。特首梁振英在12月6日港科院举办的科技创新峰会开幕式中就讲到：“希望香港能发展成一个‘超级连接点’，推动内地与世界各地科技界的交流合作。”
截至2015年9月底，香港科技园已经通过培育计划扶持了超过370家科技创业公司，还有约220家正在培育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将这个数字提升到500家。”莫伟轩说。
与香港毗邻的珠三角地区，创业者和内地机构已经开始合作。2013年12月，“深港青年梦工厂”在前海成立，在这个由粤港两地政府及香港青年组织合力支持的创业园中，创业者可以获得一体化的专业服务，目前已有逾40个香港创业队伍进驻。
而内地的众创空间与香港科技园进行合作，也是看中了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得天独厚的优势。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对界面新闻记者说，香港作为创业基地能够提供全球视野、教育优势、丰富的资本以及完善的法律，这几个优势是内地所不具备的。
深圳市科技孵化器协会会长吕勇也认为，两地之间的合作能够实现空间互换以及跨境投资的融合。然而他也对深港合作在现有的政策上表示了一定的担忧：“目前深港之间的签注模式变成了‘一周一行’，对于深圳的一些创业者来说，这一改变就成为了与香港合作的一个障碍，是否能打通这个渠道会是以后深港合作能否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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