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9日，一名醉醺醺的玻利维亚军官朝双手被缚的切·格瓦拉开枪射击，夺去了他的生命。为了掩饰对这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处决，玻利维亚军方给切刮了胡子，洗净了他的尸身。随后，一张切死亡的照片开始广为流传，他的遗容宛如神圣的殉道者，甚至令人联想起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名画《哀悼基督》。在他死后，切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全球的各种商品上，成为全球反主流文化的标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象征。

切·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的一个中上层家庭。年轻时，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游历拉美，南美洲的辽阔天地日益激起切对北方邻居的不满——资本文明像是一个嗜血的巨人，一刻不歇地从南方抽走财富和活力，留下遍地的苦难和贫瘠。像是命运的安排，切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兄弟——他们是后来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但彼时，他们正准备同切一起组成游击队，发动古巴革命。

尽管游击队夺取政权的革命十分成功，但卡斯特罗与切建立的新政权却没能将古巴从苦难中解放。1959年，切开始负责古巴的经济事务，担任古巴央行行长。这位新官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用管理军队的方式来管理银行，结果自然是一团糟。他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学家瓦尔特·科马雷克说，社会主义国家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展开较量，“社会主义唯一的机会是它的道德价值，我们必须讨论道德动机，讨论人的生命。”

以道德主义改变世界，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切的一生。对他而言，在激情中追求革命理想远比务实地解决问题更有吸引力，故而在古巴政府任职一段时间后，他又奔赴刚果、玻利维亚，播散革命的火种。切不但可以为了重塑全人类的道德而抛弃家庭、放弃生命，他还希望士兵和工人的努力不是为了换取报酬，而是为崇高的人类事业而奋斗，如果能除掉美国这个“公敌”，他不惜让整个民族“献祭自己，用自己为新的社会奠基”。

然而时至今日，北方的巨人依旧伫立，南方革命的浪潮退去，枪火、贫穷、混乱却还在大地上肆虐。切和其他“煽动者”的确以道德主义的激情煮沸了拉丁美洲的仇恨与焦虑，但道德主义却没有为现实提供任何出路，只是唤起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随时准备华丽赴死。为什么拉美的革命会陷入宗教式狂热的激情陷阱？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一书中指出，拉丁美洲“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辅助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在下面这篇书摘里，克劳泽从拉美的天主教传统、末世思想与普世之爱入手，分析了切·格瓦拉的道德主义与宗教式革命情结，而这也正是20世纪拉美革命的症结所在。

《切·格瓦拉：愤怒的圣徒》（节选）

文 |【墨西哥】恩里克·克劳泽 译 | 万戴

切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种商品上，从世俗的到宗教性的都有：杯子、T恤、海报、胸针、钥匙扣、艺术品、严肃艺术、刻奇艺术、营地......除了衣饰，还有迈克·泰森（Mike Tyson）腹部的文身和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右臂上的文身......但是，在一个人死后如此使用他的形象是恰当的吗？如果认为切·格瓦拉就是那些带着他肖像的小玩意儿，也实在是荒谬的。

但是去世之后的格瓦拉引发了更加深刻的共鸣。他生命中的一个方面：流浪、遗弃、在陌生土地上的最终殉难、凭个人勇气坚持的荒唐诺言—他的这些特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拥趸，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与他意识形态相同的人群。迈克尔·凯西（Michael Casey）在他的《切的死后生活》（Che’s Afterlife）一书中采访了切的私生子、古巴诗人奥马尔·佩雷斯（Omar Pérez），尽管大多数格瓦拉家族的人并不承认他的身份。由于自己就是被抛弃者（虽然切并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位古巴诗人认识和接受了这种“人的境况”，虽然从个人情感来说，他是痛苦的，但他试图将切的漂泊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理解：“事实上，我们执着的是什么?......是度过这一生......当你像我父亲一样，一次次告别家人......也许随后就会在刚果、玻利维亚发现另一种关联，它要比女人的爱情或者饮酒作乐等任何东西都要强大和坚固。这与我们真实的本质有关，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在寻找这样的关联。”

