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林美希
编者按：不是“不能”生育，是社会“不让”生育。这是日本社会的现状，也是中国社会的隐忧。
在日本，因为职场环境的恶化、社会构造日趋复杂，结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即便结了婚，人们也不愿意要孩子；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弃育儿甚至虐待孩童……种种社会现实触目惊心。
近30年来，日本社会存在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孩子出生后，有六七成的妈妈面临失业。当爸爸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从家中“缺席”时，许多妈妈只能单独养育孩子。在日本，大概每三位母亲中就有一人面临“孤独育儿”的困境。
小林美希是一名自由记者，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经济学人》编辑部。她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就业、结婚和生育等问题，著有《成为“正式职员”的年轻人们》、《看护崩坏》、《职场流产》等作品。2013年，因“对‘不让生育的社会’的结构和一系列职场孕妇歧视的报道”，她获得了贫困新闻报道奖。以下摘自她的著作《不让生育的社会》，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在因妊娠或育儿被解雇后，女性找不到能与自己轻松交谈的对象，其容身之处就只剩自己的家庭了。当丈夫需要长时间工作时，家里必然就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当丈夫是公司的非正式员工而收入较低的话，他不得不同时兼两份、三份的工。于是，即便拥有丈夫或伴侣，女性实际上仍是置身于母子家庭中，独自担负“孤独育儿”的任务。
此种现实下，女性会消极对待结婚、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专攻家族心理学、性别问题领域的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柏木惠子曾指出：“相比在职母亲，没有工作的全职主妇在育儿过程中，会承受更多的不安和压力。”柏木氏更愤然指出：“很明显，因工作导致的‘父亲缺席’，以及由此发生的‘孤独育儿’现象，会造成女性的育儿不安。产下头胎后，如果孩子总是由妻子单独抚养，那么，如果丈夫想要第二个孩子，妻子自然会冒出‘不想再生’的念头。细数女性无法生育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不负责任的男性与整个社会，是他们将育儿重任全部推给了女性。”
石野惠子：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单身母亲”
在东京都内的公益法人工作的石野惠子小姐（化名，34岁），2002年3月从大学毕业。2003年，她与学生时代交往的男朋友结婚，育有二子。虽然顺利请到产假，但她表示：“想取得育儿假，几乎是梦中之梦。”
结婚那会儿，丈夫正在攻读研究生，为此，两人已经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惠子小姐当时在中央官厅担任临时职员，婚后很快换了工作，顺利应聘为正规雇用的非编制职员。月薪为税后20万日元。接着，她便在有着30年筑龄、约6张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公寓里与丈夫开始了新婚生活。
惠子小姐在试用期时怀孕，总务人事科告诉她：“从未有过员工还没入职就怀孕的先例。你靠丈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吗？”事实上就是向惠子小姐提出劝退。更有甚者，人事科还给惠子小姐远在九州的老家打去电话，向她尚未退休的双亲表示，倘若想继续留在单位，惠子小姐必须“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否则就辞职吧”。总之，提出的皆是强人所难的要求。
好在直属上司对惠子小姐竭力袒护，她才没有遭到辞退，却不得不工作到产前第4周（法定产前6周即可申请产假），产后也仅仅取得了8周的产后休假，便迅速回归职场。惠子小姐表示：“如果可以，当然希望能取得育儿假。”然而自己是家庭的支柱，要是不出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便无法维持。
试用期怀孕一事让她遭到同事的排挤，甚至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这些闲言碎语很快传入惠子小姐的耳朵，大环境如此，她根本没法申请育儿假。自那以后，单位招聘职员，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至一年。惠子小姐认为：“这样一来，如果试用期怀孕，单位便能轻易辞退女性员工了。”
顺便一提，根据《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九条规定，禁止以妊娠、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包括禁止解雇、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
