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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的八佰,消失的小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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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的八佰,消失的小崔

戏剧的是,小崔和管虎,一个曾想置华谊兄弟于死地,一个用巨制来挽救华谊兄弟,但他们在八百壮士的历史选择题中,给出过相通的答案。

文 | 蓝洞商业 赵卫卫

1

即便小崔后来成了华谊兄弟的敌人,但至少在聚焦八百壮士抗战历史这件事上,小崔和管虎是殊途同归的。

2011年,管虎第一次提出要把八百壮士拍成电影,是跟当时的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说的,投资一共6000万。覃宏在微博上说,下半年就会开机,在山东建外景,“视觉特效震撼,场景宏大”。

当时天涯论坛就有人引用老电影讨论,八百壮士中,在日军的环伺下,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高高升起的那一幕,是全戏的高潮,有可能接受吗?

而一年之前的2010年,小崔主导的32集口述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视频热播,其中第二集就专门讲了《八百孤军》,片子记录了王文川、杨养正、郭兴发三位健在的八佰壮士的最后生命时光。

王文川是当时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而杨养正是一营一排排长,因为日军轰炸四行仓库,一只眼睛失明。

《我的抗战》看片会上,柴静问,“你们以王文川作为主角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电视台从来没有播过一个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士兵作为抗战题材主角的片子。”

总导演曾海若说,“即使现在不让做,可要等到能做的时候再去采访,人已经没了。”

《我的抗战》团队找到郭兴发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安静的躺在病床上,仅仅四天后,安然离世。

王文川对着镜头回忆,谢晋元团长带着左轮手枪趴在地上检查,“谢团长就怕我们不打,谁要是不打,掏出枪就毙你,没说的。”他曾在2007年回到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在谢晋元的铜像前,失声痛哭。

2009年冬天,92岁的王文川去世。

唯一活着见到《我的抗战》播出的是杨养正,他跟小崔和团队一起在重庆的看片会上露面,现场唱起的《八佰壮士歌》令人动容:“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坚守东战场……”

2010年冬天,96岁的杨养正去世。

十年前,管虎和小崔,都对四行仓库保卫战里的八百壮士这场戏剧感十足的历史充满凝望。

就像《八佰》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不论是老兵油子羊拐还是贪生怕死的老算盘,剧本都是以普通人的视点进入,展现的都是群像式的小人物;《我的抗战》只采访亲历战争的当事人,连当事人的子女都很少,更别说专家学者,因为只有当事人才是“货真价实”的。

《我的抗战》强调“我的”,《八佰》故意用了“佰”,这也是其立意的相通之处,都是在强调个体之重要。他们对历史的影视化作品都是一种认知工具,尤其是在我们经历这个世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2

截止目前,上映12天的电影《八佰》票房已经超过20亿,按照5亿的制作成本估算,华谊兄弟已经收回成本,而如果《八佰》票房达到30亿,那么华谊兄弟将获得5.3亿元-6.3亿元的收入。

虽然早在大规模点映期间,《八佰》的成绩就已经不俗,但在线下院线受疫情防控影响的情况下,没有太多人能预料到复工后首部院线国产大片《八佰》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不管是对漩涡中的华谊兄弟公司、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是抗战历史本身,《八佰》这部电影都被赋予了诸多象征意义。

某种程度上,《八佰》这一路曲折,也见证了华谊兄弟的高光和险阻。从2015年开始筹备到2020年上映,这中间的五年,是华谊兄弟经历风波,从800多亿市值跌落神坛的过程。

2018年净利润亏损10.9亿,2019年净利润亏损39.6亿,在刚刚公布的2020半年报里,华谊上兄弟半年营业收入3.24亿元,同比减少69.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31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

作为中国电影公司第一股,上市11年的华谊兄弟迎来2020年的生死考验——能够避免被退市命运?

华谊兄弟的财报里,2020年要集中资源贯彻“影视+实景”的新商业模式。

当年《八佰》之所以能从华谊开始,也正是因为华谊兄弟在苏州的电影世界实景娱乐项目,这让《八佰》能在澄阳湖边上搭建一个200亩的实景建筑。

当年王中磊不无信心的说,“ 从拍摄场景无缝转换为旅游景点,建景、拍景、留景,协同统一、环环相扣,这其中所体现的其实正是华谊兄弟做电影实景娱乐业务的核心优势和内在逻辑。”

