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先与这片土地结缘的理由只有一个，煤炭。

年过五旬的陈祖籍安徽淮北，37岁时生意失败，只身一人来到山西孝义。

之所以来山西，这个如今身家以亿计的私营煤炭矿主平静地回忆，“当初听人家说，到山西下煤矿只要肯吃苦就能生存。”

在山西扎根二十年，从下井工人到“煤老板”，陈宜先依然是个外地人。

凭着一股莽劲，陈在这个充斥着血腥与博弈的黑金江湖硬生生闯出了一条求生之路。即便几度外债缠身，甚至一度成为应对各路挑衅与械斗的带头“大哥”。陈说，他不后悔。

“我从来不后悔来了山西，做了煤矿生意，因为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还能比当初更惨吗。但是，这个煤矿开采完，我不会再碰。如果手里还能有个两三亿，就把剧本拍了。”陈宜先说，希望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陈想用余下的钱拍一部自己曾经写的剧本，他说剧本的故事源自老家一个关于抗日英雄的传说。

陈对未来计划也还有另一种可能，“不回老家也可以，就在山西，找一个风景好的小乡村，承包一块地。这回不挖煤了，我想种药材。”

听他描述，能感受到他依旧想念数百公里以外的家乡，以及不易流露的疲惫。

闯山西

陈宜先年少辍学，他说自己并非不喜欢读书，只读自己感兴趣的，“最喜欢读的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还读《李嘉诚传》，只要是好的商业人物传记我都喜欢读。”

虽然崇拜商人，但陈宜先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经商，而是在老家的县乡镇企业局做贸易员，后来企业局被兼并，他去了一家粮油建筑工程公司做后勤，干了三年。

“那个时候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快到30岁时，陈宜先决定下海，“当时村里的人都到上海、广州、南宁等地卖蔬菜，我也去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草莽年代，几年积累，陈宜先挣了几十万。但好景不长，有限的资源空间下，为抢夺市场，各地蔬菜供应商大打出手，陈宜先也经常加入争斗。最后，供应商们为了打压对手强压价格，在价格战中，陈宜先赔得血本无归，小康之家也随之瓦解。34岁那一年，结发妻子离开了他，留下了四个女儿，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回到老家后的四年里，陈宜先少有出门，整天整夜的不说话，他说，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过。“不出门就不用回答别人的问题。那些日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剧本。”剧本的名字叫《乡魂》。四年内，他写了几十万字，当地政府领导看过后，想用一万元买下来，被他拒绝。

“我想自己拍。”他说。

陈宜先的父亲看着儿子除了关在家里写书什么也不干，以为他得了神精病，劝他出去闯闯。父亲对他说，“你出去吧，别窝在家里了。”四年没怎么踏出家门的陈宜先立刻就答应了。

“剧本写完了，就得挣钱把它拍出来。当时我身上一点本钱也没有，但听说，到山西下煤矿能挣钱，于是就买了张去太原的票。”陈宜先说。

2000年，陈宜先年近40岁，身无分文来到山西。他当时咨询过朋友拍这个电视剧约500万，计划着挣够拍的钱就走，怎么也没想到，山西，来了就是大半辈子。而当初失意时写的那个剧本，一直压在箱底，从他踏进煤矿的那一天开始就没再打开过。

如今再回忆往事，很多细节陈宜先已经模糊。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时，陈宜先只记得走下火车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客车票，以及当时太原西站去往各地的客车争抢拉活的场面。

穿梭在人流中，人生地不熟的陈宜先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这时就有人来拽我上车，我就想着，拉到哪算哪吧，只要有煤挖就行。”

山西省腹地偏西，吕梁山脉中段，是该省煤矿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孝义。一百多公里的颠簸，陈宜先在这里下了车。

“当时的孝义很穷，比我的家乡还不如，也没有‘煤老板’这个称呼，那都是2008年，煤炭行业大涨之后，煤老板都富起来才出现的称谓。”陈宜先说。

1998年至2000年，我国煤炭行业经历了一波下降周期。2000年，煤炭行业平均售价为130元/吨，而2008年，行情最好时，煤炭价格可以达到1100元/吨。有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7月，八年间煤炭价格涨幅达到585%。

到孝义的第一天，陈宜先马上找了一家煤矿。与很多十多岁到山西闯天下的年轻人不同，这时的陈宜先已经人至中年，个子不高，身材单薄，还是外地人，煤矿主根本不想雇他。

“两个月，不要钱，只要管吃管住就行，两个月后干得不好我立马走人。”陈宜先和矿主说。矿主最后同意留下他。

开始的工作是最苦的井下开采。

陈宜先说，“当时的采矿区条件特别差，根本没有听过什么机械化开采，深采区都是人工进去，煤窑里头顶上只用木头作梁柱支撑整个采矿区，冬天风大，一下到采矿区木头就吱吱响，好像随时都能折断，经常有石块从头上砸下来。我曾和一个刚来的四川工友一起下矿，他一路上和我吹牛，说挖煤快十年了，什么样的煤矿没见过。可是，刚进到矿坑，他就懵了，紧紧的跟在我后面，走得越深，越不说话。这时，突然掉下来一块大石，他来不及躲闪，砸到了头，是轻伤，人当时就吓得坐地上了，好久没站起来。”

