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近些年非虚构热仍在持续：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等活跃在公众视线中，以何伟《寻路中国》《江城》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仍在绵延，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也新设了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为虚构的对立项，非虚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舶来品，中国创作者又应当如何关照中国的现实？在日前于南京举办的“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与会的作家、学者和媒体人围绕中国与非虚构写作展开了讨论。

在工作坊中，有人认为非虚构填补了虚构文类日益萎缩的现实感，作家袁凌认为，“我认为当下的小说走到了很大的困境里面，由于想要打造一个似是而非的替代性的满足体验，已经走得太远了，就是一个白日梦，而这个会萎缩，会失去对现实的思考。语言也是如此，一到小说上，找到的永远是那个封闭的、自满的和自恋的调调。”更多参与者围绕着非虚构文类（包括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对快递小哥、家政阿姨、三和青年的关照，延伸探讨了非虚构聚焦于普通人的正当性。

有意思的是，虽然以书写中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并不在现场，与会者仍不断提及何伟的名字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式非虚构写作——用诗人木叶的话说，人们多次谈论何伟也证明了“我们自身非虚构写作的匮乏”。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发起的长期文学研究计划，以青年性、跨越边境和拓殖可能性为目标，每年召集作家、艺术家、编辑、翻译家、出版人等在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与上海-南京双城文学批评家共同完成主题工作坊对话和研讨。此前已经举行三期，分别是文学的冒犯和青年写作、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非虚构如何回应现实？以外卖小哥和家政阿姨为例

文学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贯穿了整个工作坊的讨论。金理在主题发言前的致辞中即提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似乎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没有办法建立起和时代的真实的关联，于是创作者需要转换一种视野，去寻求非虚构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他最近的阅读经验也回应了这种对虚构的焦虑。他在阅读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时发现，其中一个女性角色开场时热爱阅读诗歌，属于“非常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在故事中间这个人物消失了， 在后半段再次出现时，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卧底女记者。人物的转换似乎透露出一种信息，即非虚构是对文学气质、文艺青年属性的克服，这令金理感到疑惑，虚构对于现实到底是否还具有力量。

在接下来讨论非虚构写作题材时，这一疑惑变得更为凸显。作家淡豹以《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为例，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文章写外卖小哥从电瓶车超速和逆行中体会到了一种顺畅感，以及对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超过了那些循规蹈矩的人，超过了城市的白领和上班族；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超速，而是为了掌控感而超速。这篇非虚构作品超越刻板印象，为读者带来了某种新鲜感，这种描述使得外卖员不再仅仅是被同情怜悯的“他者”，或是资本链条里纯粹被剥削的“可怜的人”。

从外卖小哥的话题入手，淡豹也延展到了自己对于“阿姨写作”的观察。她认为，现在谈情感劳动和家庭关系谈得很多，但仍有许多新鲜的面向可待挖掘。与强调外卖小哥的主体性类似，淡豹也始终关注如何写出阿姨群体的主体性，这一点在以往的“小保姆文学”或“阿姨文学”里非常稀缺。

在阅读某部以阿姨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时，她观察到，三分之二都有年轻漂亮的阿姨对城市老头暗生情愫、拼命想要留在城市的情节，而现实中的阿姨通常想要回乡，她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家孩子，此外还要花费很大精力在防范性骚扰上面，这也是很多阿姨不喜欢照顾失能老人以及挑选户主的原因。“阿姨文学”与现实之间显现的巨大隔阂和非真实性，也体现出了写作主体的差异——写作者究竟是站在可能施加性骚扰的户主这边，还是站在防范性骚扰的阿姨这边？

淡豹补充说，如果站在阿姨的世界里，户主只是过客而已，并不是她们世界的中心。她们与派单老师的关系甚至会比与雇主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她们需要依靠与前者的关系存活。如果将阿姨作为真正的主体关照，而不是当作一个虚构的、虚假的捏造对象，就会发现阿姨也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她们要拼命考到推拿证或早教证，这样工资可以多一千块；阿姨挑选工作的标准不仅仅是金钱，也会偏爱有自由感的工作，这和普通白领阶层并无不同。淡豹从写作者的角度提出，如果要真正深入地书写阿姨的内心世界，从实际出发考察她们与婴儿妈妈的心理较量、对婴儿的占有欲，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社会学缺少的，正是文学滥用的？关于三和青年写作

非虚构是否可以缓解虚构焦虑，这一问题贯穿讨论始终，而文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如何区分于其他学科，也成为了与会者发言的焦点。社会学学者田丰提到，在看了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一篇以三和为背景的小说《寄居蟹》（文珍著）之后，他觉得“文学创作比社会学容易好多”。田丰是近期出版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的作者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多年来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他说，文珍小说中两个青年农民工的同居生活，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十分普遍，“我当时在想，早知道可以这么写，也可以把这当做一个小说来写。” 