缝隙还是有的,推迟一年上映的《八佰》现在热映,带动的是上海四行仓库旧址的参观游览,华谊兄弟电影世界苏州园区里的开放的,还是集结号区、非诚勿扰区、通天帝国区等老牌的电影IP。

品牌授权以及实景娱乐仍旧是一个缓慢的IP变现过程。从华谊兄弟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里看,这部分业务仅贡献了3.06%的收入,虽然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22.69%,但毕竟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半年同期相比下降65.97%。

要学迪士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如果小崔现在康复了,热爱电影的他应该有兴趣去看看华谊的《八佰》,何况这也是他曾经研究过的历史题材。

当年独树一帜用版画风格拍《我的抗战》,他想要的不是重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抗战背后每个个体的感受和故事,“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而《我的抗战》选择率先在视频网站播出,然后才是电视台,不光是因为电视台给的钱少,更是因为年轻人才是视频网站的观众。

管虎和小崔,他们所心心念念的,不过都是未来的年轻人。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上显示,《八佰》购票的用户画像里,最多的是25-29岁的男性观众,占比18%,其次就是占比17%的20-24岁的男性观众,这一比例,远超2019年中国电影大盘。

“透过大银幕跟今天的年轻人打交道,一定要有所创造。”管虎说。

所以《八佰》改了40遍剧本,查阅了大量史料,对枪战服装等美术细节考究,1:1真实复原四行仓库,这些都是真实的底子。管虎看出了历史回忆录里的斑驳之处,所以电影区别于纪录片的功能就在于,加入作者精神性。

如果说记录片《我的抗战》是为历史保留住素描底稿,那《八佰》就是希望在这底稿上再抹上思辨的一笔。

“电影还是有传递和提醒的功能,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成为文化,就有可能传下去了,不至于太快遗忘”,管虎说。

小崔和管虎,一个曾想置华谊于死地,一个用巨制来挽救华谊,他们在历史的选择题中,都给出过相通的答案。

只不过,现实的结局尚未见出分晓。

如果说,挽救华谊兄弟是一个进行时,那么未来还是要看它的电影业务,毕竟那才是扛起华谊兄弟爆款旗帜并在内容端打头阵的。

《八佰》之后,小崔纠缠已久的电影《手机2》,被华谊兄弟安排在2020年第四季度上映,对华谊兄弟来说,那或许也是一场“最黑的夜,最亮的光”。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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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的八佰,消失的小崔

戏剧的是,小崔和管虎,一个曾想置华谊兄弟于死地,一个用巨制来挽救华谊兄弟,但他们在八百壮士的历史选择题中,给出过相通的答案。

文 | 蓝洞商业 赵卫卫

1

即便小崔后来成了华谊兄弟的敌人,但至少在聚焦八百壮士抗战历史这件事上,小崔和管虎是殊途同归的。

2011年,管虎第一次提出要把八百壮士拍成电影,是跟当时的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说的,投资一共6000万。覃宏在微博上说,下半年就会开机,在山东建外景,“视觉特效震撼,场景宏大”。

当时天涯论坛就有人引用老电影讨论,八百壮士中,在日军的环伺下,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高高升起的那一幕,是全戏的高潮,有可能接受吗?

而一年之前的2010年,小崔主导的32集口述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视频热播,其中第二集就专门讲了《八百孤军》,片子记录了王文川、杨养正、郭兴发三位健在的八佰壮士的最后生命时光。

王文川是当时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而杨养正是一营一排排长,因为日军轰炸四行仓库,一只眼睛失明。

《我的抗战》看片会上,柴静问,“你们以王文川作为主角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电视台从来没有播过一个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士兵作为抗战题材主角的片子。”

总导演曾海若说,“即使现在不让做,可要等到能做的时候再去采访,人已经没了。”

《我的抗战》团队找到郭兴发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安静的躺在病床上,仅仅四天后,安然离世。

王文川对着镜头回忆,谢晋元团长带着左轮手枪趴在地上检查,“谢团长就怕我们不打,谁要是不打,掏出枪就毙你,没说的。”他曾在2007年回到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在谢晋元的铜像前,失声痛哭。

2009年冬天,92岁的王文川去世。

唯一活着见到《我的抗战》播出的是杨养正,他跟小崔和团队一起在重庆的看片会上露面,现场唱起的《八佰壮士歌》令人动容:“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坚守东战场……”

2010年冬天,96岁的杨养正去世。

十年前,管虎和小崔,都对四行仓库保卫战里的八百壮士这场戏剧感十足的历史充满凝望。

就像《八佰》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不论是老兵油子羊拐还是贪生怕死的老算盘,剧本都是以普通人的视点进入,展现的都是群像式的小人物;《我的抗战》只采访亲历战争的当事人,连当事人的子女都很少,更别说专家学者,因为只有当事人才是“货真价实”的。

