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程贤

编辑 | 黄月

今年10月，波兰推出了一项极其严格的限制女性堕胎权的法案，几乎禁绝了在波兰合法堕胎的可能性，波兰女性纷纷走上街头表示强烈反对，反堕胎禁令示威运动持续了数日。在当今世界整体向保守转向的大环境里，许多人的注意力也许没有在这条新闻上停留太久，而仅把它视为令人沮丧却也司空见惯的诸多退步之一。

但事实上，对于波兰来说，这完全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对女性权利的挤压，是近些年来整个国家危险变化的缩影和中心。波兰长久以来被视作是代表欧洲的自由价值在东欧国家中生长最茁壮的土壤，就在几年之前，大概没有人能想到波兰会成为今天的样子。

01 波兰右翼崛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和多元的媒体、充满活力的文化界在波兰蓬勃生长，2004年加入欧盟更是让波兰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民收入普遍提高，受益于欧盟内部开放边界的原则，波兰人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地旅行。随之而来的还有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进步价值：在曾经单一的波兰社会，女权主义、LGBTQ群体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并开始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种种进步背后，鲜少为人们注意到的一面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甚至在转型中失去了曾经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同时，这些人往往价值观偏向保守，强烈认同传统“波兰人”的身份——虔诚地信仰天主教，普遍认同其中最保守的“分支”，重视遵守固有性别角色的传统家庭等等。

波兰当今的执政党、极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英语：Law and Justice，波兰语：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以下简称为“PiS”）”意识到了这一分裂状况的存在。该政党成立于2001年，以保守的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之后的15年里曾短暂地和其他政党组成执政联盟，因其保守价值过于极端而基本并没有进入波兰主流政治光谱。

然而，在2015、2016年，依靠农村地区保守选民的支持，PiS以极大的优势赢下议会和总统选举，成为波兰独立以来首个单独执政的政党。PiS通过坚持排外、支持保守传统和表达对欧盟的不满笼络了这部分选民，并告诉他们波兰种种困境的原因，不是经济结构不够平等、多元，而是由于欧盟进步价值对波兰的“破坏”，以及他们所看重的“波兰人”身份也正受到同样的威胁。

为了使狗哨政治最好地发挥作用，“敌人”不能只作为一个概念存在，而需有具体的群体及对应的标签。在起初的2016年，波兰右翼鹦鹉学舌般地学习德国右翼媒体的信息，将“敌人”设定为信仰不同宗教的移民或难民，宣扬他们势必无法正常融入波兰社会。但四年过去后，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当时的难民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融入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话题也无法再被拿来炒作。于是PiS便挑选了另一些“敌人”：刚刚开始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权社群和性少数群体。

02 PiS的三次限制堕胎尝试

更具体来说，对女性权利的挤压，首要就是限制女性的堕胎权。

早在1993年，在波兰天主教会的影响下，波兰就将堕胎在原则上定为非法，女性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能够堕胎：检查发现胎儿有严重的畸形、疾病或残疾，女性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以及强奸导致的怀孕。但在之后的二十几年里，这条法律并没有被严格执行，许多女性选择到其他并不严格限制的欧盟国家寻求堕胎，波兰国内“非正式”的堕胎手术也不难找到。PiS在成为执政党后便立刻着手收紧。

2016年，PiS第一次利用在议会中的胜利，尝试通过一部严格得多的堕胎法律，将几乎一切堕胎行为严厉禁止，只有“母亲生命受威胁”这一种情况例外。胎儿不健全这个合法堕胎理由被删除，而波兰的绝大多数堕胎正因为此，以2019年为例，波兰全境仅有的1100次合法堕胎中有1074例是因为胎儿残畸。除此以外，该法律还试图将女性去国外寻求堕胎、医生违规进行堕胎手术划为可以被起诉的犯罪行为。这一消息宣布后，波兰超过90个城市的上万名女性走上街头抗议，仅在首都华沙，参与者就有28000名之多。迫于反对，PiS在议会中撤回了对这一法案的支持，法案没能付诸实施。一年多以后，PiS做出一些妥协性的修订（如删去将女性和医生的堕胎行为入罪）后，再次将法案送到议会和公众面前，波兰女性也再次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又一次阻挡了保守势力的尝试。

于是，PiS在今年改变策略，不再希望通过议会，而是指示已被同盟、亲信塞满的“宪法法庭”来通过类似的堕胎限制，企图以此躲过公众的注意，且这个法庭所做出的决定是不能通过上诉来改变的。这一次，尽管波兰面临着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走上街头的女性还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她们不仅出现在街头，还第一次走进教堂，穿着美剧《使女的故事》中的使女服装，通过打断弥撒等方式表达不满——由于教会在一部分波兰人心中的神圣地位，这种做法是之前的抗议者几乎不会采取的。

