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十年之后，当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再次回到中国读者的视野之中，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布克奖得主，一位年近六旬才开始写作的英国女作家。在2006-2010年间，新星出版社曾经译介了她的《蓝花》《书店》《早春》等作品，近两年中信·大方把她的更多作品译介成了中文，比如日前出版的《无辜》。

菲茨杰拉德的布克奖作品是出版于1979年的小说《离岸》，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九六零年代的伦敦，讲述了一群长年居住在泰晤士河巴特希河段上的船居者的离奇生活和情感故事。《离岸》无疑取材于她本人最低谷最困难的一段岁月，那时佩内洛普居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一艘老旧的驳船上。而在故事的一位主人公、有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女人尼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某种程度上作者本人的身影——菲茨杰拉德二十五岁结婚，有三个孩子，四十多岁时在泰晤士河上生活了两年，“她灵活地、有选择性地在作品中重复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菲茨杰拉德曾经在写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我认为传记应该写给你敬佩和景仰的人，小说则写给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她以自己的小说承担起为被损害者、为苦苦挣扎的失败者发声的责任，她说自己作为作家容易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

此外，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值得我们注意。无论是在小说《书店》中还是 《离岸》里，孩子往往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成人所没有的不抱幻想的成熟，孩子沉重镇静，早早参透了生活的奥秘。正如尼娜的大女儿、11岁的玛莎在故事中所说的那样：“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

《什么都逃不过孩子的眼睛》

文 | 艾伦·霍林赫斯特  译 | 张菊

“你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离岸》中十一岁的玛莎如是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

她的小妹妹嘟囔说玛莎不过是在重复学校老师伊格纳修斯修女的智言慧语，但作者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本人无疑对此是深有同感的。所有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直达积累的知识和长时间生活经验的深度；她的创作反映出新的机遇感，可能伴随着晚年的丧亲之痛和流离失所而来。在她父亲埃德蒙·诺克斯1971年去世后，菲茨杰拉德才开始写第一本书———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的传记，该传记1975年出版，彼时菲茨杰拉德五十九岁。她父亲本人是她下一本书 《诺克斯兄弟》的写作对象之一，这部了不起的合传于1977年出版。这两本传记都取材于她之前几代人毕生的艺术、知识和精神生活，她通过自己非凡的家庭与之有所交往，对之有所了解，这些对她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之后，菲茨杰拉德开始了小说创作，《金孩》是为了让她丈夫德斯蒙德1976年去世之前有所消遣而写；随后的八本小说、短篇故事、另一本传记以及其他诸多杂志文章，都是她在将近二十五年的寡居生活里完成的。

作为小说家，菲茨杰拉德首先直接取材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她晚期的环境和视角转变之下，她充分挖掘并利用了早期生活中那些并不愉快且并不稳定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她在索思沃尔德书店工作的那段时间为 《书店》（1978年）提供了素材；《离岸》（1979年）则取材于她最低谷最困难的一段岁月，那时她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一艘老旧的驳船上；随后的 《人声鼎沸》 （1980年）则取材于她二战期间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历；最精彩的喜剧小说 《弗雷迪戏剧学校》（1982年）取材于她在伦敦意大利康蒂戏剧艺术学院的授课经历。《离岸》是她所有作品中调性最多变的，当然有时也是非常有趣的，她自己称之为“悲闹剧”。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性尼娜·詹姆斯，最终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的英国丈夫已经抛弃了她和两个孩子，永远不会回到她身边。尼娜是个壮志未酬的艺术家 （她曾是小提琴手），住在一艘名为“格蕾丝”的船屋上，正如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曾如此生活；但尼娜结婚时更年轻，她三十二岁，大女儿已经十一岁了。这是对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一个提醒和警告，菲茨杰拉德二十五岁结婚，有三个孩子，四十多岁时在泰晤士河上生活了两年，她灵活地、有选择性地在作品中重复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故事围绕着尼娜对住在周围的船居者的观察和了解展开。《书店》中，菲茨杰拉德塑造了一位脆弱的女主人公，渴望保护历史，故事背景并不太现实，有哥特似夸张及简朴之处。但在 《离岸》中，已能看到她成熟简练的风格，寥寥几笔即能描摹出整个生活的本质所在。其他的船主：精明干练的理查德·布莱克和他心灰意冷对航海一无所知的妻子、能接纳各色人等的男妓莫里斯、老海洋画家山姆·威利斯，他希望能在船沉之前把船卖出去———都出现在故事开篇的画面中，但这组群像画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因为该作品的核心就是变化和流动，菲茨杰拉德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智慧和轻巧让故事情节徐徐展开。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她找到了她的表现形式———她的技巧和她的优势所在。她在创作过程非常重视“质朴、含蓄和简洁”，这些在 《离岸》中都得到了完美体现。

