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里有一根橙色的发圈、一包棉签、唇膏和几样化妆品，还有一副扑克牌，这些都是阿芳2014年失踪后留下的东西，她是李永帅的越南“邮购新娘”。

李永帅是中国河北省肥乡一位种玉米的农民，他一件一件地翻检着这些物品，就像里面包含着什么重要线索似的，然后又将它们一样样放回原处。最后他拿出一张阿芳的相片，她站在一幅沙滩背景画前，一只手搭在一侧腰上，看上去19、20岁的样子。

在靠近她头部的玻璃镜框上粘着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很像是亮粉。问李永帅那是什么，他说那是她在离开前几天用指甲油涂上去的。现在他才意识到，她是想说她要走了，让他不要等她。他刮掉了指甲油，依旧留着这张照片。

过去十年嫁到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子里的越南移民新娘有几十人之多，阿芳也是其中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有助于改善因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男女失衡。过去三十年中国推行的这一政策导致了农村地区男多女少。李永帅的妈妈说，随之而来的女性短缺致使当地彩礼飞涨，因此男性才开始到别处寻找更便宜的妻子。

以她儿子为例，他们家求助了附近村子里的媒人——一名年龄较大的越南移民，她开了间美发店，同时还经营着一门十分红火的生意：为本地男人与越南姑娘牵线。不过那是在2014年11月21日之前，那一天发生了一件让这个小地方震惊不已的事件：当地所有越南新娘（包括阿芳在内）说她们要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集体消失，从此杳无音讯。而这些女孩、她们的父母和那位媒人收的数百万元人民币彩礼钱也跟着打了水漂。

警方称，仅这一起案件他们就收到了28起新娘失踪报案，但当地人表示，他们所知道的失踪新娘数目比这还要多得多。肥乡有四个，附近村庄有几十个，总人数可能在一百人以上。无论李永帅私下里有多么后悔，伤他最深的还是钱。“我们为她花了这么多钱，15万块钱啊。她可不便宜，而且他们还向我们保证过，如果发生这种事就退款，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一分钱。这还不算所有的家具和智能电视机。”

我们在肥乡李永帅的家中吃了午餐。他家院子里堆满了一捆捆刚收获的玉米。时值十一月下旬，屋子里唯一的暖意来自一个煤油炉，我们在室内还要穿着外套。肥乡离北京只有三小时的火车车程，但两地却像隔了三十年。村里的道路没有铺砌，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厕所也都在室外。李家相对较为富裕，但村子本身很穷。

李永帅的母亲弯腰在炉子上烧开了水，给我们端来几盘热气腾腾的馒头和白菜。在肥乡，客人会受到热情款待，村民们有什么都会拿出来，只是他们自己过得也很艰苦，没多少东西可以待客。李永帅的妈妈问：“要是你们在邯郸（当地中心城市，离肥乡一个小时车程）碰见不错的姑娘，能给我们介绍个吗？”

李永帅是个帅小伙，脸上总带着笑容，家庭也相对富裕，这样的条件通常不难找到老婆，可惜他遇上了经济和人口因素的阻挠。仅仅还是一代人以前，中国台湾和日本还在从黑市引进来自中国大陆的邮购新娘。如今经过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种玉米的中国农民开始购买来自亚洲贫困地区的新娘。

对于想要成亲的肥乡男性来说，邮购新娘成了某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肥乡对女性的迫切需求，反映了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困境。由于害怕失控的人口增长会带来环境灾难，中国政府于1979年开始对家庭规模实行严格限制，从此女婴稀缺渐渐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违反独生子女政策会受到严厉处罚，包括高额罚款、强制堕胎、妇女绝育、拆屋毁房、开除以及剥夺抚养权。

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存在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超声波扫描实现性别选择，这种行为当然是禁止的，但在农村不像城里管得那么严。当地人李信江说：“女孩都打掉了。”他的儿媳也是同一批跑掉的越南新娘。他用到了“治”这个字：“我们付不起这么多罚款，要是我们不交钱，他们就会派人来打我们。”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的女孩数量锐减。中国在去年10月废除了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社科院性别研究专家陈午晴表示，李永帅这样的男性在他所属的年龄段并非普遍现象。陈午晴说目前全国适婚年龄男女比例为105:100，并未显示出真正的极端失衡，这一水平其实非常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20-24岁年龄段全国男女比例为109:100，即使这一水平也不算过高。真正叫人担忧的其实是儿童的统计数据，在14岁以下年龄段中，男女比例为117-118比100。

这意味着未来5到10年，肥乡现在遇到的适婚女性短缺问题将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至2020年，中国预计将有三千多万名单身汉，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光棍”——光秃秃的树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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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在寻找伴侣时，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情况。这不仅是男女比例造成的结果，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撕裂了中国社会。过去二十年，随着中国的成功改革和经济增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

反过来，这一进程耗尽了中国农村的资源和年轻人，大规模移民让不稳定的社会平衡发生进一步倾斜。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不足20%，随后开展的经济改革首次释放了进城打工的热潮。现在中国的城镇居民已达55%。

