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在法国加莱火车站旁的一个咖啡馆里， 26岁的卡莱德（Khaled Abou Kharroub）如约坐在了我的对面，典型的中东面孔，多日未曾打理的头发与胡须，似乎在控诉着主人漂泊不定的生活。

卡莱德来自叙利亚西南部与约旦交界的小城奈瓦（Nawa），一个和中东古文明有着相同年纪的农业城市。同时，也是一个他不得不离开的伤心之地。

“叙利亚的情况太可怕了，”卡莱德说，“我离开的时候正在首都大马士革上大学，可根本就念不下去书，因为每天都有爆炸或是轰炸，上课都能听到，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被飞来的炸弹炸死。”

10个月前，卡莱德还在上大三，专业是电信工程，但每天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还是让他选择了中断学业离开。

“叙利亚虽然是我的家乡，但在那里我没有任何安全感。一开始是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武装打，后来伊斯兰国（ISIS）发展壮大又改变了战局，可反对派武装里也各有派别，人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一会儿相互勾结，一会儿又相互开火。这样的地方，人怎么可能呆得下去？”

自从2011年春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有400万像卡莱德这样的叙利亚普通民众离开祖国寻求避难，与之邻近又安全富裕的欧洲是他们的首选。

“我离开叙利亚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9日，”卡莱德操着一口流利但口音浓重的英语说，“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期。”

卡莱德的故事，在2000多万卷入战火的叙利亚人中，再普通不过。

一

卡莱德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家庭，父母均在奈瓦务农。家中经营农田的同时还拥有一家金铺，也算是过着富庶的生活。他还有4个兄弟，2个姐妹。如今姐妹均已出嫁，一个生活在叙利亚南部继续水深火热，另一个嫁到了沙特阿拉伯，至少避开了纷争。大哥8年前去英国留学，然后在伦敦成家立业，三哥早在3年前就去英国投奔了大哥，他这次跋山涉水，也是为了最后能到达英国与那里的兄长团聚。

他的父母都不愿意离开，“他们觉得自己老了，如果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园。他们都是很传统的叙利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

“但是我不能不走了，形势只会一天比一天差，”他露出一丝苦笑，“我们成功偷渡到英国的概率越来越小，来加莱的难民越多，媒体就越关注，而警察和海关就对我们越防备。”

三年前离开家的三哥，只花了四个月从叙利亚来到法国，然后等了一个月，成功偷渡到英国。而卡莱德走了八个月才到达巴黎，至今已在加莱滞留了近两个月，能否到达英国仍然是未知数。

从大马士革到土耳其、希腊，再到匈牙利途经德国来到法国，最后到达加莱，关于这长达八个月的跋涉，卡莱德出人意料地不愿多说。在他看来，虽然在旅途上总会遇上同乡，但也不过是萍水相逢，整个过程无非是单调与惶恐，每个人都一样。

“像那个死在土耳其海滩的3岁叙利亚男童艾伦科迪一样，我们也都是坐非常简陋的皮划艇到希腊的，只不过我们比较幸运而已，”卡莱德说，“不只艾伦科迪一家，我也有同乡人遇难，到了希腊之后却在路上遭遇了车祸。这的确很危险，但又有什么办法？”

和很多其他难民一样，卡莱德也会用各种方法将携带的现金缝在衣服里，随身带着少量必需物品，有时通过蛇头搭乘“便车”，有时直接用双腿跋涉，丈量从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的距离。

卡莱德现在仍留在奈瓦的兄弟有两个，一个尚未成年，一个二哥原本跟在父母身边经营农场和金铺。叙利亚南部相比北部稍稍安宁一些，但残留在奈瓦的家并没能躲过厄运。

去年年初时，二哥突然失踪，多番寻找后才知道是被当局逮捕，却得不到任何解释，只是被告知要想人出来就要交赎金，先是要3000美元，再是8000美元，后来又到了16000美元，一次次交钱后却连人都没有见过，赎金一次次地增多，家里实在无力负担，只能作罢。何况他们连二哥的死活都不能确认。

如今在叙利亚的家中，就只剩二嫂带着3岁的孩子与父母和小弟一起生活。

二

《加莱义民》，是法国雕塑家罗丹最知名的雕塑作品之一，它讲述了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期间6个高贵的加莱市民替全城人受死的悲剧故事。如今，在这个通过欧洲之星列车连接英法的港口城市，正见证着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过的新挑战，故事依然悲剧性的，只不过，主角变成了难民。

在卡莱德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们在加莱港口边上的营地。

“我们这些叙利亚人都住在一起，大概有155个人，”他说，“你知道，加莱最著名的难民营是‘丛林（jungle）’，但我们叙利亚人都不住那边，那边太大太乱了，我们人少，我们得团结。”

