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一百多年前，用德语写作、生活在遥远欧洲城市布拉格的犹太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将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藉由文字和思想走上“回家”的路。从《往事一页》《一道圣旨》《中国长城建造时》到《变形记》《审判》《城堡》，卡夫卡不仅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了多篇小说，也在其广为流传的作品中浇筑了中国道家思想。

远居欧洲的犹太人卡夫卡，一生从未来到中国，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卡夫卡西方式的写作中，流动着怎样的中国式哲学根脉？重新解读百年前的卡夫卡文本，对当代国人的精神困境有何启示？

在日前出版的新书《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中，哲学家夏可君以十个独特的阅读法则，深入卡夫卡的文本，在“无用”的重新思考中，以卡夫卡、本雅明所隐含着的新助力，“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的新原理，让西方人通过中国来认识自身，让进入现代性的中国人去反思自身。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我的生命枝长在何处，谁锯开了它？

“如果要举出一位当代最能和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艺术家，卡夫卡是第一人。”尽管卡夫卡留世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但其断片式写作的独特语言艺术及作品背后的深沉意蕴源源不断地吸引全世界各个世代的读者。

这些作品中，有一根若有似无的线始终牵引着卡夫卡，即中国。西方的创作者，往往对遥远的古老东方有着文人式的想象和向往，卡夫卡也不例外。夏可君认为：卡夫卡与19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与汉学家们，尤其是德国文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好奇与想象有所不同，只有卡夫卡这个犹太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性命攸关的是，他的生命枝要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他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

为什么一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会的“中国情结”如此之深？或许，一切开始于卡夫卡对中国文学及思想的广泛阅读，尤爱中国诗词与传统哲学。卡夫卡是清代诗人袁枚的“铁粉”，在给未婚妻菲莉丝的情书中，他多次提及袁枚，盛赞其为“才华横溢，无论作为人还是艺术家，都表现得极其博学多才”，更多次引用其诗作《寒夜》表达爱情内外矛盾、复杂的心理起伏。

卡夫卡的忘年交古斯塔夫·雅诺施在《卡夫卡对话录》中记述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他读各种各样的中国故事，大量阅读老庄道家文本。很快，他被深邃的道家哲学思想所击中了。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历史阶段。一战前后人类斗争频仍，不仅在物质上面临贫穷混乱的问题，也在精神上遭遇信仰缺失的底层危机。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宗教衰落，上帝死了，理性控制一切，人类在信息和机械的高速运转中难以找到自我的立足点，失却生存的信仰而陷入无限的自我斗争或外部劫掠之中。

没有建国的犹太民族始终处在欧洲的边缘，他们到处流浪，四处遭遇排挤，身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更是笼罩在无处不在的孤独与恐惧的阴影之下。因此，卡夫卡亟需寻求“生命之根”，借思想的桥梁通向个人与民族的出路，而道家思想正是最恰切的桥梁，觅得“不可摧毁之物”的信仰及其存在的解放：“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没有此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不会有真正的信仰。卡夫卡被折断的生命枝嫁接在道家的生命树上，重焕坚韧的精神力量。

跨文化变形记：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写作

卡夫卡断片式写作的语言艺术，既拥有无与伦比的阅读魅力，也留下无穷无尽的解读空间。在那些文本碎片中，隐藏着种种罪愆、苦难、希望与真途，夏可君通过文本的剖析，刨出隐藏的思想根脉，为读者呈现一代文化偶像。

卡夫卡有一个随时记录灵感和日常的日记本，无论逻辑连贯与否，不管长句短句、有用无用，统统往上堆叠。据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记载：这些笔记本上还有：涂鸦，谜一样的姓名、地址，信件草稿，已经完成的作品的关键词清单，撕下与调换的页面，粘贴上去的纸条……以至于根本无法整理。

由此，夏可君认为，中国传统哲思打开了一个新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写作：“也许如此的断片写作方式，就来自卡夫卡臆想中国长城建造的方式，卡夫卡似乎把一种中国式的总体生存运作模式转化成了一种普遍化的文本写作方式，即，卡夫卡以一种道家无用论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整个写作，无论是文体还是问题。”

1917年，在老庄道家文本与思想的推动下，《中国长城建造时》诞生了。卡夫卡变身亲临实地的“中国人”，仿佛亲临长城修筑的现场，探究这个庞大防御工事背后的哲学意涵。他将中国长城与西方宗教传说中的巴别塔做类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

事实上，无论是长城还是巴别塔，都是从根本上不可能完成之物，甚至，长城就其防御功能而言也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即，如此的庞然大物也许是无用的！

卡夫卡从中国长城“分段修建”的方式里读出了中华民族的无用教义——认认真真做某物又空无所成。无用的工夫看似陷入悖论，实是道家式的新逻辑：只有悬置自己的用心，不去为，才可以让巴别塔不被摧毁，既要让人类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又要克制此野心的自我膨胀。

除了长城，卡夫卡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各种隐喻丰富的中国意象：皇帝、城墙、宫殿、圣旨乃至中国学者，而这些意象体现的正是卡夫卡“自然化的道家主义”倾向。

从布拉格到中国，卡夫卡在文字的残片中抵达了生命之根。

面对全球性现代精神危机，百年前的卡夫卡如何回应时代议题？

在《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中，夏可君抛出了一个贴近现实的问题：百年之后，为什么我们还需要通过阅读卡夫卡来了解我们中国以及中华民族？

事实上，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投入商品经济的洪流和消费主义的浪潮，追逐自由与开放的同时也逐渐陷入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而遗忘了老庄传统哲学的智慧。如同百年前卡夫卡透过中国文本照见自我命运一般，百年之后，卡夫卡的文字有如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依凭“以无为用”走出当下的精神困境。

如何驱赶现实的黑暗？夏可君从卡夫卡道家化打开的出路中寻到了可能的答案：

一方面，在世俗世界中，服从世界的规则，认认真真地工作，但同时又要使之无所用，要使任一物都变得无用，让人造物被“自然物”取代，是“自然化生命”的还原；另一方面，既让空无来为，又要认认真真做这个空无，让这个有所帮助的空无，做出空无的效应，无用之大用，这是空无的自身空无化，空无的活化，把“空无”做得精致广大，生成新的可能世界，这是道家与佛教结合所形成的“方法”，以此打开弥赛亚来临的通道。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区隔，充满谣言与愚蠢，一如百年前卡夫卡的世界。然而，这层困局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全球性的精神危机。深受卡夫卡影响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其小说《舞！舞！舞！》中也发出了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质疑，与卡夫卡异曲同工的是，他给出的救赎路径就是，无所谓是否有意义，只需不停地跳生命之舞：

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

百年前的卡夫卡，用中国道家的无用思想带领我们反躬自省，用哲学的根基化解现实的困境。思想，乃是去思想从未思想之物。阅读，乃是去阅读从未写出之物。夏可君从“创伤年代”的日记线索中，指认一个尚未完成的卡夫卡，打开思想与文学的未来。《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一书集结了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的关系之研究，但根本上是为了从中国道家思想的路径解析卡夫卡文学创作中的中国意象，以回应现代性的危机，回应现代人之精神困局。

阅读卡夫卡，也是在阅读中国，阅读当下，阅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