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根 周旭峰

在疫情来袭的2020年，成都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0.6%，在经济总量前10城市中排名第5，成为全国经济秩序活力恢复最好的城市之一，其持续推进的产业功能区建设，成就了城市经济产业的御险力与成长性，加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要素合理流动及高效集聚，助力畅通产业链内循环，构建“稳定之锚”。

来自硅谷的启示 产业功能区是未来城市新形态

举世闻名的硅谷，并不是真正的“谷”，而是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上百万的高科技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其中拿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有30多人，他们供职于包括苹果总部、谷歌总部在内的大大小小上万家高新技术公司，工作闲暇时就背着包惬意穿行于斯坦福大学里或是去公司附近吃上一顿“异域风情”的中餐。

硅谷的成因，其实很简单，当时政府想要留住斯坦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提升当地经济，就开辟出一个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没想到园区经济飞速发展，成了高科技聚集区。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表示，“我曾经去硅谷考察，那里的创新环境给我很大的启发，硅谷给各类创新人才搭建起便利的生活场景和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场景，从而促进创新要素的迸发。”

在范锐平看来，硅谷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要以独立城市的理念，重新整理城市格局和功能分区，提升功能复合率和城市宜业宜居度，促进职住平衡、人城产融合、先进要素集聚、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外部交通物流效率”。

这份得之于硅谷的“启发”，在2017年7月的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细化为了两份“导航”性文件——《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成都产业园区的发展，也自此走上了“产业功能区”的特色路径。 

结合国内产业园区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成都将产业功能区的建设发展路径设定为“产城融合”。

如果把时针拨回到1979年，人们会看到，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土地成本是元朗的十分之一，人力成本则为其百分之一，且进出口贸易需求巨大……这一年，中国首个产业园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设立。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黄金十年开启，国内产业园区顺势蜂拥开建，在带动产业集中、企业集聚的同时，交通拥堵、产城分离、公共服务紧张、产业同构竞争等“大城市病”也不期而至，引发了管理层对产业园区建设方向的思考和调整。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2017年《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为产业园区的发展指明了产城融合和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从工业集中区的1.0版本到高新区的2.0版本，再到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的3.0版本，中国产业园区的进化之路清晰可见。

成都现代产业园区的发展起步于1988年，彼时规划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成都高新区开始建设，三年之后，国务院首批批准设立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让成都产业园区进一步快速发展，到2003年全市范围出现了116个产业园，同年《成都市工业发展布局规划纲要（2003年-2020年）》发布，明确成都116个工业园区将划分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并打造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6大工业基地。

彼时成都工业园区沿用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集中的单一经济组织方式，在后续发展中暴露出诸如产业链条不够完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城融合度不高、同质化发展、管理及开发机制待完善等问题，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亟待迭新。

2017年4月，成都迎来了城市发展格局的“千年之变”。为破解“大城市病”，打开永续发展新空间，成都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其中“东进”将翻越龙泉山，成都从“两山夹一城”的逼仄，变为“一山连两翼”的开阔。

城市空间“千年之变”的三个月后，成都产业园区的建设也“同步”迎来了一次巨大变革，成都在产业发展大会提出，要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以提高功能复合率和宜业宜居度为导向的“产业功能区”，正是成都产业园区的3.0版本。

硅谷里全球顶级IT精英云集的场景，给成都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则是——产业和城市之兴，必以人为本，传统营城逻辑必须改变。为此成都提出以“人城产”逻辑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产业功能区打造为未来城市新形态。

产业功能区的终极形态是“独立城市”

这个产业园区3.0版，在成都为什么叫做“产业功能区”？

答案就在范锐平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一个产业功能区就是若干新型城市社区”。成都的产业功能区不再是产城分离的工业园区，而是“功能复合、职住平衡、服务完善、宜居宜业”，产城高度融合的城市社区。

以往的产业园区只有产业，没有生活。成都产业功能区要高标准规划建设学校、医院、邻里中心、生态公园等配套设施，以及社区综合体、公园和绿道、配套酒店、商业街等公服配套，这样的产业功能区，既是产业社区，更是独立城市。