PiS在解释堕胎限制时称，这“保障了先天残疾儿童的生命权”——“即便一个婴儿注定无法存活太久，也有权享受受洗、得名、埋葬等每个重要的时刻。”这种浪漫化的想象显然不符合事实。女性掌握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已是反对限制堕胎的充足理由，如果先天残疾的孩子也必须被生下，母亲的痛苦无疑被这种男权视角的想象忽略了。

一位名叫玛格达的波兰女性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她曾怀有一个被检查出先天基因缺陷、降生后基本无法存活的孩子。在思考是否堕胎时，她想象过如果生下这个孩子将要面临什么：“我会给他喂奶，拥抱他，爱他，被他深深吸引，3、4个月之后看着他躺在我怀中窒息而死。”她不知道这种痛苦会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怎样的伤痛，因此选择了堕胎。十多年过去，她依然未向太多人讲述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接受采访时也要求保密姓氏，因为惧怕在当今保守的波兰自己要为堕胎承担被羞辱的代价。

03 被仇恨宣传围剿的性少数

与此同时，波兰 LGBTQ 群体所受到的挤压也让人触目惊心。他们为何被波兰右翼选为敌人并不难理解：任何一个保守的社会，对这类近些年才逐渐被看到的身份标签往往都怀有敌意，认为会成为自己“骄傲传统”的威胁；加之天主教信仰是波兰身份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保守教会对LGBTQ的敌意深得右翼选民民心；此外，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是近年来德、法等西欧国家所大力倡导的价值，而它们恰恰是波兰右翼眼中欧盟内部最大的“外敌”。

从教堂到社区，从媒体到教育，从政客到公众人物，一切都能成为抹黑性少数群体的传声筒。PiS长期以来掌握实权的领袖卡钦斯基曾说，多元的性别价值是“从童年开始对儿童的色情化”，是“对文明的侵蚀”，他要“捍卫波兰家庭、捍卫波兰乃至整个欧洲机遇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在欧洲议会中代表该党的议员克鲁克曾在竞选中表示，他“相信波兰将成为不存在LGBT的地方（a region free from L.G.B.T）”。

去年年初，在由反对党领导的首都华沙通过一项包容性少数群体的宣言后，在全国最著名的球队之一华沙军团的比赛上，粉丝挂出了一条巨大的横幅，印有“华沙没有同性恋（“同性恋”所对应的词是“faggots”，一个带有浓重侮辱性色彩的称呼）”，全场并没有遭到任何干涉，球队在事后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谴责了这个行为。

波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也是仇恨宣传的重要力量。著名牧师马雷克·齐耶夫斯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LGBTQ代表着“恋童癖、恋兽癖、恋尸癖”，多元价值的本质是让人患上“不会生育的疾病”。但事实上，直到今天，波兰的天主教会自身还深陷性侵儿童的丑闻之中。一次教会本身进行的调查发现，在1990-2018年的近30年间，教会曾收到涉及382位神职人员的举报，可能遭到性侵的儿童达625人，绝大多数不满15岁。

2019年上半年，欧洲议会选举临近，许多PiS候选人为造势而纷纷加大了反同宣传的频度和力度。在这样的仇恨宣传之下，在保守城市比亚韦斯托克的一次彩虹骄傲游行上，几百名参与者遭到了上千反对者的围攻和殴打。根据参与者描述，施暴者以足球流氓为首，许多普通市民参与其中，甚至有人还带着孩子和老人；他们挡住游行队伍的去路，先是进行言语辱骂，之后开始动手扔鸡蛋、扔砖头，对着人群放烟火。许多人将这起事件之于波兰的意义，比作2017年臭名昭著的夏洛茨维尔右翼集会之于美国。

另一更加著名的悲剧事件发生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当地市长帕维尔·阿达莫维奇从1998年起一直以极高支持率连任。在PiS上台后，他意识到了性少数个体因PiS鼓动的社会仇恨而受到不公正对待，让自己的城市变得尽可能多元、包容，给LGBTQ被接纳的安全感，2018年甚至亲自参加了本地的彩虹骄傲游行。这也让他成为了被PiS控制的国有媒体频繁攻击的对象，被冠以了“小偷”“德国人”“黑帮罪犯”等恶名。2019年1月14日，在出席一场慈善活动电视直播时，他在舞台上被一名年轻男子刺伤，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去世。这名男子有一定的精神问题，事发前曾在相关机构接受治疗，而在这一过程中，他高密度地接触了波兰国有媒体所播报的信息，许多人相信这是促使他行凶的重要诱因。

阿达莫维奇市长的死成为了凝聚波兰恐同偏见的一个缩影，事发后，各地发起了悼念活动，借此表达对仇恨、不包容等社会价值的不满。他从未从政的妻子也选择在同年参选欧洲议会议员，觉得“必须要做些事情，不能让丈夫白白去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动情地称赞阿达莫维奇拥有“开放的心态、勇气、对社会的敏感等PiS不具备的一切，他的谋杀代表着对一个自由、进步的波兰的愿景的攻击”，并直斥PiS使用“充满攻击性和仇恨的语言”，“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裂波兰人。”