这是一种继续前进的自由、前往探寻最终目的的自由、对物质和享乐的蔑视（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的自由。这些都是切的性格特点，它会让那些执着于“追求真理”的同路人感到亲切。对于切来说，这种自由与他的抽象原则紧密相关。他的目标是进行一场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同时“重塑”人类道德，这种人类道德对他而言就是人类的最高本质，但是它是可以实现的。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章节，虽然不为人所理解，但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一段漫长的苦难，同时在许多人眼中也是求道的必经之路，是一位全副武装的精神斗士对于启蒙之光的不懈追求。

这条如耶稣基督殉难般的道路，或许是理解这位三十九岁命丧敌手的游击队员真实人生的关键。拉丁美洲五个世纪的天主教信仰和图像志，决定性地成就了切·格瓦拉的圣徒殉难记。

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生命、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在一些青年人心中成了一段神圣的历史。这些年轻人与他有着一样的绝对性的愿望、一样的信仰、一样的好恶，以及对暴力和死亡近乎宗教性的崇拜。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见证了无所不在和咄咄逼人的北方巨人和孤僻骄傲的南部次大陆两个昔日幽灵间的悲剧性碰撞。在政府（大部分是民主政府）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武装的血腥斗争中，格瓦拉成了游击战运动的守护神、武装斗争的先知、现代革命家的典范。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就是这些后来者之一。他是激进的武装分子，曾在古巴接受训练，并曾为萨尔瓦多的游击队而战。他于199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冷战后的拉美左翼的书《没有武装的乌托邦》（La utopía desarmada），他在书中写道，切是英雄主义的代表，是无数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眼中的贵族，这些中产阶级用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来反抗在他们看来已经无可救药的现状。他还说，许多人将切视为一个丰富痛苦经历的范例。这些人都远远谈不上特别，却是非常敏感和理智，就像是一片荒芜大海中的一座座岛屿。在卡斯塔涅达看来，切将会作为一种象征持续存在，既不是革命的象征也不是游击战的象征，而是一种极端困难（如果不说“不可能”的话）和极端冷酷的象征。

数年以后，卡斯塔涅达在为切所写的传记中写道：

切为几代美洲人赋予了信仰的工具和培养勇气的热情。但是埃内斯托·格瓦拉也应该为他们付出的鲜血和生命负责。他并不是唯一应对拉丁美洲左翼游击队员的轻率斗争负责的人，但也是责任人之一......他的去世让他可以忽略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区新兴中产阶级的大学生会天真无畏地走向屠场，前仆后继地牺牲掉他们年轻的生命?

如何解释卡斯塔涅达观点的转变？他的困惑同时也是许多其他转变了观念的人的困惑，他们数十年来始终坚信，拉丁美洲问题的出路不是政治手段或民主斗争，而是救世革命。游击运动的矛盾在于运动主体并不是被压迫的农民，而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对政治渠道缺乏耐心。加布里埃尔·扎伊德在《敌对的同路人：萨尔瓦多悲剧的解读》指出，这是一场大学生的游击运动，这些中产阶级男孩将切视为救赎者们的创世主。他在《大学游击队》（La guerrilla universitaria，收录于1988年格里哈尔伯出版社[Grijalbo]出版的《从图书到权力》[De los libros al poder]）中说，成千上万的拉丁美洲青年，很多都来自天主教学校，虽然并不都像卡斯塔涅达那样特殊。他们对切的追随就像是“对基督的模仿”。

将牺牲作为净化和救赎的手段触及一种深邃的基督教情感。切本人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如何，由于玻利维亚军方在公关方面所犯的错误，切的死亡与基督殉难的关系愈演愈烈。为了掩饰对切的处决，军方清洗了切的身体，并剃光了他脸上的胡须。这样做的结果是，在那张切死亡的著名照片上，死者裸露的躯体和高贵的脸颊像极了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的名画《哀悼基督》（Lamentación sobre Cristo muerto）。切的形象、他革命殉道者的光环与拉美天主教教义中古老的牺牲传统产生了深层次的回响。

