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改变命运”到“人必须首先活着”：二本学生故事背后的残酷现实|界面新闻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说法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黄灯和她的70后的同辈听着这句话考上了大学，通过分配拿到了体制内的“铁饭碗”。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她考研读博，凭借知识的力量在广州一所二本高校获得了一个教职。从个人的经验看，她不失为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如今作为教师，她又成为了一位观察者，密切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

在黄灯的新作《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她记录了数十位学生的故事，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父母下岗、外出打工、兄妹成群、留守经验往往是其共同的背景。通过80后学生与90后学生的纵向对比，黄灯察觉到，知识的力量在现实世界正逐渐失效——改变命运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日益飙升的房价。对于许多出身农村普通家庭的二本学生来说，要留在广州深圳、实现阶层晋升，房价已经成了一道横在面前高不可攀的门槛。

回望自己90年代的大学时光，黄灯愈发感到自己与今天学生们的隔阂。在她的记忆里，大学是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可以尽情看书，有国家分配工作，完全不用考虑就业，不像她的学生们，一入校门就身处各种压力的挤压之下。在她看来，市场化导致了教育的功利倾向——但同为90年代大学生的人类学家项飙，却在市场化以前的分配制度里看到了功利的种子，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提到，大学生追求官方认可、讨好前辈的功利心态根植于与资源分配相关的等级制。

作为一名老师和书写者，黄灯时常流露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她希望学生能在主流之外有所创造，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顺从主流价值，谋得一份安定的生活。比起“知识改变命运”的当代童话与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式青春，“人必须首先活着”这句没有浪漫色彩的话近乎残忍，却对我们思考今日的现实有所启发。

出身平凡，出路狭窄：黄灯的二本学生群像

从广州天河一路向东北穿过群山，就是黄灯执教的广东F学院。2005年博士毕业后，她来到这里当了一名教师。刚到学院试讲时，黄灯对龙洞的第一印象是“太远了”。在她作为内地人的经验里，广东是富裕和发达的象征，没有想到的是，在繁华的省会城市的外围，还有如此偏僻的角落，隐藏着许多普通的二本学校和二本学生。

人们常说选大学的标准就是三样：学校、专业和城市。考分越高，能够兼得的可能性就越大。广州作为一线城市，无疑是F学院的加码，但黄灯认为，这座城市的财富与机遇并不对二本学生完全开放。

“我的学生，大多出生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F学院近一半的学生来自广东省经济较为落后的粤西、粤北地区，很多父母经历过90年代的下岗潮，多子女家庭、城镇务工、乡村留守，是许多学生的共同背景。曾有学生在作业里向黄灯倾诉，自己在申请学生贷款时，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的理由驳回了，而实际上他们家庭每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两个弟弟一个初三一个高三，“上大学”这件事在村里人看来已是“不孝”，她也因此背上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二本学生进入大学后早早开始兼职打工，赚取生活费，贫困生补助以及学生贷款成为了部分人赖以完成学业的经济来源，大学原来并不像高中老师说的那么轻松美好。

龙洞因交通便利、生活性价比高而成了许多学生毕业后留在广州的首选。他们每月花五百块租房，每天乘坐六号线往返于市中心和这个城乡结合部。龙洞像是他们人生的中转场，有人凭借努力和运气拿到了城市的入场券，更多人默默徘徊于城市边缘，在房价日益飙升的重压之下选择回乡。

黄灯在序言里写道，“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在黄灯看来，回地方上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对于二本学生来说是一条相对较好的出路。但在这些“安于普通的命运”的年轻人中间，也有“反叛者”的身影。吴志勇曾经担任黄灯执教班级的班长，毕业后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银行，而是进入NGO工作。黄灯向他介绍过一份公安局的工作，但他去了几天又回到了NGO。在《我的二本学生》里，还有一些学生的故事也是“没有野心”的反面——他们想要留在大城市，有自己的事业，从事有价值和意义工作，尽管可能奔波劳碌、远离安稳。

从高考、上大学到就业，究竟是随心而为还是追求稳定，几乎是全中国学生共同的困境。但与出生大城市、家庭优渥的学生相比，这些二本学生的选择空间极大地受限于其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也必然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付出更高的代价、承担更大的风险。

从国家分配到自主就业：今天的大学更功利了吗？

按现在的划分，黄灯90年代在湖南就读的学校也是一所二本大学，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她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二本学生形成了奇妙的对照。在她的记忆里，学校是一个相当自由的地方，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读书，师生关系亲近随和，在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学生在大学期间几乎不会感觉到什么压力。然而，在教授80后与90后学生的过程中，黄灯发现，站在讲堂上的自己和学生的关系越来越远，师生之间的关系更“认同商业准则”，而不是温情脉脉；学校里考研、考证成风，学生的日程被各种就业导向的课程填满，茫然、焦虑的情绪弥散在整个校园。

黄灯认为，二本学生之间产生这种代际差异的根源，在于教育目标发生了变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她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学校不是把学生当作就业主体来看待，而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国家的建设者’，所以教育的措施更为宽松。而就业率是现在大学里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每一所学校都会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来设计就业层面的技巧训练，学生从进校起就是一个就业主体。”