陈宜先说起井下的经历像在描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下煤矿，感觉命就不是自己的，上来了，就像捡回一条命。”在山西小煤矿关停前，矿工过的都是“刀口上讨生活”的日子，轻伤那是日后的谈资，也是一件幸运的值得欣慰的事情。

“我不懂当地话，也吃不惯当地的饭，没办法，吃不惯也得硬吃。”当时，煤矿工人住窑洞，中午吃饭，来自贵州、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矿工，每十多人围成一桌。

陈宜先以前在老家乡镇企业局工作时，曾经参与过矿区建设，对写报表、材料等一些文书工作多少有些经验。平时他和工友吃饭时，就会对矿区安全、矿井通风、设施改造等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完，他还写成材料跑去向矿主提意见。矿工们曾对陈宜先说，“你来当头吧，一看你就是当头的料。”

陈宜先干了不到两个月，煤矿主对他说，“你带班算了。”

矿主还给陈宜先发了薪水，300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小煤矿一线煤矿工人的工资平均水平。而在后来煤矿行情最好的时候，一个一线矿工的工资可以拿到每月2万。

当上工头后的陈宜先不用再经常下井，一年可以赚几十万元，无家无室的他平时吃住都在矿上，没有其它花销。积累了五六年，陈宜先存了数百万。

2006年，煤炭行业刚刚有点起色，陈宜先看到了机会，不再满足当工头，他要自己当矿长。

豪赌黑金

在煤炭行业，陈宜先攒下来的家底翻不起风浪。陈宜先开始找合伙人。

“有个夸张的说法，孝义随便一个地方，挖一铲子下去就是煤。2006年，煤炭行业上涨势头看好，在孝义连普通百姓都在自己屋后挖煤，投资合伙人当然好找。”陈宜先说。

这一年，2000万元就能买个年产20万吨以上的煤矿，陈宜先和别人合伙，一共买了三个年产20多万吨的矿。这一年，很多小煤矿开始赚大钱。

但由于多年来煤炭行业开采的混乱，全国矿难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也正是这一时期，国务院开始颁布法令进行整改。一组公开数据显示，仅2004年全国矿难死亡人数就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面对煤矿业责权不清的乱象，2005年6月政府颁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那时，很多中小煤老板四处借钱，对煤矿进行合规化改造，而国家要求产权清晰，他们就又到处奔走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办各种手续，在山西，办这些手续，从上到下，都要打点。”陈宜先说。

2008年，煤炭行业最好的光景来了。

陈宜先清楚地记得，从2008年3、4月一直到11月，煤炭交易价格一小时一个样。“那时，电厂和洗煤厂买煤都是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那都排不上号，煤价最高时主焦煤可以卖到2000元/吨。”

暴利驱使下，此前国家出台的监管政策并没有给煤炭开采环境带来多大改变。产权清晰了，小煤矿依然乱开乱采，矿难依旧不断。

2008年，在山西等地几起大型矿难催生下，各地拉开了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从山西开始依次到内蒙古、陕西等煤炭大省，小煤矿要么被大量关停、要么以一个为中心兼并其它数个，同时开采方式也从之前的洞采变为露天开采。

来自国家安监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计划关闭小煤矿864处、实际关闭1054处。累计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破坏资源环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煤矿12155处，淘汰落后能力约3亿吨。

“低于年产90万吨的煤矿国家都不让干了，我就把小矿卖给了民营大矿退了出来。”陈宜先说。此时，他已经从下井工人变成了腰缠数千万现金的富豪。

2009年，陈宜先休息了一年。“当时，早把要拍剧本的事忘了，就想着买一个更大的矿，再捞一笔就不干了。”

陈宜先清楚得很，2008年之后，年产90万吨以下的小矿除了被兼并就是关停，再买矿可不是自己手头这几千万就能解决的事。

2010年，陈宜先一边找曾经合作过的一家国企借到了一亿多，一边又通过亲戚、朋友筹了整整一个亿。

当年12月，陈宜先注资2亿元同一家名为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公司的企业签订了合同。

“当时我进入时，煤炭价格还是600元/吨，原计划二三年内开采完，就能净赚六七亿元。”为了保险，陈宜先在买之前，还对煤矿的手续、煤矿质量进行了认真的考查，“全是无烟好煤”。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此后的五年时间里，煤不但没有采多少，迎接他的却是一段充斥着械斗、抢夺地盘的惊险岁月。

陈宜先是从一个名叫卓杏生的人手里买下的煤矿。卓杏生是福建福清人，山西省天赐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西煤老板中主要包括山西本地人、安徽人、福建人等，其中，卓杏生被福建煤老板奉为鼻祖式人物。

在山西，一个矿区分为多块采区，由不同的煤老板承包开采。2002年卓杏生开始从福清人手中融资收购煤矿。一般都是他先付购买煤矿的定金，然后拿着协议、意向去集资，煤矿到手后再倒卖给中小煤老板开采。许多小煤矿就这样在卓杏生手中进进出出。