在对沃尔特·塞勒斯（Walter Salles）的影片《摩托日记》（Diarios de motocicleta，关于切在拉丁美洲的旅行）的评论中，保罗·伯曼（Paul Berman）认为影片渗透出对殉难的基督教式崇拜，对一个杰出的灵魂走向死亡的仰慕。而这恰恰是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数百年来推崇的宗教精神，并造成了惨痛的后果。伯曼指出，这样的神话并不适合人类，他说得对。但是，在天主教信仰这一领域，切的形象如同圣徒的化身：他的死亡重塑了他的一生。他的牺牲拯救了其他人。他作为殉道者的死亡使他位列圣徒的班次之中。切的形象被印成图片、铸成硬币乃至被造成圣像。他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一段他自己未曾活过的人生，这不是作为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的人生，而是作为切的人生。

在伊比利亚和天主教的世界里，赎罪含有惩罚的意味。对苦难和殉道者的崇敬的终极意义是救赎。一个人得到救赎是因为死亡本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希腊语中，“殉道”[Martyion]亦有“证明”之意）。故而在大众眼里，切已经上升到圣徒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死证明了他的信仰。他为了建成一个正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等和终结压迫的信仰而死。他一生中的客观事实可能反驳（也确实反驳了）这一神话，但是很多人却发誓这神话是真实的。

对于拉丁美洲天主教的精神生活来说，圣徒的形象与历史进程和现实无关，只与它的“真理性”相关。神话的真理性从不取决于它是否可以验证。有不少人将一些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尚存疑问的事物视为重要的信仰。在这些国家中，圣徒不仅是道德的典范，也扮演着调解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他们拥有着拯救者的灵魂，通过他们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被上帝的恩典所眷顾。在这种神圣力量的推动之下，他们走向了甚至在那个“眼泪峡谷”都不能获得的终极正义。因此，这些广为民间所知的圣徒经常是那些不被梵蒂冈承认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拉丁美洲，毒贩、英年早逝的女演员、死在摇篮中的婴儿、被谋杀的政治家、强盗，甚至毒贩的守护神“死亡圣母”（Santa Muerte）都有可能享受宗教的祭礼。他们并不是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成了偶像，而是被神化了。

如卡斯塔涅达在传记中所写的，几代拉丁美洲年轻人在境况不堪忍受、“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到了许多模仿切的理由。他们对于拉丁美洲的苦难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判断并不夸张。但是面对这些境况，他们认为并不能通过政治道路解决，而是一定要通过革命的方式。他们的选择与格瓦拉之间有着一种基督教性质的本质关联（如果愿意，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基督教性质的传染）。

切认为，古巴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一种以救赎为目的的牺牲行为，由个人维度和历史维度构成：“我们国家的每个人，知道自己所处的光荣时代是一个牺牲的时代，他们都理解牺牲的意义。最初一批人在马埃斯特腊山脉及其他地区的战斗中懂得了牺牲；后来我们在整个古巴都了解到了这一点。古巴是美洲的先锋，由于处在进步的位置，应该做出更多的牺牲，因为古巴指引了拉丁美洲人民通向自由的道路。”（《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El socialism y el hombre en Cuba]）这种社会主义范畴下个人牺牲的核心，恰恰是自愿工作的观念。比如，自愿放弃休息日，为革命的社会项目或者经济项目而工作。切本人除了在古巴政府部门担任多个职位之外，还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甘蔗田里劳作。

在《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Mensaje a los pueblos del mundo a través de la Tricontinental）中，切引用何塞·马蒂揭示革命进程中的牺牲精神：“现在是大熔炉的时代/唯一能看到的只有光。”而且，最后，雷吉斯·德布雷相信，切把死亡，特别是他在玻利维亚的死亡，想象成了一场重生的典礼。

这其中还有皈依和圣祭的观念。切曾经相信古巴革命将作为一种精神榜样，超越国界，成为“历史范例”，使世界其他地区皈依革命。在个人层面，切将参与社会主义视为一种革命誓愿，促使他放弃了一切个人和家庭的羁绊。