所谓的营地，不过是一堆集中在一起的帐篷，临着马路，周边没有什么居民区，远处就是加莱著名的海港。

卡莱德解释说，因为前几天一直下雨，一些带着孩子或者妻子的人都搬到旁边建筑物屋檐底下去了，他们这边是大本营，都是些年轻人。

营地“入口处”堆叠着很多箱子和袋子，一看就是捐助的物资，各种不同包装的罐头，通心粉，还有一些旧衣物。

“你还是不要进里面去看了，你不会喜欢的。就在外面看看好了。”卡莱德难得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难民营里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在营地门口，我们意外遇到了一名女难民。她的名字叫玛雅德（Mayad Bakdalia），40岁不到，是这个小小的叙利亚“社会”里为数不多的女性。

难民之旅随时可能丧命，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逃亡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卡莱德看来，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就应该先行一步冒险到达欧洲、获取政治避难的合法身份，再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

玛雅德一句英文都不会，只能通过卡莱德翻译说，自己是个可怜人，丈夫在一次爆炸中丧命，家中只剩下她和五个孩子（三男两女）相依为命。既然丈夫去世，逃亡的责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跟着哥哥一起同样经由土耳其来到欧洲，想要去投奔另外一个在英国生活的哥哥，然后再把五个孩子接过来。

虽然法国和英国为难民提供的福利差不多，但他们都认为英国是真正的强国，可以帮助他们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在港口边，我们还遇到了来自天主教救援会（Secours Catholique）的成员，他们很多人都是住在加莱或者附近城市的居民，自愿帮助发放物资、组织活动。

一名叫安娜的约六七十岁的志愿者说：“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是穆斯林，但这跟宗教并没有关系，上帝指引我让我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帮他们安排洗澡，给他们发放物资，如果他们生病也会帮他们联络医疗救护。但并不只有我们（本地人），这里还有来自比利时、英国、德国的其它非政府组织来一起做这些事。”

旁边的卡莱德补充到，他的一个朋友，上个月试图攀爬欧洲之星去英国结果摔了脚踝，就是这里的人帮助他看病的。“你看，我们总得找到方法活下去。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平平安安去英国，谈个恋爱，找个工作，开始真正的生活”。 

三

距离加莱市中心十几分钟车程的南部郊区，有一大片荒芜空地，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难民，这个营地就是 “丛林”。据一名经常去当地主持伊斯兰宗教仪式的伊玛目说，这里至少有4500名难民居住。

卡莱德所在的港口那片营地跟“丛林”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整个丛林或是通过树木或是通过土坡，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区域，有的地方是帐篷，有的地方是搭起来的木板房，每一个区域“入口”都有人坐在旁边，或是在周边逡巡溜达。让人不敢靠近。

丛林早在12年前就存在了，那时的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亚洲一些战乱国家，诸如厄立特里亚、苏丹、索马里、马里、阿富汗等等。在中东北非难民问题近年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后，丛林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难民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国家的媒体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也蜂拥而至。和其他的官办难民营不一样，丛林不是由当地政府修建的，而是自己聚集而成的。

可越来越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使用不同阿拉伯语方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人很难想象他们如何相处共存。

天主教救援会的一名负责人说：“丛林里面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生存法则，我们只负责运送物资，但具体如何分配，我们没办法管，都是他们自己解决。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分区和帮派，也有自己的首领。”

白天，隶属于不同非政府组织或是宗教组织的志愿者们，总是将这里填充得热热闹闹，入夜之后，真正的利益争夺才会上演。

在“丛林法语学校”轮值的法语教师琳达（Linda）说，“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安安静静的，或者在丛林里歇着，或者去加莱市区里转悠，但一旦物资没跟上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就很容易起纷争。前几天晚上，就是因为有一个苏丹某帮派的人丢了一辆自行车，他们就打了一场群架，大概有三四百人参与，算是很大的冲突了。”她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但还好，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他们总能自己把问题解决。只有他们真的饿了才会对志愿者态度恶劣，但这几年物资还是很充裕的。”

丛林内鲜有秩序，但志愿者发放物资的时候是个例外。我们恰巧赶上了几名志愿者在组织领物资，蜂拥而上的人群被一个小姑娘志愿者指挥得井井有条，她一直在用英语大喊：“如果你们不排队，我们就不会打开车门！”虽然未必所有人都能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都还是乖乖排好了几十米的长队。

丛林中心的空地上，有几个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帐篷和一个处理物资的中心。很多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也往往会把车停在这里，移交带来的物资。他们很多人都是从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而来，带着一小卡车的食品和旧衣物，周末过来，送到就走。

丛林尽头是外人禁止入内的活动中心，有一些简陋的体育器械。旁边还有两个阿富汗兄弟开的“小卖铺”。当被问及是从哪里得到的“货源”时，一开始还嬉笑的两人立刻变得面色不虞，缄默不语。