《我的抗战》强调“我的”,《八佰》故意用了“佰”,这也是其立意的相通之处,都是在强调个体之重要。他们对历史的影视化作品都是一种认知工具,尤其是在我们经历这个世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2

截止目前,上映12天的电影《八佰》票房已经超过20亿,按照5亿的制作成本估算,华谊兄弟已经收回成本,而如果《八佰》票房达到30亿,那么华谊兄弟将获得5.3亿元-6.3亿元的收入。

虽然早在大规模点映期间,《八佰》的成绩就已经不俗,但在线下院线受疫情防控影响的情况下,没有太多人能预料到复工后首部院线国产大片《八佰》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不管是对漩涡中的华谊兄弟公司、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是抗战历史本身,《八佰》这部电影都被赋予了诸多象征意义。

某种程度上,《八佰》这一路曲折,也见证了华谊兄弟的高光和险阻。从2015年开始筹备到2020年上映,这中间的五年,是华谊兄弟经历风波,从800多亿市值跌落神坛的过程。

2018年净利润亏损10.9亿,2019年净利润亏损39.6亿,在刚刚公布的2020半年报里,华谊上兄弟半年营业收入3.24亿元,同比减少69.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31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

作为中国电影公司第一股,上市11年的华谊兄弟迎来2020年的生死考验——能够避免被退市命运?

华谊兄弟的财报里,2020年要集中资源贯彻“影视+实景”的新商业模式。

当年《八佰》之所以能从华谊开始,也正是因为华谊兄弟在苏州的电影世界实景娱乐项目,这让《八佰》能在澄阳湖边上搭建一个200亩的实景建筑。

当年王中磊不无信心的说,“ 从拍摄场景无缝转换为旅游景点,建景、拍景、留景,协同统一、环环相扣,这其中所体现的其实正是华谊兄弟做电影实景娱乐业务的核心优势和内在逻辑。”

缝隙还是有的,推迟一年上映的《八佰》现在热映,带动的是上海四行仓库旧址的参观游览,华谊兄弟电影世界苏州园区里的开放的,还是集结号区、非诚勿扰区、通天帝国区等老牌的电影IP。

品牌授权以及实景娱乐仍旧是一个缓慢的IP变现过程。从华谊兄弟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里看,这部分业务仅贡献了3.06%的收入,虽然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22.69%,但毕竟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半年同期相比下降65.97%。

要学迪士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如果小崔现在康复了,热爱电影的他应该有兴趣去看看华谊的《八佰》,何况这也是他曾经研究过的历史题材。

当年独树一帜用版画风格拍《我的抗战》,他想要的不是重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抗战背后每个个体的感受和故事,“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而《我的抗战》选择率先在视频网站播出,然后才是电视台,不光是因为电视台给的钱少,更是因为年轻人才是视频网站的观众。

管虎和小崔,他们所心心念念的,不过都是未来的年轻人。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上显示,《八佰》购票的用户画像里,最多的是25-29岁的男性观众,占比18%,其次就是占比17%的20-24岁的男性观众,这一比例,远超2019年中国电影大盘。

“透过大银幕跟今天的年轻人打交道,一定要有所创造。”管虎说。

所以《八佰》改了40遍剧本,查阅了大量史料,对枪战服装等美术细节考究,1:1真实复原四行仓库,这些都是真实的底子。管虎看出了历史回忆录里的斑驳之处,所以电影区别于纪录片的功能就在于,加入作者精神性。

如果说记录片《我的抗战》是为历史保留住素描底稿,那《八佰》就是希望在这底稿上再抹上思辨的一笔。

“电影还是有传递和提醒的功能,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成为文化,就有可能传下去了,不至于太快遗忘”,管虎说。

小崔和管虎,一个曾想置华谊于死地,一个用巨制来挽救华谊,他们在历史的选择题中,都给出过相通的答案。

只不过,现实的结局尚未见出分晓。

如果说,挽救华谊兄弟是一个进行时,那么未来还是要看它的电影业务,毕竟那才是扛起华谊兄弟爆款旗帜并在内容端打头阵的。

《八佰》之后,小崔纠缠已久的电影《手机2》,被华谊兄弟安排在2020年第四季度上映,对华谊兄弟来说,那或许也是一场“最黑的夜,最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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