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大学教育里，学生被当作流入市场前的劳动力来培养，学校给他们提供的是追求功利的技巧，而非思考人生、社会与宇宙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就业导向与功利主义的技巧有着强烈的指标崇拜倾向，有时仅仅是纸面功夫。今年7月，公众号“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面对疫情下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的数字“好看”，甚至用报道证、档案威胁学生，让他们提供就业证明。《新京报》一篇文章也注意到，有的高校实行“表格就业”，“碰到核查就说在做自媒体”，“找不到工作就填灵活就业”。学生在这里甚至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就业主体，而仅仅被当成学校就业指标数字的组成部分。

黄灯对90年代大学教育的描述不乏一种怀旧般的浪漫。除了“国家建设者”“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讲法，她也在书中也多次提到了国家包分配为其同辈带来的稳定感与荣耀感。在她看来，自己的学生是教育市场化后失去“国家分配兜底和庇护”的一代人，所以只能依赖个体背后的资源来抵御社会浪潮。

一个有趣的对照是，人类学家项飙本科毕业的时间和黄灯一样都是1995年，但他对大学的回忆则冷峻得多。90年代的北京大学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理想化的记忆，相反，他在那个教育还没有那么市场化的年代里觉察到了“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项飙回忆道：“军训时我知道，跟排长、连长套关系。这决定了下一周基本的物质福利，即使不决定物质福利，也决定了心理上那种服从感，是荣耀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心思都花在如何讨好他上面，人就变得非常紧张。”对他而言，功利主义不是市场化以后的问题，在市场到来之前，集权体制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就已经把人际关系转化为某种“货币”，可以用来讨好性地换取资源——既有物质层面上的，又是象征意义上的。

这样的讨好故事对黄灯、项飙这一代70后以及他们的上一辈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在一切按量分配、按量供给的时代，讨好有时候换来的是一点粮食、糖和肉，有时候换来的是一个众人向往的机会，而用以交换的资源，依旧出自私人财产以及被货币化的人情关系。

在安稳与梦想之间抉择：成功的标准为何如此单一？

学生应该谋求体制内的安稳生活，还是像吴志勇一样在主流外寻找意义？黄灯坦言，她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矛盾。她经历过90年代的下岗潮，深知体制的“铁饭碗”并不牢靠，但面对现在的形势，她也想不出比体制更适合学生的出路。作为师长，黄灯一面为学生进入体制而感到庆幸放心，一面又“不能否认内心深处真实的失落”。在她看来，“顺受”和“看透”是二本学生应对大时代最有效、彻底的方式，但这种功效化的态度又使得人生沉入世俗的下流，“掏空了年轻人身上更为重要的青春特质。”

期望年轻人能过得安稳，也是很多父母对待儿女时的态度。黄灯在与界面文化连线时特别强调，自己所说的“稳定感”，指的是要给人基本的保障和尊严，不一定非要用房子、婚姻、工作来衡量。但在现实中，有房有车、结婚生子在多数时候已成了判定成功的唯一标准。吴志勇的NGO工作致力于为他者提供关怀和帮助，听起来很有意义，但社会却没有为这一类工作提供对等的回报——不光是没有予以足够的尊重，其金钱回报之低，竟使某些个体与家庭随时有跌落于温饱之下的风险。

陈嘉映在《何为良好生活》中讲道：“温饱之后，物质条件对幸福的边际效用迅速降低。”要获得人生的愉悦感和意义感，光吃饱喝足是不够的，人还应当“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进行自我实现。所实现者未必要崇高，而是使人充盈，例如说庖丁解牛、伯牙鼓琴。而在当今社会，温饱之后的“自我实现”依旧是单一地指向物质追求，一套房不够，要买两套、三套，多多益善，这既是所谓“成功”干瘪的夸耀，也是功效主义的理性计算。

良好的生活不光要有物质，还要有德修、品性，但陈嘉映同时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谈幸福与良好生活，首先要吃饱穿暖。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在作业里和黄灯倾诉贫困烦恼的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去追寻社工梦、文学梦，她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问题。在经济下行、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的当下，个体愈发难以突破单一的成功学标准。二本学生作为竞争的参与者难以从中抽身，摆脱焦虑迷茫，而黄灯以教师的身份作为旁观者，既无法鼓励他们凭心任性、勇往直前，又不安于对他们做出世俗的规训。

最近去世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接受人生中最后一次访谈时讲到，我们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有时几乎是出于内疚，一代人怀抱着乌托邦式的理念长大，“渐渐地，他们明白了世界史如何运转的，他们当然气疯了。他们变成了痛苦的青少年。有些人变成了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试图改变一些事情。但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们放弃了，将他们的理想主义转向他们的孩子……”

“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教育童话。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没有给她的学生夸耀这种理想主义，她反复提到的是“人必须首先活着”。这听起来不够浪漫，甚至世俗得有些残忍，但立足当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这种残忍究竟是旧日理想主义的失去，还是现实温饱问题的追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