建设产业功能区，自此成为了成都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重塑经济地理、破解大城市病、克服区域发展同质化、构筑区域发展比较优势和国家中心城市核心优势的重要抓手和战略支撑。

以 “人”为本—— 以“人城产”逻辑营城兴产

从统筹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开始，成都产业园区的发展逻辑就有了“彻头彻尾”之变——从“产城人”到“人城产”再到“人城境业”和谐统一，“人”的排序从尾变成了头。聚人成产、为人减负、给人赋能，三年来产业功能区建设的许多重点工作都围绕着“人”来次第展开。

积聚优秀人才，成为了成都产业功能区发展的头条逻辑。

聚才之本，在于打破人才引进成长的体制障碍

2016年，刚博士毕业的公韦，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成为了高新区一名普通机关工作人员。在一线工作三年之后，他参加了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的竞聘，并最终从3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竞聘。他告诉界面四川，“博士学的就是信息类的专业，这对日常开展服务工作有不少帮助”。

实际上，公韦的工作转折不过是成都产业功能区通过“员额制”管理办法，打破职务身份对高端人才的束缚，实现人岗相适，让专业人干专业事的一个缩影而已。在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里，具有电子信息类高学历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占比已超过了50%。

为了打破传统行政化管理范式，破解高端人才难引进、留不住的难题，成都市打破编制、身份和任职限制，创新推行岗编分离、全员聘任为核心的员额制管理，制定员额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形成以能力选干部、按岗位定薪酬、靠环境聚人才的开放型专业化管理平台。   

通过实施“员额制”，通过建立“人员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灵活机制，极大地释放了制度活力，激活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一池春水。

2018年，成都新增“蓉漂计划”专家和团队均来自于产业功能区；2019年全市66个产业功能区共引进人才779名。成华区在成都龙潭新经济产业功能区推行市场化的薪酬制度改革，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激情；新都区打破职级限制面向全区招聘专业干部人才，配套出台员额薪酬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产业功能区干部专业结构。

聚才之要，在于营造人才生产生活的人文环境

2017年以来，全国主要城市兴起了一股“抢人大战”。以武汉为代表的城市主要靠户籍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落户，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主要打“智慧经济”牌吸引各类高端人才。而位于中国西部的成都则以产业功能区为先进要素集聚平台，注重以价值尺度和人文尺度为指引，围绕产业人群构建生活性服务平台，构建人文和谐、包容开放和富有亲和力的城市公共空间，大力营造具有浓郁烟火气、生活味、成都范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生活生态和政策生态，让产业功能区成为专业人才“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优化功能区空间形态方面，坚持以价值尺度和人性尺度为指引，用公园城市理念和城市美学设计提升功能区组团空间价值，按照“景区化、景观化、可进入、可参与”要求构建生态景观体系、绿道体系、公园游憩体系，串联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打造“上班的路”“回家的路”社区绿道各100条，公园城市示范街区35个，创建公园小区50个，提升了空间步行可及性和体验舒适度。

完善功能区设施功能方面，以产业的功能需求和产业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精准测算功能区未来人口规模、专业化生产设施和基础设施、个性化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需求门类、规模和布局，合理确定能源、交通物流等生产配套设施，教育、医疗、文体、休闲等生活配套设施。今年上半年，天府新区、龙泉驿区、新都区等10个区市县，就已完成了人才公寓和产业区配套住房的年度建设目标。年内，将有12条线路合计518公里的地铁串联各个产业功能区，建成100个“网红打卡点”，打造100个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经济新业态场景，产业人群将有更多休闲、消费、娱乐新选择。

优化功能区人文环境方面，加强社区化管理路径的探索，着力解决产业发展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两张皮”的困境，形成功能区主导、企业参与、街道服务、社区居民自治的共建共享共促格局。如双流区定期举办“企业咖啡时”活动，由行政审批局等部门会同街道共同“问需企业”，与企业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据了解，双流区还专门设立产业功能区法庭，为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 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根据DT财经联合联通大数据发布的2019年流入人口城市排名，成都排在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东莞。成都对于各类人才的强大吸附力，正源于产业功能区建设的巨大需求。成都市66个产业功能区共集聚人才437万，占全市人才总量的82.6%。