一份《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有限公司（90万吨/年）露天煤矿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简本中显示，陈宜先参与的矿区整合后的井田面积为9.5623平方公里，生产能力为90万吨/年，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事实上，从2007年前后至今，昔阳三都露天煤矿就被划分为300至1000亩大小不等的若干采区，并先后出让给包括陈宜先在内的近20个买家，而现在同时施工的十多家中只有他一人来自安徽，其余全是福建人。

2012年9月，卓杏生因在山西开采煤矿非法集资、诈骗福建省福清市百姓存款四十多亿元，以及组织黑社会人员私藏枪械，与政府和警方对抗等原因被查。此后，安顺三都煤业所辖的各个地区也因地块开采、边界等问题冲突不断。

“2012年9月份，我们就因为打架停了产，整整停了一年。虽然有之前的合同在，但是，谁多了谁少了根本就扯不清。”陈宜先说。“就这样，小冲突不断，2014到2015年，煤矿开采也是时断时停，只要一开工，福建煤矿主就会来闹事。”

让陈宜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交火是2015年6月15日，同矿区的两个福建矿主纠集了福建、河南等地200多名社会人员手持钢管、镐把等工具到陈宜先经营的矿区恐吓、打砸、纵火。事发现场的矿工回忆，这200人坐着大巴车统一来到矿上，穿着统一的衣服，现场还有指挥行动，喊口号的人。

陈宜先与福建人的几次对抗中，都没有占到便宜。看着施工工棚被推倒，吉普车被砸烂，采矿路被对方的挖掘机拦堵，矿工、司机头部、脸上缝合着数十针的伤口，陈宜先怒了。

“我不怕，就得跟他们干。”他说。

从进入煤炭行业开始，想全身而退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宜先花钱从河北雇了一批东北人工程队。每次冲突，他都会拨打一遍110，将事故通报给当地警察。此外，他还花钱雇了专门的摄影师，发生冲突时便留下影像。

他说，再打架，矿上有工人，还有工程队，他不用亲自上场了。

末路

在开往三都煤矿的路上，是和陈宜先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身家过亿的煤老板，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穿着一件褐黄的皮夹克，沾了一层灰的羊皮鞋子很显眼的配着一双白袜子。若素不相识，几乎分辨不出他与平常路人有何区别。但对于他而言，曾经因煤而起的人生沉浮或许已经接近尾声。

2014年，陈宜先挖出的煤还能卖到每吨290元左右，开采一吨煤的成本是200元。但2015年，销售价格降到了100元左右。

“这几年打打停停，就算弄清了官司也挣不了多少钱了。即使这样还是得开工，虽然行情不好，但不开工就等于赔钱，欠的债要还，工程队的钱也要还，矿工们还得跟着我吃饭。”陈宜先说。

陈宜先目前的处境多少有些身不由己。他的煤矿因为受到滋扰，一直不能开采，无奈之下不得不把储煤厂租给了他人，用他的话来说，“能赚一点是一点。”

矿区内停着十几辆重型运输卡车，这是陈宜先此前为煤矿配套经营砸下几千万买的，但基本没怎么投入使用。现在，矿工们住的地方也已经被封，人去楼空。在工人住的宿舍区旁边，停着一辆被烧毁的商务车，陈宜先说，这辆车是直接被土炸药炸毁的。

事实上，地方势力的内斗仅仅是陈宜先当前处境的原因之一，煤炭行业的持续萎靡，以及新一轮的整合政策都倒逼着他不得不寻求出路。

陈宜先说，国内煤炭行业不景气不是购买力下降，而是产能过剩造成的，“我们的煤都可以卖得出去，只是价格太低，国家肯定是要调整的，煤价还要涨，只是不可能涨到原来的价格。国外也一样，经济总要有支撑点。只不过现在国内经济实在不景气，这就跟人一样，还没有缓过劲。一般来说，6年一个轮回，从2012年到现在，就快到一个轮回了。”

2012年，煤矿开采最不顺利时，陈宜先拿出几千万开了一家农业科技研究公司。

“我一直在研究渗灌技术。山西土质本来就不适宜耕种，煤炭开采完矿区就是荒田根本不能用，如果地下灌水技术研究好，我就能把采完煤的土地再利用，种上庄稼或者是药材，把荒地变成良田。”陈宜先说。

2015年夏天，他还多次前往杭州与北京，同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大数据业务部门谈合作。陈宜先说，自己很推崇马云，认为马云很会做生意。

他说，想找一个村子，或者一小块地，就是自己现在的煤矿区也行，试着种名贵药材，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把药材销售到全球各地。这些陈宜先都似懂非懂，但他却兴趣很大，“如果发展得好，就可以做大，一个村子都种药材也是可以的，有自己的数据中心、电子商务平台，农民也能有更多的活干，不像现在，离了煤就活不下去。”

陈宜先早年写的剧本仍然压在箱底。

（编辑：尹一杰 摄影：史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