肥乡为数不多的女性也都想外出务工。男人们到建筑工地打工，每年回来一两次帮家里收割庄稼。女人们则去工厂上班或者去当保姆。李永帅说：“女孩们都离开村子去打工了。”那么男人呢？他说：“有些男人待在家里，或者做点小本生意，或者在当地干些技术活。”

这意味着当农村地区出现男性过剩问题时，一线城市的问题正相反。周晓鹏是中国最大的交友网站百合网的婚姻经济学研究人员，她说，以北京为例，适婚男女的比例为1：8。即使不容易找到好的伴侣，女性也更愿意留在城市。“你的生活水平一旦上去就很难降下来了。这对女性而言尤为如此。说直白点，你想不想每天都洗澡？女性进城都想留在城里，而男人进城则多是权宜之计。”

同时，房价的上涨让城市居民不敢结婚。北京的房价已经可以匹敌伦敦或巴黎，人均国民收入却仍落后于白俄罗斯（以美元计算）。周晓鹏说：“结婚成本上升的原因是现在的女性需要安全感，并不是因为女性太少造成的。”

男性用户在注册百合网时会被告知，女性用户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务状况，而且如果他们想引起女性的兴趣，这也是必要信息。周晓鹏表示，高级女性用户，比如高学历女性，“希望看到男性的银行存款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合1000万英镑）。这是个起点。”几乎所有女用户都要求可能的男性对象月薪不得低于8000元人民币。她说：“如果他月薪不到4000元人民币，那他就没资格去谈恋爱。可能这听来很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

中国社科院性别问题专家马春华表示，彩礼的主要压力在于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颇为悬殊。她解释道：“如今的女性希望得到安全感，所以她们会要求一个（结婚的）前期费用。”彩礼上涨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当时全国各地还没出现真正的女性短缺。中国社科院于2011年发表了中国彩礼研究报告，据该报告显示，1990年至1999年，全国平均彩礼为1万至1.1万元人民币，十年后这一数字上涨到3.3万元人民币。马春华说：“这之后显然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

虽然根据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还未出现女性短缺现象，但马春华指出，在经济变化的推动下，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缺乏男性，底部缺乏女性。她说：“一等男娶二等女，二等男娶三等女，三等男娶四等女。唯一剩下的群体就是一等女和四等男，但四等男可以引进五等女——邮购新娘。”

当李永帅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他父亲和这一带村子里许多人一样，也去询问了当地媒人吴美玉。据熟人讲，吴美玉是20年前从越南嫁到这儿来的，她自己也是邮购新娘。为当地男人找越南新娘的红火生意就是由她创建的。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她还有自己的产业，她给自己的美发店购置了白色塑料椅，摆上了花，兼作当地的“浪漫宫殿”。

吴美玉每隔几个星期从越南带回两三个姑娘，村民们就会带儿子来见她们。这些女孩来自哪里？她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这些问题迄今都是迷。据李永帅说，她们总是聚在一起，彼此互称“姐妹”，而且她们从来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我们采访过的所有家庭里，没有一家拿得出任何关于他们的妻子或儿媳的身份证明。

吴美玉为这些女孩提供了担保，如果她们在5年内跑掉，被抛弃的丈夫将免费得到一个新妻子。对大多数村民来说这个条件已经足够好了。李永帅说：“我不怎么想结婚，但我朋友都结婚了，而且我爸妈想让我结婚。所以我就想：干嘛不结呢？”

在吴美玉的美发店里，李永帅第一次见到了阿芳。阿芳很漂亮，但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不过她的价码是一等一的：15万元人民币。在李永帅看来这个价钱实在太高了，但他父亲提醒他，本地姑娘的彩礼还要比这多一倍左右，而且娶本地姑娘还要给她买房子，可能还得买辆汽车。物以稀为贵，导致娶中国女孩的费用高到离谱。

交易完成后，阿芳跟着李永帅回到了他的房子。他们没举行婚礼，也没签署任何文件。李永帅的父亲叫了一位表亲帮助他筹钱，好让自己23岁的儿子娶上媳妇。李永帅说：“我脑子里以前从没出现过越南这个词，我从没想过这个国家。我仍然不知道她是谁，她从哪儿来。”他们还东拼西凑地为这位家庭新成员买了家具和一个平板电视机。

这些越南新娘的肥乡丈夫，对自己的（和亲戚的）婚事中有关金钱谈判的所有细节似乎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们知道自己具体花了多少钱，借了多少钱，为了娶新娘置办的其他物件值多少钱。但是，就像李永帅一样，他们对新娘的个人信息则不太清楚。

李贵臣是此次失踪事件中另一位新郎，他不记得妻子的名字。他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甚至还不了解她，她就走了。”李贵臣四十来岁，越南新娘是他的二婚妻子，她只和他一起待了六天。

当被问及她的样貌时，他说：“就是普通女人的长相。”在解释为什么决定娶她时，他举出了简单的经济理由：“我们没得选择才会去娶外国媳妇。因为我们穷，我们没有好的收入来源。她们要的聘礼不高，我们负担得起，这就是原因。如果我们娶本地媳妇，除了彩礼以外，还要盖房子、买车，总共得花上40万到50万元人民币。单单聘礼一项，今年的行情就在18万元到30万元人民币。”