04 “叛徒”托卡尔丘克

PiS通过鼓动偏见达到了巩固权力的目的，在其掌权的近五年中从未停止削弱制衡权力的规则。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便是媒体。他们将几个公共媒体的总编辑撤换为支持右翼价值观的“同盟”，开除坚持报道独立性的编辑和记者，几年下来，这些机构已经很大程度上沦为右翼价值的传声机器，对女权、难民、欧盟、伊斯兰教和性少数等群体的攻击也很大程度上由它们完成。

对于尚无法干涉人事任免的私营媒体，PiS穷尽所能从商业角度压缩它们的生存空间。比如，波兰第一家独立报纸《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由于坚持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客观性、独立性，而成为了PiS及整个右翼势力的敌人。报纸副总编辑亚罗斯瓦夫·库尔斯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几乎全部和政府有合同关系的企业都被以作废合同相要挟，要求它们停止在《选举报》上发布广告；国有加油站被要求将这份报纸“藏起来”，让顾客难以在货架上找到；除此以外，政府频繁地以种种理由对记者提起诉讼。库尔斯基说，在当前环境下，从商业上的困境到记者受到的阻力，自己别无选择，原本没有既定政治立场的《选举报》只能以“反对派”来形容自身的身份和定位。

PiS侵蚀的另一个权力制衡机构是波兰的司法系统。PiS控制下的议会不顾民众反对，数次通过削弱司法系统独立性的法律：强行降低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导致其中40%的法官无法继续任职；大幅改动由同侪决定法官任命的方式，将决定权转移至议会；成立“评定”法官言行的“监督机构”；禁止在任法官对特定公共议题表态等等。通过这些“改革”举措，PiS对司法系统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最近一次限制堕胎法案的通过，就是由这样一个司法系统来完成的。

相当多波兰人站出来对PiS最危险的作为——巩固权力，削弱波兰30年来建立起的来之不易的公民社会和权力制衡机制——表示反对。但其凭借厌女、排外、恐同等保守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保住了基础选民的支持，让这些人所代表和支持的价值弥漫于整个波兰社会，以换取他们对权力制衡规则被削弱的默许——相当多人认为，这笔“交易”还是值得的。

右翼价值的弥漫愈发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表达上。来自自身文化和语言的文学作品受到世界认可，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当托卡尔丘克在2019年捧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许多波兰人并不开心。托卡尔丘克长期以来表达人文关怀，支持多元价值，积极反思波兰历史中不够光彩的部分，这激怒了保守的那部分波兰人。他们认为，托卡尔丘克获奖并未因为其作品有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她“迎合了西欧国家侵蚀波兰传统的愿望”，将她斥为“叛徒”，认为她“没有权利讲述波兰历史”。

这种“民意”更体现在几次选举中PiS几乎一帆风顺的胜利。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PiS获得了众议院总共460个席位中的235个；同年欧洲议会选举中，PiS更是超出选前民调的预测，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今年6、7月份，波兰举行了总统大选。由于疫情和PiS打压反对声音的努力，选举规则及日期一再被改动，反对派在大选前不久才得以确定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华沙市长拉法·特扎斯科夫斯基，上文提到的包容性少数群体的宣言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提出的，他迅速获得了年轻人和多元价值支持者的大量支持，支持率在投票前的短暂时间里以极快速度上升。尽管如此，PiS以其推动的保守甚至仇恨作为“政绩”，在农村保守地区大获全胜，最终以不到2%的优势在第二轮投票（run-off）中击败反对派，总统杜达获得连任。

05 尾声

放眼整个世界，类似PiS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阴云笼罩在许多国家上空：匈牙利的欧尔班、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巴西的博索纳罗、以及美国曾经的茶党运动和特朗普。无一例外，他们的宣传和政策中往往都包含了对女权主义、少数族裔、性少数和移民群体的挤压。

当然，进步主义的零星胜利也偶有可见，但似乎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为此乐观的理由。特朗普四年任期之后在核心选民中获得的支持更加坚定热情，波兰PiS多次激发反对浪潮依然能数次赢得选举，无一不说明右翼保守浪潮依然汹涌顽固。他们的基础选民——身为传统主流族群的普通人，看到曾经被噤声和忽视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意识到世界上不仅仅存在自己所属的“主流”；当长久以来浸润着排外、种族主义和厌女的主流文化出现裂缝，他们为之感到深深的恐惧。而右翼势力准确嗅到并不遗余力煽动和利用的，正是这种恐惧。哪怕波兰加入欧盟20多年来宝贵的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法制系统已被右翼政党严重削弱，“让主流以外的个体再次回到黑暗里、重新被噤声”的承诺也足以收获丰厚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