丈夫取得硕士学位后，虽然顺利就职，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将他逼到过劳死的边缘。惠子小姐怀孕期间，他曾三次在公司昏倒，被送到医院抢救，接受住院治疗，并被医生命令在家休养。丈夫离职后，尝试攻读原本已经放弃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外聘讲师的工作，于是留下妻儿，独自前往关西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惠子小姐都过着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单身母亲”生活。6年后，她怀上第二胎。怀孕期间，丈夫已经离家，去了关西地区工作，偿还奖学金的同时，每月给惠子小姐寄来10万日元的生活费。分居两地的生活导致他们很难再有积蓄。惠子小姐选择了分娩费用较为低廉的都立医院，甚至一次次对腹中的宝宝说：“深夜或双休日麻烦医生的话，会增加住院费用，你要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生哦。”
她为第一个孩子选择的是公设民营的幼托联合型“认定幼儿园”。寄养婴幼儿的机构，分为文部科学省管辖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托儿所，以及两省共同设立的认定幼儿园。幼儿园侧重对幼儿的教学启蒙，孩子每日在园时间较短，母亲多为全职主妇；托儿所允许孩子留至晚间，不过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孩子的父母也几乎都有工作，无暇照顾小孩。由于托儿所的待机儿童很多，惠子小姐费尽周折，总算把孩子送进了认定幼儿园。认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很像，基于“孩子应该尽量和母亲待在一起”的理念，常在工作日的白天举行监护人集会。为此，惠子小姐很快将带薪假期用完。
孩子进入小学后，放学时间变得更早。在此基础上，想要带着孩子复归职场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申请育儿假，收入就会减少，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一时之间，惠子小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今后如果没有加薪的希望，又找不到寄养孩子的机构，仅靠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抚养两个孩子。”于是，惠子小姐怀上二胎后，便把远在九州老家的母亲叫了过来，产后第8周回到职场。惠子小姐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提前退休，搬来东京，与女儿住在一起，专心照顾孙儿。
即便国家出台保育制度，现实中也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无法回回按制度办事。惠子小姐深有感触地说：“生下孩子后，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比起行政支援，自己母亲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
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会改变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就业继续型”女性（指不受结婚生育影响持续工作的女性）的产后就业率为30.7％，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其产后就业率只有17.7％。后者中，若自家与父母家相距不足1小时路程，产后就业率为19.4％；超过1小时路程，则产后就业率下降到12.8％。
当前，拥有两立（工作和家庭生活）支援意识的企业数量稀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对既想工作又想成为父母的人而言，能否依靠自己的父母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槌田宽美：为工作而推迟怀孕的高龄产妇
“现在怀孕的话，会很头疼，等这项工作做完后……”就职于东京都内某咨询公司的槌田宽美女士（化名）说，虽然她也想要小孩，但是工作迟迟无法告一段落，就这样跨入了40岁。
宽美女士的主要工作是企业顾问，涉及企业经营的高效化与宣传。平时，由她负责的企业大约有30家，有制造业，也有饮食、服务业。对各个业界进行分析当然是工作的一环，此外也需要关注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动向。20多岁时，她被任命为组长助理。30岁结婚，但那正是她感受到工作乐趣的时期。她的想法始终是：“生孩子这种事，根本没时间考虑。”
自己的提案获得实现，在客户那里业绩有了增长后，她对工作越发精益求精，33岁时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组长。她沉迷于工作，毫不排斥在公司加班留宿。年长她5岁的丈夫想要小孩，宽美女士总是说：“手头一个重要项目正在收尾阶段，等告一段落再……”对于怀孕始终举棋不定。完成一个项目，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我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半途而废。”她表示，于是一再回避怀孕。
公司是风险企业，创立者就是社长。员工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通常3至4人为一组展开工作。其他小组有位20多岁的女性员工怀了孕，由于孕吐，迟到早退频繁。待孕吐现象减退，为了补上之前落下的进度，她拼命工作，却险些流产，很快住院。为了堵住突然出现的漏洞，全组同事忙得叫苦不迭。不久后，她出院回到自己的岗位，对于无法竭尽全力工作，大家都加班到快赶不上末班车，自己却率先下班这一点，她内心很是愧疚。
同组的一位单身女性员工对宽美女士抱怨道：“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短，害得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又不能当着她摆脸色，压力好大。”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听说她还想休1年的产假，都不知道自己给小组添了多少麻烦吗？”另外，也有男性员工冷淡地说：“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还是拜托她辞职吧。”