田丰对“早知道这也可以写小说”的遗憾，事实上也点明了文学与社会学的区别。他认为，虽然社会学调查往往积累了很多素材，但最终能用的只有三成，七成都要舍弃，因为社会学不能拿极端的案例代表整体的真实情况。以三和青年研究为例，他需要将三和青年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对其整体的生活状况采用白描的写法——他也承认，这种写法确实有点“浅薄”。

“很多人问我《岂不怀归》中有没有什么‘三和大神’的极端案例，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极端案例，但是没有办法代表背后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作为通常性、一般性的概念去普及。”田丰说，与强调一般性的社会学调查不同，“小说更加强调一些特殊性，你可以在故事里看到各种各样的落差——地位的落差、情绪的落差和人生的落差。”

非虚构的写作对象究竟应当是平民还是精英？田丰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非虚构写作当然可以涉及到精英群体，但精英群体毕竟有更多发声的渠道，所以写作者应当更加关注无声的群体，这也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有所重合。在回应淡豹对有关快递小哥的非虚构作品的评述时，田丰说，近些年他们也做了许多关于快递小哥的研究，比如2018年就组织过一次对快递小哥的大调研，涉及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70多家单位，“研究成果很平常地就过去了”，效果有遗憾。“我前两天开会还跟他们说，这种方式对整个群体是不利的，因为你们的研究是太正能量了。”田丰说，研究做完之后，不能发声的群体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发声，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对比社会学与文学，田丰也反思道，社会学研究最缺失的是对故事中人物情感的关心，因为社会学强调价值中立与剔除情感，所以研究似乎缺少“人性”。如果有机会再次书写三和青年，他会让人物“更有情感一些”。有趣的是，何平在回应田丰的发言时说，社会学缺少的东西——情感——其实正是文学里最滥用的东西。何平说，“包括很多非虚构平台就在滥用浅薄的情感，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的交证，这也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学科之间严格划分、缺少对话，也会造成一种隔膜。 ”

作家梁鸿以连线的形式参会，她的观察也与田丰的观点形成了映照。梁鸿认为《岂不怀归》“写得非常有勇气”，然而“好像缺了点什么”。因为田丰去现场去得很少，主要是由学生去现场，田老师在后方书写总结，如果本人能去待上一两个月，最终效果可能会不同。此外，梁鸿也指出，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非虚构写作不为社会现象作总结，非虚构文本应当具备社会学的理性思维，但最终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因为文学的任务还是书写情感的复杂度、社会的复杂度，通过诸种矛盾看到人和社会本身。

缺席的何伟与在场的何伟讨论

《寻路中国》作者何伟虽未到场，但与会者并没有停止讨论何伟和以何伟为代表的美国非虚构写作。用木叶的话说，多次谈论何伟也证明了中国自身非虚构写作的匮乏。对比几代美国非虚构作家，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叶子认为，何伟总体上比新一代写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更加宽容。

此外，叶子还从《纽约客》研究的角度切入，讲述了非虚构作品在美国是如何进行事实审核的。《纽约客》现有十几位事实核查员，新一代非虚构写作者樊嘉扬之前曾做过查建英和何伟的事实核查员，“查建英写王蒙的时候，樊嘉扬会打电话给王蒙，调查他是否说过那些话。”她注意到，这些非虚构写作者另外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意识地避免下结论，会反复地告诉读者，这个地方人口如此众多、情况如此复杂，自己笔下所展现的只是大图景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我在阅读《纽约客》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是光影分布的行家，特别知道怎么在亮面和暗面上做出微调。”

何伟的中文译者李雪顺也参与了此次工作坊，他推荐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出版于1961年、直至2014年才引入中国的人类学著作《桑切斯的孩子们》，该书讲述了墨西哥城的贫困家庭的故事。李雪顺认为，在真实感的呈现和个体声音的传达方面，这本书很值得中国非虚构写作者借鉴。梁鸿推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这本书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住房危机，穷人因为没钱而被不断驱赶。作者本人曾在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间居住于底层社区，与周边人家进行了深入接触，将住房危机以家庭案例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详尽地讲述了每个人是怎么陷入困境的。梁鸿认为，《扫地出门》一书中的细节和个案都很有文学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作坊也展现出了写作领域之外的非虚构叙事可能。林文华（ id@蜘蛛猴面包）是一位非虚构短视频制作者，他在疫情期间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做志愿者的经历，用不同的角度呈现人们怎样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而那些人都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有家庭成员感染病毒的人，有独居的无助的青年，还有在地下通道滞留的外地人。与会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汪雨萌提到，在她的观察中，抖音已经成为了非虚构的海洋，外卖小哥在里面分享他的日常生活，很多的草根号也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问题是他们可能建立不了人设，而对他们的采访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感又不免令人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