菲茨杰拉德本人曾坦言，作为作家她容易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离岸》中，她的船居者们“既非坚实陆地上的生物也非水生生物”，渴望切尔西岸上更为“明智”及“充裕的”生活条件。“船居者也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在陆地上生活，但失败了，这让他们十分痛苦，不得不撤回船港；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也随之漂走了，或被冲到潮汐的泥泞之中。”之后她曾写道，很遗憾此部作品的标题翻译暗含着“远离河岸”之意———她想表达的意思指向泊在河岸几码远处的船只的不稳定性，以及“我人物的焦虑情感，介于安全需要和危险的可疑吸引力之间”。

当然，他们皆有其各自缘由，有些人应对得比其他人好———菲茨杰拉德一如既往地对忧虑和困苦有敏锐的理解。这部小说敏锐的心理描写表明她对他们的心理习惯以及长期以来所依赖的观念有着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但那终究救不了他们。务实的理查德建议可怜的威利斯修补船只以便出售，理查德无法理解他“面对的，或者说他想帮助的是一个从未想过修理任何东西的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威利斯确实“早就开始怀疑各种新的开始了，并把信任置于一赖到底的精神上”（正如后来的进展一样，一个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将会降临到他头上）。尼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缺乏理性思维，她在想象的冗长听证会上，在法官面前检讨了自己的婚姻及前景，明白其在法庭审查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富有、高效、令人尊敬如理查德，“那种在凌晨三点半还能拿出两块干净手帕的男人”，也受制于他在社交和海军训练中养成的思维习惯，令人唏嘘。“最后的这个念头似乎把整个事情都理清了，他的思维现在作为一个统一交织的结构开始运转了。”悲闹剧让他们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它那模棱两可的状态从不是非此即彼的。十年后，菲茨杰拉德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谈起莫里斯这个人物原型出自“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模”，住在隔壁那艘船上，为了让他那衣着破旧、疲惫不堪的中年邻居开心，带她去了布赖顿一整天。不久后，他又回到布赖顿，投海自尽了。“但当我把他塑造成一个人物时……我无法忍受让他自杀，那将意味着他是生活的失败者，但事实是他的善良在我眼里正是成功的标志。”这样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且飘忽不定、无法调和的价值范畴是菲茨杰拉德人际交往描写中的核心。

当然，还有那两个小姑娘。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成人所没有的不抱幻想的成熟，《书店》中十岁的克里斯蒂娜·吉平，告诉没孩子的寡妇弗洛伦斯：“你已经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了。”《早春》中十二岁的多莉十分冷静，“完全掌控一切”。她们是管家，真相的发言人，父母含糊其词，不得要领，她们却一下子就说透。“这些孩子不同寻常。”前来拜访的多莉的舅舅如是说。“我无法确信内莉和我能够自由地加入交谈之中。”

菲茨杰拉德虚构的孩子原型也许可以在艾薇·康普顿－伯内特口齿伶俐的托儿所和教室里找到，虽然对一个朋友来说，这样的孩子“矫揉造作”，菲茨杰拉德却回应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们跟我的孩子很像，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话虽如此，不可能完全像，他们的某些特征也许源于菲茨杰拉德曾经教过的那些沉着镇静的儿童演员。在 《弗雷迪戏剧学校》中，他们满口方言，口若悬河，带着疯狂的决心执着于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她在 《离岸》中展示的孩童形象毫无疑问既有模仿也有创新。

