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奥利弗是雷丁大学教授，在那里他带领着一个生态学与演化研究团队。他是一名杰出的系统思想家，同时为英国政府与欧洲环境署提供建议。《自我的错觉》（The Self Delusion）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为什么你会认为，自洽的个体自我这种观念是一种幻觉？

汤姆·奥利弗：关于自我身份的幻觉首次出现在史前时代，因为对作为种群的我们来说，这种观念是有益的：它使我们有连贯的记忆，便于我们寻找食物，或者保持群体内的社交。在那个时候，一个典型的族群大概会有10-50人。这就意味着，过度的个体主义可能会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他被驱逐出族群，甚至会威胁到个体生存，所以在集体合作中存在着制衡。

到了现代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汤姆·奥利弗：我们现在有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全球化，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却还没有跟上步伐。我们的文化以个人主义行为为傲，这种自私导致了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一大堆社会与环境问题。

声称个体并不存在，这不会显得太绝望吗？

汤姆·奥利弗：事实上，我发现它反而更能予人力量：特别是这一点——你并不是小小城堡内的孤独个体。你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待。首先，从宗教的角度说：我们是比我们伟大得多的某个存在的一部分。这就是合一性与泛神论的观念。

其次还有心理学的角度：我们的文化是与每个人共享的，我们是在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则是物质主义的角度：细胞是由环境中的物质构成的。比如说，我们的DNA指导着身体的构成，但这个DNA却是从我们祖先那里借来的。

你探讨进化血缘，并质疑线性的达尔文理论。

汤姆·奥利弗：有个词叫“演化树”。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类比——但是“树”的尖端却使人联想到分离，标示出不同的种群。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水平方向上，存在着横跨演化树各个枝节的联结，正如垂直方向的联结那样。这就在演化树的尖端创造了相互连接。比如，就拿关于细菌的种类这一观念来说，这种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细菌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共享着它们的基因。所以，不管你在树的何处，这些联结都会形成网络，而不是树状。

你同样认为“自我”是一种幻觉。

汤姆·奥利弗：很多宗教论证这一点已经几个世代了。但是我所提出的，是一种基于证据的证明途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有活力的：它总是根据我们身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而不断变化。每当我们与某人交谈，我们接收的每个字句、每次触摸，都在改变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神经科学现在可以得知人类每分钟获取或失去的突触连接的数量，以及大脑是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当我们互动时，我们确实是在字面意义上“改变他人的心智”。这与那种认为自我是严谨的自治实体的观念相冲突。许多这类影响都是潜意识的。因此，对你所处的环境保持知觉，对于影响你的思维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你如何看待使用致幻剂（例如LSD或者墨司卡林）消解自我意识的现象呢？

汤姆·奥利弗：大脑会被固定在模式之中。一旦发生，大脑就很难从思维定式中挣脱出来，因为它的路径是被物理编码的。那些药物能帮助大脑暂时打破常规，并提高我们改变思维定式的能力。思考自我也存在不同的方式。当你回到那种状态时，你会意识到你思考的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它并不是强加于你的。当你服药时，你会短暂地发现存在其他思考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改变。

在你的理论中，意识处于什么位置？

汤姆·奥利弗：我并不定义意识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主观感受存在于大脑中的物理结构，它们并不是幻觉，它们有着物理基础，并且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主张我们脑袋里所有的想法都不存在。但是那种观念：我们分离并独立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是一种幻觉。当我们开始承认这种连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意识是有渗透性的，并且与我们的身体有着实体性的连接。这就揭示出一种与地球万物以及宇宙的合一性。打破这种幻觉，可以解锁创造性。当我们感觉孤立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封闭在这些灵感源泉之外了。

那自由意志呢，你相信它存在吗？

汤姆·奥利弗：自由意志问题比较棘手。最合乎逻辑的论证是，我们并没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感觉我们有。我在哲学论证中并没有找到十分有用的东西。很多时候只是把人绕进圈子里。

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吧：有人朝着人群开枪射击。凶手有自由意志吗？

汤姆·奥利弗：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把凶手关进监狱。但是当你解构这种暴力行为时，或许你会看见某种物理原因。大脑中的肿瘤会导致暴力行为，可能凶手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这会导致大脑的物理性改变。接下来你一定会问：凶手该承担多少罪责？如果你相信他是自治的，那么谴责个人的结论就很容易得出。但是当你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庞大的网络的一部分，你会看到他们的行动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理解了因果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就抛却了追责问题。

你的著作关注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

汤姆·奥利弗：看看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全球性问题吧，例如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它们的根源是选择与身份：我们选择购买什么东西，或者我们选择如何出行。但当人们与大过自身的东西相连接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身份感。因此机构、经济体、司法系统构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观。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些思维定式。这也向我们提示了，解决方法就在我们之中，社会变革也会很快发生。

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是会转向集体呢，还是更加偏向个人利益？

汤姆·奥利弗：英国和全球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场危机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平等。一方面，我们会变得更合作、更具集体性。因为人们已经看到，当社会没有照顾好最弱势的群体时，个人主义真的已经走得太远了。但还有一种担忧的倾向，就是这场疫情会因为更加威权的政府，将我们推入个人主义的路途。

当社会受到环境或变化的冲击时往往会退缩，并在内部群体中变得更加紧密。当每个人都说“我们要照顾好自己”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基本行不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与环境紧密相连的。我们已经在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事件中见识到这一点了，而这只是更大趋势的一个开始：我们可能会目睹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全球大迁移，我们没法简单地封锁边境。这会成为一个伦理定时炸弹。

我们可以将疫情视作一场有创造性的破坏，指出我们在物理和社会层面相互连接的程度，以及建立一个总体更加进步的社会，融合这两种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恢复。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