其他小组怀孕的女性员工察觉到公司的气氛，便考虑只休一下产假便回来工作，然而产后身体恢复不佳，托儿所里待机儿童已经收满，又没和父母住在一起，于是一边等待托儿所空出名额，一边休了将近一年的育儿假。公司里，没有一位员工真心祝贺她怀孕生子，其他已到结婚生育适龄期的女性员工还有很多，大家都私下猜测：“下一个怀孕的又是谁呢？”
面对这种状况，宽美女士不由得想：“考虑到产后的种种情况，我也无法依靠娘家。如果要怀孕，必须等到重要的工作有了眉目再说。”她经常同时负责好几个大型项目，而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在等着她。几乎每周都会出差，在日本全国飞来飞去。业绩优良的宽美女士在38岁那年又获得了升职。她也常常会想：“照这样的状况，我什么时候才能怀孕呢？”越是努力，越是从成就满满的工作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在女性周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中目睹女性接受不孕治疗时的艰辛，她也总觉得事不关己，只要自己愿意，很快就能怀上。既是上司也是负责人的女同事在42岁时接受体外受精怀孕，然后分娩。由于是领导，公司里没人说她坏话。在此期间，她甚至被宽美女士视作榜样。
以40岁生日这天为界，宽美女士觉得“差不多该认真考虑怀孕这件事了”，便去了某家妇科诊所。然而，光是检查是否患有不孕症以及进行排卵预测就必须跑好几次医院。每当医生告诉她：“请于这天来医院。”她都会瞪着日程计划，说：“那天约了客户商谈……不行，这个月都没空。下个月的话，勉强能够……”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多次，焦躁归焦躁，她却想着：“反正40岁怀孕已经晚了，再拖延一两个月也没什么差别。”根本不放在心上。后来医生忠告她：“35岁已经很难怀孕，流产率也会提高，40岁更不必说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怀孕，工作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她不得不在工作与怀孕之间做出抉择。
像宽美女士这样，40多岁才来妇科诊所就诊的女性并不少。35岁以上的高龄生产年年增长。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调查显示，出生时母亲年龄在35岁以上的孩子，2000年合计141 659人，2011年增加10万多人，合计259 552人，分别占出生总人口的12％、25％。现在，每4人里就有1人是高龄产妇。不久之前，35岁以上孕妇病历卡上的“高”字会被小心翼翼地标上圆圈，如今这样的情况已很常见。出生时母亲年龄在50岁以上的孩子，1985年只有1位，2011年却达到41位。
导致晚育的最大因素也许是孕妇差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联合）在2013年5月进行了一项关于“孕妇差别待遇”的意识调查，受害女性占比上升到25.6％，而上一年这一数据为17％。遭受孕妇差别待遇的女性里，有五成选择“不求助咨询，忍气吞声”。在引发孕妇差别待遇的各项原因中，排第1位的是“男性员工对怀孕生育不够理解，也不够配合”，占所有原因的51.3％。
美香：丢下3个孩子“失踪”的妻子
“我们的感情原本那么好……”山田大辉先生（化名，34岁）住在埼玉县，现在是一名单身爸爸，同时抚养家中3个小孩，孩子们分别是9岁、6岁、4岁。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行踪不明，而原因，大辉先生感觉是妻子认为他工作时间太长了。
初中时代，他们同是学校排球社团的成员，考上大学后，大辉先生与倾慕已久的美香小姐重逢，数月后两人开始交往。那时，美香小姐第一次告诉大辉先生自己的经历，原来她的父母在她幼年时代便已去世，上初中前她都生活在儿童养护机构。她的母亲双耳失聪，死于交通意外。父亲患有酒精依赖症，身体不好，很快也随母亲而去。她有4个兄弟姐妹，大家与父母的亲戚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美香小姐家庭背景稍显复杂，高中时代由养父母抚养。得知美香小姐的际遇后，大辉先生心中的念头越发坚定：“我一定要让她幸福。”
大学毕业后，大辉先生继续攻读研究生。美香小姐就职于自动贩卖机公司，做与销售相关的工作，不久转行去了喜欢的香熏理疗行业，试用期时怀孕了。还是研二生的大辉先生急忙找了工作，两人很快结婚。美香小姐认为香熏精油不利于养胎，便从公司辞职，去了工厂打工，临近产期才辞掉那份工作。孩子出生后，托儿所没有空额，美香小姐只好放弃工作，在家做全职主妇。
以怀孕为契机被迫放弃就业的情况，在东京都内十分显著。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显示，从女性在确定怀上头胎时的就业状态来看，产下头胎后的继续就业率，东京都区部及政令市从63.5％下降到28.8％，大都市周边地区从66.4％下降到24.9％，另一方面，非人口集中地区从73％下降到37.8％。从继续就业率看，周边地区比都市地区高。原因之一也许是，在较难确保人才的地区，反而对孕妇产妇更加重视。
在大辉先生家，由于妻子做了全职主妇，相应减少的收入便由他靠加班来弥补。虽然大辉先生所在的公司只是一家拥有15位员工的微小企业，但从不拖欠加班费。因此，不到35岁的他年收入达到500万日元，超过上班族409万日元的平均年薪（2011年，国税厅调查）。当然，代价便是回家时间很晚，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减少了。
