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云南打洛镇的汽车站，聚集了不少脸庞晒成褐色、骑摩托车的人。他们正在招徕生意——二十分钟边境游。中国人和缅甸人可以经由官方通道，从打洛到勐拉，穿越中缅边境。但很多中国人不去办理证件，他们雇当地人骑摩托带他们从山路穿越边境，很刺激，也省钱。
在一片“偷渡！偷渡！”的喊声中，康很安静。他不大张扬，强迫别人注意自己。他身穿棕色帆布夹克和紧身蓝色牛仔裤，几乎是时尚的，但是廉价的灰绿色人字拖打破了整体的协调。
我问康，车费多少。100块人民币，大约16美元。我没有讨价还价，跳上车。
康的摩托是重庆力帆生产的轰轰烈，价格便宜，也很危险。这是一款通用车型，不是运动款，并不适用如此崎岖的山路。但是整个打洛镇都骑这一款，或者类似的车型。在中国，无论条件多有限，都得抓住，然后尽可能利用它们。
旅程并不轻松。有时候，我们沿着悬崖颠簸。上坡路很陡，我好几次从座位上滑了下来。下坡时常常被颠起来，坐稳的时候不多。有时候路还算平坦，但几秒钟过后就是一段坑坑洼洼。康开得娴熟又小心，一路奔向缅甸。
“你怎么知道这附近没有边境警察？”我问道。
“在你来之前我已经翻过这边的山路了，”他回答说，“我们现在很安全。”
这些山是康的家。他是打洛当地人，从他记事起，他就在中缅边境不断穿梭。边境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部分原因是云南和缅甸掸邦人有相同的血缘，家族经常会跨越两个国家的边界。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时刻，我们离开了中国的疆界，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穿着东掸邦军队制服的人。他们在检查站朝我们挥手，但他们没有检查护照。一般的过境规则似乎并不适用这里。
二
我第一次对勐拉产生兴趣是在去年。当时，我和一些中国人待过一段时间，他们买卖、收藏虎骨酒，自己也喝。其中几个甚至曾经去过越南吃穿山甲。通常他们认为吃珍稀动物会有惊人的医疗保健作用，而有的人只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勐拉是濒危动物的交易中心，主要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对于珍奇食物的爱好。
在过去，这也许是真的——这里曾经有过至少一个熊胆汁养殖场，餐馆菜单上也有熊肉——但是我发现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引起了很多关注，这些产业被关闭，或者转移到了别处。几个妇女在菜市场仍在出售一些像是虎皮和穿山甲的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假的。干的“虎爪”实际上是大狗的爪子，“虎皮”是染色的狗皮，“虎鞭”则来自鹿。偶尔有几个中国人呆呆地看着，但没有打算购买。当我向这些妇女打听这些动物制品的时候，她们笑着承认这些都不是真的。不过，如果是一个笨蛋，她们也会很乐意把他的口袋掏空。
菜市场外，有一个小商店出售虎骨酒。根据我在云南遇到的几个中医的说法，这酒是真的，是当地掸邦妇女制作的。每斤卖800块人民币，大约130美元1品脱。酒很烈，虎骨、草药、根须都浸泡在像伏特加一样烈的酒里。对我来说，这酒太贵了。
“等等，”她说，“我让你尝一杯。”
她从商店后门出去，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茶杯，这是她自己用的杯子。她用瓶装水冲洗了一下，然后用衬衣衣角擦干——衬衣看起来最近没洗过。然后，她从柜台后的黄色塑料袋中拿出一把生锈的长勺，伸进一个5英尺的容器里，搅拌了几秒钟，盛出一杯酒递给我，看上去又少又珍贵。琥珀色的液体散发出草药的味道，像中药店里的气味。我喝了下去，没有很糟。有点野味，有点咸，有点灼热，尝起来像是我在香港喝过的蛇酒，但更烈。
这名掸邦妇女亲身经历了勐拉从无到有、从茅草屋到一个小镇的变化。1994年，联合国在这里安装了自来水，中国人带来了电和通信。但是随着基础设施而来的还有金钱和堕落，勐拉被中国商人开发成了一个罪恶小城。在这里，中国人（大部分是男人）沉湎于各种禁忌：濒危动物食品、随意的性交易，高风险赌博。对这些大型赌场和成排的妓院，勐拉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很显然，勐拉的大部分地方都属于中国人。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己身处缅甸。这个掸邦妇女是很少的例外：她是当地人，却没有为中国人工作。她的虎骨来自中国的养殖场，那里养殖老虎，以获得虎骨，规模化生产虎骨酒。“这是一项传统，”她说，“虎骨酒会让你身体更强壮，血液流通更畅快。”
实际上，虎骨酒只是乍现。在勐拉，人们会选择喝啤酒，青岛啤酒或者缅甸啤酒。小镇的中心是一圈大排档和啤酒摊，一个半醉的男人掌管着几个摊位，旁边就是“红灯区”，一打以上的妓院没有任何掩饰地在营业。
我管这个醉酒的男人叫“老板”，他来自南京，曾经常去澳门。
“我输了这么多，”他说着，竖起大拇指和食指，在中国，这是“八”的意思。
800万人民币？将近13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
他大笑，眼睛泛红。“800万！那就太好了！”他低声说，“8亿。”
他的儿子在加拿大读商科。老板和家里人比较疏远。他来勐拉，是相信澳门放高利贷的不会穿越中国、又跨越边境来找他追债。也许他想错了，但是至少这时他很满意，尤其是喝得大醉之后。
他在我桌上留下了一瓶白酒，让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这是我的私藏，”他说，“在我喝完之前喝掉它！不收钱！”我拿起瓶子看了看，没剩多少了。
三
我在勐拉这个平行世界里度过了四天。我见过将近二十年没有回家的中国人。我在赌场里闲逛，看到男男女女拿着大把的人民币，眼睛通红，玩着一样的游戏。很多人看上去都几天没睡觉了，至少没有睡好。在最大的一个赌博大厅里，我被误认为中国的便衣警察，热情的管理人员试图让一个姑娘在我的房间里好好“招待”我。回到城中心，我看到了生平所见最大的盗版建筑——一整座喜来登酒店。
最后，该回到打洛去了。我给康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回去的路上，山里人警告我们说，中国边境警察在巡逻。我们猛地刹车。我从橡胶树丛缝隙看到一个穿着迷彩服、有红色肩章的人，他蹲在土路边，正盯着我看。康说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但需要20美元来行贿。我说好吧。那名边境警察发现了我们，他追了过来。我们离开土路，进入树林。这很不安全，摩托车在落叶上打滑。但是幸运的是，警察不想追进树丛，我们就这样甩掉了他们。康比他们更熟悉山里。他们的检查站只有几星期的历史，可康对这山路的了解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在柏油路上一路开回了汽车站。
离开打洛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赌徒，三个星期前他来到勐拉。手气最旺的时候，他有30万人民币，最后只剩1万。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大的损失，但他也很不高兴。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香港。他问我关于政治、关于最近一些新闻的看法。说完之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提起这些，他并不是真的在乎。他问我在赌场里玩得怎么样。我根本没赌，但我编了一个谎。我说我是学数学的，赌博有一些模式可循。这都是胡说八道，但是他表现得非常理解。
他一直看着车窗外，从未移开目光。对他来说，我的出现只不过是个插曲。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司机爬进了驾驶座。维护不佳的引擎启动时发出咔咔的声响，把勐拉最后一点微粒从我们身上晃下去。仍是早晨，锐利的中国阳光照射着缅甸的浮尘，我们一路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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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don Hong是一位作家、摄影师，常驻香港。
翻译：马越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