在玛莎和蒂尔达身上，菲茨杰拉德塑造了两个最让人难忘且有趣的少女形象。她俩是书中仅有的孩童人物，永远的逃学生，也是作者探究作品环境和历史的方式。六岁的蒂尔达的整个世界就是泰晤士河，她故意爬上格蕾丝号主桅杆的高处，待在那儿研究它；她在过去和现在混合着的白日梦中度过了漫长时光。当然，任何一个人现在到巴特西河段都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于菲茨杰拉德五十年前住那儿时的样子，与孩子们仍能回忆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切尔西更是大相径庭。高耸的廉租公房、玻璃庙塔以及帆船形状的公寓现在充斥河岸。那些在巴特西桥上游———那曾是格蕾丝号的停泊处———的船，看起来也豪华多了。然而，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那儿都是格雷夫斯船坞处，格雷夫斯家族的两代人都是船夫———先是为特纳工作，后为惠斯勒工作，惠斯勒从年轻的沃尔特·格雷夫斯的船上生动地描摹出了老巴特西木桥，转而教会格雷夫斯模仿他的风格，以绘画和蚀刻方式展现当地河流的景色。威利斯带蒂尔达去泰特艺术馆时所看的，正是惠斯勒最有名的“夜曲”：《蓝色和金色：古老的巴特西大桥》，惠斯勒把泰晤士河上这片并不入眼的地方点石成金了。“惠斯勒是个很不错的画家。”威利斯对蒂尔达说，他对该主题有务实的洞察：“潮水转向，驳船顺势而行。”这也是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的典型代表，并非研究得来，而是从河流的四季和心情变化中的每一次起伏和吱吱声中学习而来。她就像个谨慎的抒情诗人，小说中对潮水和河流光线简洁精准的观察也许是最具有绘画效果的，尤其是黄昏时的描写：“夜幕似乎是从河面升起”；还有黎明的描写：“河流最神秘的时刻，一层黑暗驱散另一层黑暗，上一分钟还是影子，下一分钟，影子就清晰地变成了房子或停泊的船只”。

对河流历史和人物最为微妙的回眸一顾，在第六章“瓷砖”冒险中捕捉得最为生动。玛莎和蒂尔达手拉小车慢慢走过巴特西大桥，来到了老圣玛丽教堂旁泥泞的前滩。退潮时，在“二战”前沉没的一艘砖船残骸旁，她俩仍有可能在这儿找到泛着红宝石光芒的威廉·德·摩根的瓷砖。正如玛莎所知，他“最后的砖窑”“在富勒姆的桑兹·安得”。这些从泥里捡出来的宝贝碎片———一条尾巴蜿蜒的龙、“一只精致奇异的银鸟”———是来自威廉·莫里斯和拉斐尔前派艺术界的战利品，菲茨杰拉德本人曾对之进行过细致的探索。在二十年后一篇关于德·摩根的文章中，她回忆起了艺术家的弟媳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一位在1965年一百岁时去世的圣火守护者，一位“勇敢的……甚至是英雄的”人物，菲茨杰拉德 （像玛莎和蒂尔达随后一样）曾在巴特西的家中拜访过她，那里的“墙壁和壁龛都闪耀着色彩”。六岁的蒂尔达说：“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她至少九十七了。”如此这般显示出她的早慧并建立起了跨越世纪的联系。两个女孩把瓷砖卖给国王路的一家古董店，入手三英镑，立刻去另一家店买了克里夫·理查德的唱片。

《离岸》的故事背景为1961年，或许是1962年（文本内部的证据并不一致，因为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往往是十五年多之后的事情），因此当该小说1979年出版时，它的当下已经是过去的时间和情绪了。出身名门的奥地利青年海因里希顺道拜访格蕾丝号，他热切渴望领略摇摆伦敦的激动人心之处，玛莎迷上了他。她带他逛国王路，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整条街就像吉卜赛人的营地……一片混乱之中，真是孩子的乐园”。古董店与专卖店比肩而立，“向外飘出熏香和无趣的灵魂”，还有“伦敦的新事物”咖啡吧，在那儿，“闪闪发光的加吉亚咖啡机，把一英寸半的苦沫倒进陶瓷杯子，情侣们花两先令就可以在深棕色调的环境里坐上好几个小时，桌上还放着一碗红糖”。这个“魔咒解除前注定只能延续几年”的世界，这位上了年纪的小说家承认这是她自己的孩子曾经的乐园；但现在，这地方是成年人的世界了。我们非常微妙地触摸并看到代代重叠的模式，并感受到那种潜移默化的张力，这种张力一直吸引着菲茨杰拉德，并在她后期的四部历史小说中结出了累累硕果。

艾伦·霍林赫斯特

2013年

本文书摘部分为《离岸》（2020中信大方版）附录，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