李永帅说他到现在都不知道阿芳姓什么，也没见过任何身份证或护照，因此很难确认她的身份。

另一位被抛弃新郎的父亲李信江同样记不起儿媳的名字：“我们就招呼她‘嘿，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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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婚姻非常像财物交换，而女性仅仅是交换的商品之一。因此，越南新娘的生活并不总是很容易。她们有一种功能，就是繁衍后代，她们留下来不走就会得到奖励。李永帅称，阿芳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妈妈，爸爸，我没钱了”。

在河北这片蕴藏着煤矿、冬天寒风刺骨的平原上，阿芳生活很不习惯。她让他们买大米——而这是中国北方人从来都不吃的。“她走以后，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米喂鸡，”李永帅的母亲称。阿芳留下的一本书让我们可以猜想她走之前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可能是什么。那是一本中越常用短语书，书名是《全情景中文7000句》。

写在一张空白页上的中文显然是阿芳曾尝试学习的话。“那是因为你不让我出去”是写在最上面的一句，后面是“你好臭！”和“你该去洗澡”。

李永帅承认他们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顺利，不过他坚持称她来去自由。“她总是骑着电动车，”他称。从他的复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对夫妻相处得不好。“有时她生气，有时我生气，”他承认。只有一次，他差点在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一条腿后，她表现出了些许温柔。但是，其中又掺杂着欣喜：“她想她终于能有几天不跟我在一块儿了。她当时很高兴。”

后来，2014年11月，媒人吴美玉的行为开始变得奇怪。她出过数次远门，每次带着几个女孩，有时离开数天。后来她再次出现，称她正在收所有新娘的身份证件，目的是给她们登记。一两天之后，新娘们就去参加了那场神秘的派对，之后就失踪了。

李永帅记得他的手机响起来：“他们（其他新郎）说，我们联系不上她们（新娘）。”他试着给阿芳打电话，但是她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有些越南新娘留下了孩子，有些新娘已经和丈夫生活了数年。很明显这些男人被骗了。“我们觉得她已经策划很久了，”他称。

曲周县警方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调查这起有28宗新娘失踪报案的诈骗案。李永帅称，他和其他几人去录了口供，但是有亲戚警告他们别配合警方，称“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2014年12月，警方声称逮捕了3人，不过吴美玉仍然下落不明。我们电话联系了领导该小组的张警官，他拒绝讨论该案，称案件正在调查中。

肥乡案或许是迄今最大一起新娘诈骗案件，但是这绝非唯一一起。2013年山东省有8名越南新娘失踪，2012年江西省有8名新娘逃跑。2015年3月，绥远警方打掉了一个越南新娘大型诈骗团伙，逮捕了11人。

农村女孩短缺的问题持续存在，女性掌握的谈判筹码越来越多。这不仅明显表现在彩礼价格攀升上，也明显表现在男性适应新行为的方式上。

我们无法联系上任何一个失踪新娘，但是一位自称叫Thu的越南女子同意通过翻译说出自己的观点。她嫁入了辽宁 一个家庭，并留了下来。她称，这主要是因为她的公婆和丈夫允许她每年带着孩子一起回越南。

Thu本人不知道肥乡发生的事，但是她知道有3名越南新娘逃跑了，其中包括她的妯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越南新娘嫁入的家庭有点刻薄，他们不遵守承诺让越南新娘回去探亲，”她称，“他们担心一旦她们离开回越南，就不回来了。有些家庭甚至不允许她们吃像样的饭（指越南食物）。”

Thu留下来是因为她嫁入的家庭对她很好。“在这里生活，我发现丈夫们几乎什么都做，”她称，“他们必须工作，而女人呆在家里，只是打打麻将。在越南，女人不能整天玩牌。”

“当她们结了婚，就会接受新生活。当她们回到越南，如果新生活很舒服，丈夫对她们也好，那么她们当然会回到中国。但是如果丈夫对她们不好，她们就不得不跑掉。”

Thu的丈夫是一名民工，当我们在她家里联系到她时，他就坐在她身边。Thu的家在胡志明市区外，当时他们正在越南探亲。他不仅让她回去看望她的父母，还陪她一起回去，并且努力学习越南语。他们有个年幼的女儿，当我们视频采访时，她正在后面玩耍，发出很大声音。他说：“让她高兴也很重要，这是我们一直在一起过的原因。”

而在肥乡，李永帅称，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新妻子并安定下来，但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情况导致的高昂娶妻成本使得这个心愿看起来遥不可及。他几乎没什么选择——他说自己不会再邮购新娘了。但是迁入城市意味着他买不起房子。同时，留在肥乡意味着要找个愿意搬来农村生活的媳妇儿——这也不容易。“我猜，我得先遇到一个女孩再做决定。如果我能找到对的人，我会结婚——但是如果我再结一次婚，我的家庭就必须借更多的钱。”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马芳婧和Khac Giang Nguyen补充报道；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