还有一个特点是切对于末世时刻的执着。早期基督徒们坚信耶稣的复生很快就会降临。在他们看来，末世就是耶稣复生的先兆，一切圣迹将会真实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切的游击战理论也有类似的观点。“游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军事斗争战略遭遇失败，失败的原因众多，其中就有切对于末世思想的过分依赖。只有考虑到末世思想，才能理解切在《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里面说的话：

如果地球上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许多个越南，我们该怎样看待不久之后的光辉未来？这些新越南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悲惨的际遇，每天都上演着英雄主义，反复打击着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仇恨冲击之下，终将击溃帝国主义的力量。

还有人会提到另一个元素：普世之爱。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书中，切宣扬了社会主义的普世之爱：“真正的革命者是受强烈的爱的引导......我们的革命者必须把这种对人民、对最神圣的事业的爱理想化，使这种爱成为统一不可分割的爱。”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爱，只有通过必要的暴力和死亡仪式才能实现。

而且它超越了他生前和身后的救赎者的魅力，也超越了基督性在他生活中的体现。在他所有的传记、著作和诠释作品中，有一段关于切·格瓦拉内心的历史被我们忽视了：他是一个受行动驱动的人。虽然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他在日记中一直在责备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没有行动，只是在读书。付诸行动带来的快意比他生活中感受到的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强大。除了爱，切的生活还充满了愤怒、仇恨和全心全意的努力—切的意志一直在与现实世界不断抗争，就像他少年时期用橄榄球对抗疾病一样—他似乎方向明确，没有丝毫彷徨。他是在何时何地拥有了这种心境呢？是在他青年时期的某个时刻。也许可以在他1952年旅行日记最末尾那篇题为《随感》（Acotación al margen）的文章中窥见一斑。他是在迈阿密开始构思的吗？它是虚构的，还是真实事件？它是一份浮士德的契约吗？是一种启示？切所描述的这个人物，“为了逃脱异教的屠刀而逃出欧洲”，并且“熟悉恐惧的味道（它是带来人生价值的少数经历之一）......我准备好接受启示......”

切并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并不相信宗教中的那些教条，但是他对待自己的原则就像教徒对待宗教信条一样，近似于天主教的笃信。他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做事确实有像基督徒的地方，他所处的国度和文明是基于基督教的善恶、救赎和无尽的刑罚观念建立的。令人惊讶的是，切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被视为1968年反威权主义的象征。

在《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中，切赞扬道：“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面对敌人从不妥协的仇恨可以超越人类自然的局限，将人变成一种精挑细选、高效冷酷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如此。”然后呢？切从不胆小怯懦，更不会朝三暮四。他似乎知道最终结局即将到来，他几乎是急着要去面对这样的结局。他的失败是无法补救的，农民从来没有在较高的道德层面觉醒；他的士兵们也都筋疲力尽、毫无斗志。他那种从不妥协的道德情操曾作用于经济政策，也曾作用于对游击队员们的要求，这种道德情操并非刚果或者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想要的，它是与现实脱节的。于是，切离最后的结局越来越近了。

切最后的失败，是由于身边人的怯懦，是因为玻利维亚共产党的胆小怕事，还是因为菲德尔的背叛？或者说，是因为他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失败，他选择了一条救赎者的殉道之路。如果他能在玻利维亚活下来，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从来不就他的原则妥协，不接受任何交易。救赎者们从不谈判。“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思考这个禁忌，”雷吉斯·德布雷说道，“我也承认这样的想法不可思议，那就是有上百种迹象可以证实，切·格瓦拉去玻利维亚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为了失败。”

他究竟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在他死后，一个、两个、成千上万个“切”开始效仿他。这些人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实际上，这些受切鼓舞而组成的游击队最终都被当地的军队野蛮镇压了。一代又一代的拉丁美洲年轻人迷失在街头和丛林中。而且，受困于这两股极端暴力（疯狂的起义者与残暴的镇压者）之间的人民经常挣扎于饥饿、疾病和死亡的水深火热中，或者最终移民离开祖国。他们本是救世者理想的、神圣的目标，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什么才是实现救赎的最佳方式。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