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个雾气蒙蒙的夜晚，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抵达了印度德里。威尔克森曾写过一部关于黑人从美国南部迁出的书，广受赞誉。威尔克森的此次来访是因为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这本书试图用印度的种姓制度来阐释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这是威尔克森第一次去印度，但她发现这里的一切其实并不陌生。威尔克森很快发现，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她在自己的祖国就已经接受了种族制度的教育，可以容易地将高种姓印度人与达利特区分开来（印度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这一制度将人从高到低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此外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贱民”或“达利特”，不入四大种姓之列——译注）。 “达利特……对我来说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顺从的态度和社会表现在当地接待她的招待者身上留下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尽管如今印度人在尽力摆脱它们。

2010年以来，威尔克森一直在研究和创作这本书，而此时的美国似乎恰恰也在朝着这本书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一系列非裔美国人被杀害的事件（通常是警察所为），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反种族主义社会运动。运动员单膝跪地以示抗议，人们开始推倒奴隶时代的纪念碑，主流思想开始反思奴隶制度和长期以来的后果，同时白人的不满情绪也占据了白宫。她写完书后，将其命名为《种姓：我们不满的根源》（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威尔克森认为，美国人目前对种族问题的痴迷在某种程度上是错位的，因为在种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更棘手的制度，这种制度也许应该称为美国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奴隶制“作为人类等级的阶梯，在全球范围内相当普遍——英国新教徒在最顶端”，而其他所有人“按降序排列”，直到有人来到非洲“运送奴隶前往新世界”。她写道，这些非洲奴隶类似于“底基”——将房屋固定在地基上并支撑整个房屋结构的木梁。自南北战争时期以来，许多评论家都把黑人称为美国社会的“底基”。威尔克森认为，种姓制度就像一个“容器”，承载着这些非裔美国人的抱负——一系列关于他们应该存在于何处、应该如何存在的假设。尽管随着这个国家从奴隶制走向自由，再到后民权时代，种族制度各式各样，但种姓制度的假设一直相对稳定，并且往往是无形的，几乎不可能被推翻。

威尔克森的书中最有力的部分，是通过一些辛酸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民权运动时期有一个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的黑人女孩，她的父母只是叫她Miss，便违背了对黑人直呼其名的种姓观念。再比如，尽管印度宪法规定保护达利特人的权利，但许多简单的事情——例如在商店里试穿衣服——对于达利特人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的高种姓人认为社会底层做这种事情是对自己的骚扰和不尊重。威尔克森书中的一位底层受访者由于无法试穿，便只得买下不合脚的鞋子。

威尔克森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位著名记者，她似乎并非种姓制度的受害者，但有些人依然会通过她皮肤的颜色来定义她。比如在采访一个精品店经理时，即使已经提供了身份证明，对方依然难以相信她就是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威尔克森认为，种姓制度继续对底层人造成了切实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可以通过具体的现象来量化，比如低种姓人与高种姓人不同的健康状况。

威尔克森的书对等级制度如何自我复制进行了有力、富有启发性且发自内心的描述，同时也呼吁人们采取行动来消除等级制度。威尔克森在印度的达利特和纳粹政权在德国建立的种族等级制度中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东西。“纵观人类历史，”她说，“有三个种姓制度最为突出”——美国、印度和纳粹德国。事实上，该书的中心部分便专门阐述了“种姓的制度八大支柱”。这三个种姓制度有其共同点，比如所谓的自然或神授的等级制度，阶层的遗传性，控制跨种姓婚姻和性行为，禁止上层接触下层以免造成种姓污染，以种姓为基础的职业等级，恐怖暴力的执法手段。不过，威尔克森只在有限的篇幅中将纳粹政权与美国或印度进行了比较。根据法律历史学家詹姆斯·惠特曼（James Whitman）最近的研究，威尔克森认为纳粹政权在其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中借鉴了美国法律中的一些条例，比如美国大多数州的种族通婚禁令。威尔克森还指出，如今的德国官方已经否认种姓制度并回忆起其历史的恐怖，而美国却经常颂扬奴隶制的捍卫者。此外，本书也记述了许多美国和印度的相似之处。

正如威尔克森所说，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在印度种姓制度和美国种族制度之间感到了类似的血缘关系。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种姓制度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批评者，以及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都在寻找这两者之间的相似。马丁·路德·金曾专门访问印度，达利特领袖比姆拉奥·阿姆倍加尔（Bhimrao Ambedkar）曾专门来美国学习，正如历史学家尼科·斯雷特（Nico Slate）等人指出的那样，印度和美国的许多作家、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也使用了此种类比。白人至上主义者也通过想象“雅利安人”这个词，将肤色偏浅的高种姓印度人比作“高加索人”。20世纪中期的社会科学家，包括阿利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Oliver Cromwell Cox）、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和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也对印美类比进行了讨论。

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于四种等级划分（不包括达利特和其他 “部落”）和无数其他基于地理差异、职业差异的种种不同——与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制度是一样的，这一主张很容易被驳倒。威尔克森有时会批评那些反对她所谓的种姓制度的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意识的表现，对这个词适用于美国是否存在合法性问题进行争论。然而，对威尔克森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种姓制度更多的是一种隐喻。她真正的观点是，许多社会在对待底层人的方式上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种姓》在一场关于种族压迫的历史和种族不平等的激烈辩论中走到公众面前。人们在提议改革或废除警察和监狱制度，赔偿奴隶制带来的创伤，消灭种族基础的资本主义，重建美国民众的生活。威尔克森提醒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她警告说，除非人们触及并清算这些真正的问题，否则，在目前的反对种族歧视的社会活动结束之后，种姓制度很可能还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身边。

本文作者Kenneth W. Mack系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和法学教授，著有《种族代表:民权律师的诞生》（Representing the Race: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 Rights Lawyer）一书，也是《新黑人:美国的种族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The New Black: What Has Changed — and What Has Not — With Race in America）一书的合著者。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