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624名美国人接受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学校是否应该教授阿拉伯数字？”，56%的人选择了“否”（在全体调查对象中，有72%的共和党支持者选择了这个选项），而且深感被冒犯，回答“是”的仅有29%。看来，给出否定答案的人似乎并不知道所谓“阿拉伯数字”就是他们手机键盘上的字符。

建筑界也有类似的乌龙。虽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等艺术史大拿以阐释欧洲文明史为己任，但他们的作品却鲜少提及科尔多瓦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órdoba，位于西班牙南部古城科尔多瓦市内，具有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和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de Granada，被誉为“西班牙故宫”，为中世纪时期摩尔人所建）——它们显然也是非同一般且至关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而且实际上就位于欧洲。这个疏漏实在令人咋舌。

戴安娜·达克（Diana Darke）在她的新作《剽窃自萨拉逊》（Stealing from the Saracens）中写道，数个北欧国家宣称所谓“哥特风格”是本国的标志性建筑风格（此类建筑包括巴黎圣母院和威斯敏斯特宫等），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等设计理论家亦把哥特视为典型的基督教风格，而事实上，这种风格最早来自阿拉伯世界，诞生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之后几个世纪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建筑工人之手。

尖拱门、肋架拱顶、锥形顶、钟楼、玫瑰花窗、特定样式的穹顶、五花八门的彩色玻璃、城堡上的堞口、双塔教堂，可能还包括回廊，都可以在中东和西班牙南部的古建筑上找到原型，达克说。她认为，三心瓣拱形——即经常见于教堂、用于标志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一种三瓣形样式——也来源于阿拉伯。当时的人把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错当成了所罗门神殿，基于这个可笑的误会，有的教堂照搬了前者的建筑风格。

这种阿拉伯的建筑风格不仅影响了中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主持修建的花之圣母大教堂（Florence Cathedral）的穹窿顶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伟大杰作，它的设计灵感大概来源于伊斯兰建筑技术，和11世纪开罗一位名叫海什木（Ibn al-Haytham）的科学家的著作。巴塞罗那神圣家族大教堂的设计师、虔诚的天主教徒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明确表示自己对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优秀建筑进行了借鉴。

产生这种广泛影响的途径可能有以下几种：西班牙穆斯林统治地区和他们基督教邻居之间的联通交流；十字军战士和朝圣者在去往耶路撒冷途中的联系；还有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比如威尼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尽管许多时候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都剑拔弩张，但双方总会找机会借鉴或窃取对方的点子，时常还会掳走敌方不可或缺的工匠。

达克有时候会脑补过度，她的部分案例无法让人信服——比如她提出的大本钟和叙利亚阿勒颇大清真寺的尖塔之间的联系就有些牵强——但她收集了不计其数的证据，证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曾有过大量的交流互动。这可以说意料之中。当时的长途旅行经常需要走海路，所以地中海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阿拉伯文明把丰富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和哲学知识传入了欧洲，其中也包括代数和演算方法。此外还有文字方面的案例：“斑纹猫（tabby）”这个英文单词来源于一种条纹面料的名字，最早是以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一位名叫Attab的王子的名字命名的。因此，可以想见，伊斯兰教在建筑上的成就同样也得到了传承。正如达克所指出的，以下内容已不是新闻：早在300年前，17世纪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就确认了“萨拉逊风格”（Saracen，指从今天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阿拉伯游牧民）对“哥特”风格的影响。

为了抵制与建筑相关的文化战争——比如推特上时常有人利用漂亮的欧洲建筑照片来显示自己种族的“至高无上”——达克认为此刻需要向大家重申雷恩的观点。她并不是要主张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更高级，而是想指出，文化影响有时也会逆向进行，比如从罗马途径拜占庭，最后回到阿拉伯世界。

“我无意贬低欧洲建筑的伟大成就，”她写道，“我的目的是说明没人能够‘拥有’建筑，正如没人能够‘拥有’科学一样。”（同理，也没人能够拥有猫的斑纹。）这些观点虽然有理有据，却仍将引来某些人的汹涌怒火。但对大多数理智的人们来说，她的这本书有效地提醒了我们，各个文明总处于相互联系之中。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