丛林，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城市和神秘莫测的社会。但它们原本并不应该存在。

四

和丛林一个马路之隔的，是一大片私人猎场，供“有钱人”骑马打猎。这看起来有些讽刺。

卡莱德也原本过着宽裕的生活，却不得不亡命天涯，这样的叙利亚人并不在少数。卡莱德来到加莱后认识的同胞大多有类似的背景，他们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并会说一些英语，都在英国有些或远或近的亲戚。叙利亚本身就是一个受英语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所有人对于“出国”目的地的第一反应都是英美，美国实在太远，英国就成了大部分人的首选。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叙利亚，经济虽没有特别出众，但至少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发展。尽管人们免不了对阿萨德政府的高压政治有诸多抱怨，但也有着基本正常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料到，以自由和反极权为名的革命，最终带来的却是越来越混乱的局面和四处绵延的战火，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卡莱德就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毫无好感。“像我们这种学生，在2011年革命开始之前，毕业后在叙利亚也不容易找到工作，那些好公司里的重要职位大都是阿萨德的亲信们掌控的，普通人想要找份好工作，得从上到下打点送钱，送出去的钱，比一年的工资还要多……”他撇了撇嘴，“但现在，状况越来越糟，书都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找工作。”

“你问我恨不恨这个国家？”卡莱德满脸苦笑，“我不知道。”

 “我爱我的家乡，如果不是在那里再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我之前恨阿萨德政府，以为革命能带来改观，可后来发现反对派其实就是想跟阿萨德争夺权力和金钱而已，后来加入的伊斯兰国更是如此。”他身子微微向前倾，“你知道为什么战火都集中在北边吗？因为那里有石油，他们都想抢夺有钱的行业而已。什么宗教，什么逊尼派，什么什叶派，什么政治，什么精神，都是借口。”

“真正在这些纷争里受苦的，永远都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离开叙利亚，实在是因为别无选择。”卡莱德面露愤怒和无奈。

五

不仅是像卡莱德这样离开家园的难民们没有选择，“迎接”他们的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选择。

叙利亚难民从2011年内战爆发后开始增多，并且越来越多，20%的叙利亚人已经背井离乡。同时，原本就长期流往欧洲的非洲难民人数也在稳定增长。从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到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再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都被动承受着大量的难民潮。

瑞典是以人口比例计算收到难民申请最多的国家，每1000个瑞典人就要负担将近8个避难申请者。英国的比率最低，为0.5，每2000居民才负担一个申请者。德国和法国的这一数字分别是2.1和0.9。

每个国家都公开了自己的难民接纳能力，法国声称可以接收2.4万名，英国承诺会接收不超过2万名，德国比较慷慨，给出了80万的数字，但从接收难民的承诺到最终通过难民的申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不要以及如何接收并帮助难民融入异国他乡，不仅是德国和法国，也是欧洲所有国家首脑头疼的问题。

“法国政府没有专门为丛林做过什么，”志愿者琳达说，“这里这么混乱，但政府方面没有出面过，都是不同的志愿者组织自发来给他们一些帮助，但也从不介入丛林的管理。这里这么多人，大多又都是青壮年男性，又不能工作，每天闲着，他们的确很容易惹事端。”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9月底才宣布，鉴于加莱丛林难民营的治安问题，将要在难民营内安排专门的警力巡逻，保障地区的安全。

在法国战略协会会长埃里克将军看来，难民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从根源上断绝继续产生难民的可能。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对总统奥朗德来说是另一个大难题。法国不是没有兵力，问题是，如果法国介入叙利亚内战，帮谁？是帮那个一直被制裁的让欧洲深恶痛绝的独裁者阿萨德，还是帮那个给欧洲制造了太多恐怖主义问题的伊斯兰国。还是干脆把这个国家毁了一切从头再来？” 埃里克说，“普京很聪明，已经见缝插针做出了选择，美国也算立场鲜明，叙利亚已经成了大国博弈的前线，这对奥朗德是个考验。更何况，战争太费钱了，法国经济自顾不暇，他总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给民众解释。”

9月26日，法国政府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首次出动战机动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了空袭。奥朗德给出的理由是，“应该保护平民免受来自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等一切形式的暴力。但同时也应反对来自阿萨德政权的致命轰炸”。

在不同国家和组织你来我往的推诿、博弈和争夺中，战乱中的普通民众无论是走是留，似乎都在劫难逃。

很多逃亡的叙利亚人都不敢在媒体露脸，因为万一逃离失败被迫回到叙利亚就肯定会有杀身之祸。但卡莱德并不害怕，因为他说什么也不想再回去了。此前他还多番接受法国和英国媒体的采访，而且，他都有露面。

“英法的媒体总是问我伊斯兰国的事情，他们只对这个感兴趣，”卡莱德说，“可我想告诉他们，叙利亚不光有伊斯兰国，还有很多善良的普通人，不是恐怖分子，也不会破坏欧洲国家的安全。”

卡莱德全家其他人都是穆斯林，可他自己什么宗教都不信，“不要给叙利亚人都扣同一顶帽子，每个人都有不同，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想要的生活，而这是我唯一想要争取的。”

童年是卡莱德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现在想想都跟做梦似的，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本文作者孙航为界面新闻法国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