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从1963年起，他一直为《纽约客》撰稿，他大部分书的素材都脱胎于为这份杂志撰写的报道中。麦克菲曾四度入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作品提名，并于1999年获此殊荣。他被公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性人物。2008年，美国新闻界的重要奖项George Polk Awards给他颁发了职业成就奖，以表彰其“半个世纪以来对于美国新闻界难以磨灭的影响和印记”。
正午：在中国，“非虚构写作”很热门。您如何描述自己写作的类型？
麦克菲：我通常称其为“事实写作”(factural writing)，也就是说，这种写作必须基于事实——可以核查的事实。好比说，如果你写“这个人有一千米高”，他最好真有一千米高。（笑）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的作品几乎都先发在《纽约客》，在这个杂志社里，有一个规模庞大且运作得力的事实核查部门。所以，海斯勒（Peter Hessler）和我刊登在《纽约客》上的稿件，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出现在那儿的。我们的稿件会先送到某位责编手上，这位责编会给文稿中每一处事实描述做出标记，杂志社进行核实，以确保叙述都是准确的。和小说不同，这种写作以真实素材为基础。你怎样处理这些素材，决定了写作的类型，这正是事实写作与小说最根本的区别。
正午：这种“事实写作”，有人认为它应该被划归为文学写作，有些人则认为是新闻写作，您怎么看？
麦克菲：我觉得两者都可以是，要看情况。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新闻写作，因为它们都刊载在杂志上。但它们也是文学作品，因为有些人就是愿意这么叫它们。我的意思是，它无法划入这两个类别中任何一个。
它唯一区别于其他写作类型的，就是基于事实。就像我常说的，这些事情无法像红色、蓝色、绿色那样彻底区分，它们重叠在一起。所以，这种写作既可以是新闻式的，也可以是文学化的，或者是非虚构，所有这三种可以集中体现在一篇文章里。彼得·海斯勒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正午：但人们习惯用新闻写作的标准来要求这种写作，比如，你不能带有立场，叙事中不应该出现作者。在您看来，“事实写作”中是否存在规则或标准？
麦克菲：其实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这都是作者自己的选择。如果站在某一立场，这种写作就会有点像制造和传达一个信息，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但是我不太愿意这么干。我更希望把事情摆在读者面前，读者跟随我，去看这些事实，这是我的目标。如果我去阿拉斯加，要写那个地方对于土地、资源运用的争议，我会写当地人的说法，这样你们就会有感觉。这是写作者的选择，我通常选择旁观者的视角。
作者是否出现在文中，也是作者自身的选择。有的作者频繁出现在文章里，他们好像站在写作对象和另一个世界之间——那个世界里都是自己。我并不偏好这种写法，但这确实是一类写法。我觉得作者出现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纽约时报》的稿子总是说“我”、“我在”，访问者在现场，我觉得没必要。我认为如果文章内容与作者无关，作者就应该尽量藏在幕后。所以，这也取决于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的故事中有一架飞机，飞机里有两个人，你又是其中之一，那你很难不提自己，这也合情合理。但你实在没必要每页都出现。
彼得·海斯勒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要写的故事是在北京租了辆车，开着它一路西行，你当然得出现，否则谁开车呢？在我看来这完全没问题。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彼得·海斯勒，是他遇到的人，不过他把握得很适度。
正午：许多美国大学都有写作课程，近几年来，不少中国大学也开设了写作课。但许多人会问，写作真的可以被教授吗？写作课程真的能把学生们训练成作家吗？
麦克菲：这要看情况，当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成为作家。重点在于，一个写作老师能做什么。点评学生的作品，做出标记，加以评论，告诉学生你的看法，尽可能详细地写下这些。写作是把成千上万细节组合拼接在一起，写作老师可以对此作出评论。写作老师当然无法为学生创造出基本的写作能力和原初动力，当人们说“哦你不可能教人写作”，我总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理解什么是教学。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年轻时曾经教过青少年游泳，班上所有孩子其实都已经会游泳了，但我当时作为一个游泳老师，是想让他们游得更好，游得更高效，既节省力气又提高速度。道理同样适用于教授写作。
我很喜欢教写作课，因为学生们会交习作，我全部读一遍，然后像个编辑那样，说这里写得好，那里写得不好，然后和他们一个一个单独讨论。我只是点评他们的习作，我认为这么做对学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话又说回来，真正能教会你写作的，是写作本身。如果你有志于此，就动笔去写，并完成它。写这篇文章会让你意识到一些东西、收获一些经验，然后你开始下一篇，这样，你就又进步了一些。写作最好的老师，还是写作。这也是为什么大学里的写作课必须非常自主，你必须去写作，然后在课堂上继续学习，这才是最基本的写作学习。
正午：您提到您会像编辑那样点评学生的作品，您觉得编辑和写作者这两种身份有何不同？
麦克菲：编辑会对选题有新鲜的眼光。编辑没有花两三个月时间组织这些素材并奋力写作，因此能用新鲜好奇的眼光来看稿，但Ta必须能理解作者，并且帮助作者写得更好。编辑不会重写作品。如果重写，就不是编辑了，而是一个重写者。
正午：我很好奇，您是如何组织安排课程的？