解码产业功能区发展的动力之本——体制机制创新

在产业功能区建设过程中，成都持续推进管理运营体制机制创新突破，提出了“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功能、支撑在园区、机制是保障”的总体思路。三年里，体制机制变革创新已成为成都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助力。

如今，通过坚持把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聚焦“创新专业化运营、实施专业化管理、建强专业化团队、加强专业化协作”，成都已初步形成了衔接配套的制度体系、精简高效的组织体系和专业灵活的运行体系。 

配套制度体系确保目标明晰

在制度体系的总体改革方向上，成都市委发布的《关于创新产业功能区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为规划权限上收、经管权限下放、乡镇（街道）职能转变等重大变革提供了整体思路。

大方向大目标既定后，小目标也随之清晰——《产业功能区运行效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和《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建设职责任务清单》的相继制定，为产业功能区建设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激励各部门为之拼搏。

此外，“摸着石头过河”的产业功能区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也在同步开展中。去年8月，崇州农业产业功能区里，道明镇龙黄村11组的村民胥念勇将自己的农房流转给了合作社，他与合作社正式签订了租赁协议，实现了四川省首个农村宅基地“租赁”的试点。

从宅基地“租赁”到竹艺村“共享林盘”，崇州的改革试点仍在继续，而这些试点改革的成果，最后会进一步转化为完善功能区运行机制的专业政策。

高效组织体系推动职能转变

围绕着产业功能区的组织体系变革，以高效精简为原则，从上至下全面展开，覆盖了市、区市县、功能区、镇（街道）和专业公司等多个层级。

市级方面在机构改革中为32个市政府工作部门核定了129个产业促进处室，助力市级部门围绕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转变职能和转变经济工作组织方式；区（市）县方面，实行扁平化管理，提高议事决策效率；产业功能区方面，严控机构数量，全市112个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精简为66个；镇（街道）方面，大力实施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区街融合”新模式；专业公司方面，已有65个产业功能区设立或引入专业运营企业。

组织体系的变革，让功能区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管理委员会在功能区内设立了综合服务中心，把区行政审批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等区级部门作为“职能局”，实现核心职能下沉功能区、涉企服务职能延伸功能区，90%以上事项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95%以上事项可以“网上办”。

疫情中，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的高效表现更为亮眼，今年一季度，TCL通过中欧班列实现了从成都的出口同比逆势增长200%，TCL成都工厂供应链部经理蒲海表示，“TCL计划年内将80%的产能转移到成都，这里的国际物流通道非常高效。”

灵活运行体系为功能区赋能

在不断革新的运行体制的支撑下，成都产业功能区的“决策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扁平化的管理机制加上规划权限上收、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建立“五位一体”统筹机制和14个产业生态圈工作推进机制……赋能提效减负机制不断完善，“办事跑断腿”没了，高效服务成为了产业功能区的“标配”。

新津县制定产业功能区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清单，下沉156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双流区内部设立了“园区服务科”，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下沉到产业功能区，专心服务企业。

功能区企业对此感受颇深，四川省美河线缆厂行政部主任简锦秀就很舒心，“现在办事都不用出功能区了，想要的服务都能很快实现”。

机制体制创新变革为成都功能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产业功能区建设成果斐然——截至今年5月，共引进重大项目411个、总投资6785.11亿元，均占全市总量的九成以上；集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超1200家，引进高层次人才140名、顶尖团队14个……

能“打”的产业功能区  破“疫”成都经济产业密码

0.6%，这是成都经济交出的半年答卷。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很难找出这样低的经济增速，但是在疫情和国际形势多重复杂因素叠加之下，经济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成都经济顶住压力，顽强地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形强劲反弹。“二季红、半年正”，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转正增长”背后，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以产业生态圈建设引领产业发展，构建高效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加强供应链衔接配套，供给侧活力持续增强。

从工业数据看，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连续4个月保持回升态势，其中6月当月增长5.3%。行业增长面稳步扩大，37个行业大类中17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主要行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19.2%、16.1%。新兴工业产品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产量增长56.9%、54.3%、25.6%。30户工业龙头企业产值增长5.1%，其中19户企业产值实现增长，5户企业产值增速超过20%。

