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Kumiko Kosugi加入了一家大型IT服务公司。在当时，那里的女性员工不是给客户和男性同事端茶倒水就是在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办公室工作。
Kosugi小姐以为自己会和大多数女性同事一样结婚生子然后远离职场。而事实是，25年后，她已经是一名公司高管了，而她所在的公司被认为拥有全日本最优渥的工作环境。
Kosugi可以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升女性职场地位的种种尝试的绝佳范本。
“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作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致力于鼓励女性进入职场，以此抵消日本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问题。
今年8月28日，日本上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日本所有公有企业及私营企业在2016年4月前为招聘及提拔女性员工设立具体数字目标。9月27日，安倍本人在联合国就性别平等问题发表演讲，声称计划在2020年——即日本举办夏季奥运会的那一年——在政界和商界将女性领导者的比例提升至30%。
在2003年，日本政府实际上就已经设立过这一目标了，然而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那么在十多年后，安倍政府有望实现这一目标吗？
12月，安倍政府将30%的目标砍至7%。
安培政府“女性经济学”计划被打脸从侧面反映了当下日本职场女性的地位不容乐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日本的性别差距排名在145个国家中名列第101，而在经济参与与机会（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Opportunity）方面，日本的排名仅为106，女性高级职位人数的排名更是低至116名，远远低于英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据《2015年格兰特·桑顿国际商业报告》（The Grant Thort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port 2015）的数据显示，日本商界只有8%的高管职位为女性所有，而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高管的平均比例为22%；66%的日本公司的高级领导团队中没有女性，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为32%。
日本职场的女性参与度低迷不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立法、企业文化到社会风气甚至女性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上都缺乏对女性追求职业抱负的理解与支持。
尽管安倍政府已经出台了法律规定企业必须设立女性员工招聘晋升的目标，但对那些忽视这一法律的企业来说，立法者并没有提出任何惩罚措施。
对于女性员工怀孕的歧视问题，日本政府也鲜少提及。事实上，“孕期骚扰”（matahara, 日语中对“maternity harassment”的简称）的问题日益严重，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2014财年，日本政府总共收到了2085份此类投诉，与2008年相比上涨了18%。
一位不愿具名的女性高管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讲述了自己的职场经历。她在一家医疗公司工作，在她所在的公司管理层只有1.5%的女性。
当这位经理在2004年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有望被提拔至部门主管。然而尽管公司当时刚刚开始实行提升女性经理人数的政策，公司高级管理层仍然建议，如果她要生孩子，最好不要申请晋升。她没有听取这个建议，并如愿获得了部门主管的职位。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直系上司是个有孩子的女性，她是公司中唯一的一位女性高管。她非常支持我，看到她的成功，我倍受鼓舞，她是我的榜样。”她说。
而对抚养孩子的女性员工来说，缺乏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机构对她们的职场晋升也造成了不小的阻碍。据Japan Today报道，目前许多幼儿园及儿童托管机构供不应求。
“的确，在安倍开始强调’女性经济学’之后幼儿园的数量有所增加，”东京北区一幼儿园的女性负责人说，“但政府没有考虑老师的需求。许多老师因为压力过大、薪水过低而辞职。幼儿园越多，越多的女性想要工作，而她们就没那么多时间照顾孩子了。最终这一政策的执行度并不尽人意。”
另外，日本当下的税收政策也对女性的职场追求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法律规定，如果配偶的年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家庭主要挣钱者（通常为男性）将获得税收减免。因此，许多已婚的日本女性刻意收敛自己的职业抱负。
或许更糟的是，女性自己缺乏动力去追求职场成功。
“很多女人不想成为经理，在我的公司，即使有女生被提拔，她们也会拒绝晋升。女人们并不是以成为领导者为目标被抚养成人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在讨论妻子应该在丈夫身后3步远的距离走路。”Kosugi说。
即使Kosugi的公司已算是对待女性员工非常包容的公司了，那里也只有5%的女性员工，而日本全国的平均值为3.5%。
许多专家认为，面对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日本除了提振女性职场参与度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30年日本劳动人口与当前相比将下降17%，而至2050年将下降50%。然而如果女性职场参与度提升到男性水平，2030年劳动人口的下降幅度将控制在5%。
高盛估计，如果日本的职场性别差异缩小，日本的GDP将上涨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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