美香小姐生下第二胎、第三胎后，整个人渐渐发生变化。早晨变得嗜睡，无法正常送孩子们去幼儿园，有时无论怎么摇，她也不想起床。只要事情进展不如意，她就闹着要外出，自我否定的言行日益增多。在此期间，她沉迷于两天一夜、需花费15万日元的自我启发之旅，并在那些会员的劝诱下，开始经营网店，执意向妈妈朋友们推销商品。大辉先生察觉到这些后认为，“这样下去，妻子会失去所有朋友。要是不工作，情况只会更糟”。
为了帮美香小姐实现成为香熏理疗师的心愿，他决定搬到待机儿童较少的地区，这样能把孩子寄养在托儿所，美香小姐便可以继续工作。2010年4月，他们按计划将孩子送进托儿所，尽管新工作与香熏行业无关，但美香小姐得以在双休日去当地运动俱乐部打工了。可是，自我启发之旅已然变成美香小姐的心灵支柱。五一长假，她再次参加了自我启发之旅，由于工作三心二意，多次被俱乐部批评，更在7月被俱乐部辞退。
被辞退后不久，某天凌晨4点，大辉先生发现厨房亮着灯，他悄悄走去一看，发现美香小姐正精疲力竭地倚在料理台上用剪刀割腕。好在发现及时，只是自杀未遂。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后，医生检查出她事先服下了盐酸。由于抢救及时，美香小姐暂无生命危险。大辉先生意识到，事态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便将妻子的问题告诉了朋友，请他们帮自己想办法。
妻子自杀未遂，大辉先生的想法却没有变：“我们是夫妻，日子总可以过下去的，我希望她过得幸福。”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8月8日周六这天，美香小姐抛下家里的三个孩子，跟他说了一声“我去东京了”，就再也不曾回家。大辉先生发消息过去，她也只草草回复：“我没法再和你继续生活了。我已经与启发之旅上认识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大辉先生坚持在信息里劝她回家，美香小姐又说：“我对孩子们说了很过分的话。”大致是些因为无法育儿，所以感觉苦恼的内容。到了星期一，她依然没有回家，从那天开始，大辉先生开始亲自接送孩子们去托儿所，成为一名准时下班的单身爸爸。去托儿所接孩子回家时，他聊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几乎失控般泪流满面。
他回想起第三个孩子出生时，自己甚至有些不安，担心无法挣够足以养活一家五口的工资，于是为了增加收入，每天拼命加班。在大辉先生眼中，美香小姐并非是个不懂得照料孩子的母亲。3个孩子都很爱妈妈。在他的极力劝说下，美香小姐终于答应和他谈谈，约好盂兰盆节的3天假期会回家过。结果，待大辉先生前来接她时，她当着孩子们的面掉头离去。
大辉先生通过发信息与美香小姐保持联系。据说美香小姐与男人同居到9月，之后便住在地方的旅馆，似乎找到了工作。不久后，她再次和那个男人同居。幸运的是，孩子们很懂事，不再吵着想见妈妈，这是唯一令大辉先生感到欣慰的事。
第二学期开学后，上小学的长子早晨开始嗜睡，频繁向学校请假。临近运动会，他想请妈妈前去现场观看，甚至给妈妈写了邀请函。母亲离家时，老三才2岁零2个月，如今已经4岁零4个月了。看起来，大辉先生的单身爸爸生活还将持续很久，可他依然希望美香小姐能回到这个家来，希望和她重新开始。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这个期待，但他又不禁想到，“与其拖拖拉拉过着分居生活，不如离婚，让彼此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路”。现在，他正和妻子在家庭裁判所进行协议离婚。
大辉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家人增多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努力工作，但这个时代并不是拼命干活就有钱拿。男人的想法是，结了婚成了家，必须要有积蓄，于是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也许自己也想抽时间多和家人聊聊天，但是加班回家后，妻子和孩子都睡了。我可能也是错误地以为，夫妻之间嘛，不用多说自然能够相互理解，而没能及时察觉妻子育儿的苦恼。”
大辉先生的公司考虑到他家的情况，给了他“缩短工作时间”的特殊待遇，但由于不再加班，他收入锐减，从此前的年收入500万日元变成只包含底薪和奖金的360万至380万日元。每月，他还要花4万日元偿还自己与妻子当年的有偿奖学金，除去房贷，手头只剩9万日元。
维持父子家庭的生计绝非易事。据厚生劳动省《全国母子家庭等调查》（2011年）显示，父子家庭目前达到2.3万户，即便年收入超过平均水平，达到455万日元，除去育儿补助后，年平均收入就只有360万日元了。母子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291万日元，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81万日元，与之相比，父子家庭的收入还是高很多的，然而与《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1年）所示的有子家庭年平均总收入658.1万日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一直在公司享受特殊待遇也不是办法，最主要的是，这样下去，完全无法为孩子们存将来的学费。”思及此，大辉先生烦恼不已。正在这时，他遇上一个不错的转行机会，职位是提供育儿支援服务的NPO法人的代理理事。对方许诺他年收入达到500万日元。这个可遇不可求的转机让他喜出望外，连声答应下来，很快敲定新工作。大辉先生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社会，维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多么重要。
《不让生育的社会》，[日]小林美希|著，廖雯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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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