麦克菲：我的课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我的班上有十六名学生，这个数目是我的上限。因为，如果十六个学生每人写两千字，一共就有三万两千字了。我一次最多能处理这么多文字。有时我会请记者或出版人进课堂，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过，这门课最关键的部分是一对一的单独会面。学生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Ta的文章。
正午：听说有许多学生选您的课，您是如何从中挑选学生的呢？
麦克菲：这真是非常非常难办。有时候有七十多人选这门课。他们会交一份作品和一封陈述信，告诉我他们对这门课的想法。我完全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只能根据这封陈述信和作品来挑选。我会非常仔细地阅读信和作品，并尽量选出十六个对课程最有想法的学生。当然这不是完美的程序，但我真的非常仔细地挑选了，目前看起来进行得还不错。
正午：您是哪种风格的老师呢？严厉的？还是比较和善，总是鼓励学生？
麦克菲：我希望是后者。我不严厉。但我希望学生能表现得像记者那样自觉、有效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迟了一周才交作业，我会不高兴的。他们当然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我每学期末得给他们成绩，尽管我不喜欢这么做。如果哪个学生每周都迟交作业，成绩就不会太好。
正午：您教过这么多年轻人，在您的经验里，年轻的写作者通常会遇到那些问题？
麦克菲：事实上，每学期过了一两周后我都会发现，十六个学生是十六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他们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语法很弱，总是把句子堆在一起。有的写作者就极少有这种小的技术问题。还有些人文笔清楚流畅，但不知写些什么。这是两个极端，我都遇到过。在这二者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出建议。
正午：您会给他们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吗？
麦克菲：有时会。他们从学校毕业后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他们的职业生涯从大学实习时就开始了。他们会申请一些暑期工作之类。我不会随时随地事无巨细地指导，但他们会找我，有时咨询我的意见，有时管我要推荐信，我都会答应下来。但是接下来，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和一些学生的联络。和其中一些人，我们会长期保持联系。比如，我和彼得·海斯勒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我1991年或1992年的学生吧，但他毕业后，我们才熟悉起来。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你猜他正在干嘛？他在回信里告诉我，他正在埃及，打算写一些在那儿放贷的中国人。这是他的一个选题。看到学生们越写越好、出更多书，我总是很高兴。
正午：是什么让您一直教了这么多年写作呢？
麦克菲：我是1975年开始教写作的，如今已经四十年了。当时我有份工作，学校原本也有个写作老师，但他突然离职回德克萨斯了，突然就没人教写作了，他们问我能否替代。我就是这样开始教写作的，直到现在，我还在教。我几乎一辈子都在普林斯顿度过。有人跟我说，教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占用太多写作时间。但我觉得我有时间写作，并且我一直在写。其实，教书以来的这些年里，我写的作品更多了。我从不在学期中写作，那时我没有时间。但每当假期，我回到自己的写作中，我总能带着一种新鲜的感觉。写作和教学两者在我这里协调得很好。现在我刚刚结束一个学期，明天我就要重新开始写作了。
正午：您是否也能从教学以及与学生们的来往中有所收获呢？
麦克菲：我从年轻人那儿获得了很多。我现在很老了（笑），他们使我总是保持着积极的工作状态。从他们写的题目中，我也能学习到不少东西。
正午：为《纽约客》撰稿和写自己的书，有什么区别？
麦克菲：要看情况，但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的写作计划都没有截稿期。我完成、并寄给《纽约客》，再拿到稿费。我的选题不是《纽约客》分派的。我自己定选题，并自行完成。所以我书的内容最早都发表在《纽约客》。彼得·海斯勒也差不多。但他会为《纽约客》上的文章增添许多新素材。他会重写，会把原文扩长。不过在我这儿的情况是，《纽约客》刊载的几乎就是全部了。
正午：现在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杂志等纸媒迅速衰退，新媒体越来越发达，您觉得这一背景对“事实写作”会有影响吗？
麦克菲：肯定会的。但我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会产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影响。因为情况太新了，变得也太快了。但写作就是写作。你在博客上写，也是写作。当然，如果你能为某个编辑供稿就更好了，因为你能得到反馈，而不仅仅是往博客上倾泻未经编辑的文字。但我认为，如果你有写书的打算，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写博客了。从中获得的写作经验对你今后的写作有帮助。我相信，对写作的渴望会逼迫你动笔。
正午：您最近在进行什么新项目吗？
麦克菲：是的，这个项目我已经进行了五六年。主题正是我们刚才所谈论的，关于写作和写作课。这些文章将发表在《纽约客》，每一篇都会是我新书中的一个章节。现在，我还有一篇需要完成，明天就动笔。
（本次采访于2015年6月）
题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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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