3月，成都市召开都市现代农业产业生态圈建设推介会，签约项目14个。今年4月，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项目二期正式开工，引进了8家包括大飞机机头项目在内的航空配套制造企业。今年5月，华为公司与京东方科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成都高新区共同打造柔性显示西南基地……

截至6月，上半年全成都市66个产业功能区共引进重大项目158个，总投资2201.44亿元。既是成都面对疫情所展现的“压力”表现，也是城市接下来经济发展及构建“内循环”的重要支撑。

在头部企业的集成带动下，产业生态圈渐现竞争优势

也许就连很多成都人都想不到，全市60%以上的地铁车辆已实现本地造；全球一半的iPad平板电脑产自成都；全球5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CPU为成都造；全球第二条、国内首条量产的第6代AMOLED全柔性生产线——京东方AMOLED柔性面板落地于此……

在成都海威华芯科技有限公司，上百位研发人员每天熟练地操作软件，静静地进行芯片研发。几分钟车程之外，我国首条以金属氧化物为核心、面向8K以上超高分辨率电视市场的液晶面板生产线——中电熊猫8.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上，一张张面板流水般下线……像这样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场景，只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万亿级产业布局的一块拼图。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海林表示，全球化正迎来下半场，区域化、本土化加强，全球供应链距离正在缩短，而着眼到当下发展的关键之举是，按照中央部署“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增长点过程中，建立新的产业一体化关联关系。

去年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引进的住友化学触控模组项目已经量产，直供京东方；而另一家京东方主要配套供应商拓米国际，引入国际顶尖专家和高端人才成立量子点(QD)、3D玻璃贴合(Lami)、OLED照明等5个课题研究小组，未来项目研发成果转化投资预期在38亿元以上；此外十多家科技型企业也已进入华为供应链。

聚焦在优势企业上下游、左右岸精准配套，提高产业功能区本地配套率，更科学、优化的空间布局，在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看来，成都正不断统筹交通、空间、产业三大要素，优化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区块链行业四川最大的算力中心，四川毛球科技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王明鎏告诉界面四川，在功能区领导协助下，毛球科技正和行业头部企业强强联手做一些资源上的业务整合，并持续投资芯片研发，力争年内打造一款“成都造”的芯片产品。

对成都来说，产业发展正在进入新时代——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着力打造产业生态圈，从“成都速度”到“成都品牌”“成都质量”，成都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

拓展运用全球资源市场，功能区外贸看涨

外贸，无疑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其中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11.39万亿元，下降4.7%，而中西部地区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5.7%，占外贸总值的16.7%，比重提升1.4个百分点。

界面四川注意到，在上半年出口额超500亿的32个主要进出口城市外贸情况中，成都以23.5%的同比增长排到了第一位，实现上半年进出口总额3230.9亿元的逆势崛起。

从产品结构看，加工贸易快速增长，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进出口2265.4亿元，增长25.0%，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70.1%，比去年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的作用在于支撑外贸进出口总额的稳定，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骆玲表示，成都在加工贸易方面，围绕各产业功能区逐渐构建起较完整的产业链，是此次疫情之中能够支撑外贸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疫情期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里的一些头部企业遇上了一个复工难题，高精仪器的外籍维护工程师难以入境。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企业服务处得知情况后，及时联系了卫健委等部门，做好防控预案后，迅速为相关企业开通了外籍工程师入蓉快速通道。

刚解决了工程师的问题，一个新难题又冒了出来。由于国际货运通道关闭，一龙头外资企业所需的生产原材料严重缺货，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企业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企业困境后，先是通过包机航线解决了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后来国外疫情加剧，又通过客机改货机的方式，保障了空中物流通道。

物流通道的畅通让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的企业在上半年获得的订单不减反增，并成功带动外贸商品结构的整体优化。

上半年，成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427.9亿元，增长27.6%，其中电子技术产品、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8.3%及26.1%。而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2489.1亿元，增长27.6%，在全国综保区中继续排名第一。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跨国企业从巩固市场份额和比较优势出发，纷纷调整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基地布局。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之下，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节点,成渝两地中欧班列开放量接近全国50%，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成都人力资源优势突出，生活宜居美誉度高，如果在全球资源及全球市场的运用上能有大的突破，将迎来新的一轮运用外资和提升产业机构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