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 | 成都女生遭网暴：新冠患者被诋毁的人格与脆弱的隐私|界面新闻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林子人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成都新冠肺炎女性患者遭网暴与北京海淀区的“鸡娃”家教招聘。

成都女生遭网暴：新冠患者的隐私保护面临哪些难题？

近日，成都一名新冠肺炎女性患者个人信息被泄露，遭到了大量网络暴力。12月7日，成都郫都区报告两起本土确诊病例，患者为一对夫妻。次日，他们的孙女赵女士也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为防疫起见，成都市政府通报了患者14天内主要停留场所，包括中冶中央公园、嗨蓝调美甲店、小巷巷麻辣烫、海雾里小酒吧、playhouse酒吧、赫本酒吧等。不久之后，一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在网上流传开来，上面写有大量赵女士的私人信息，从姓名、身份证号到精确至门牌号的家庭住址，通通被曝光。

对赵女士的谩骂随即铺天盖地而来。“投毒”、“转场皇后”等侮辱性的字眼大量出现，一些网友称赵女士私生活“不检点”、“混乱”，甚至有人说，“20岁不读书不上班，在外租房，混酒吧。稍微有点社会经历都知道她是干什么的。”面对网上的流言蜚语，赵女士公开发声称，自己从事酒吧氛围营销工作，身份曝光后，每天都接到人身攻击的电话和短信。而另一名女生的朋友圈截图也遭盗用，被讹传为赵女士朋友圈，当事人已于12月8日报警，并发布追责声明。

自年初以来，“投毒”之说频繁出现。从河南村庄拉横幅声讨的“不肖子孙”，到指责归国留学生“千里投毒”，但凡与疫情有染的人都会立马会被当成危险的“外来者”，受到排挤和恶意揣测。“投毒”同带有荡妇羞辱意味的“转场皇后”一样，不是调侃，而是恶毒的诋毁。前者暗示患者刻意传播病毒，危害他人，后者对女性的私人生活品头论足，并进行道德审判。然而，谁能凭一己臆断下如此定论呢？出入娱乐场所为什么是裁定他人善恶的标准呢？

一旦感染，就会被他者化，潜在的患者群也是如此。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而那些已经患病的人在感染之前，不过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成都日报》官方微博发文评论道：“一个20岁的成都姑娘，在被确诊之前，她不过是这个人口超2100万城市中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活动范围如何大、喜欢与朋友聚会又如何，那都是她的私人生活，与所有人的私生活一样，应当是全权由她做主，不应成为可以被他人随意浏览、点评的信息。”这篇文章指出，赵女士患病值得同情，人们不应该以“上帝视角、事后观点”去苛责她。

“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我也是一个受害者。”12月9日，赵女士在首次公开发声时说。她解释道，自己此前不知道家人确诊，如果知情，自己“肯定也不会出来”，并为“打破了大家原本平静的生活”道歉。一些网友在微博上支持赵女士，认为她不需要道歉。《四川观察》主播评论称，赵女士“是病人，不是罪犯”。这些话听起来再平常不过，但网络暴力频发，正是缺乏这种朴质、正常的认知。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高声辱骂，不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安全。

12月9日下午，成都警方称，涉嫌泄露赵女士“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王某对自己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供认不讳。这不是第一起与疫情有关的隐私泄露事件了。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近10个月内，云南文山、浙江宁波、山西晋城等地至少发生了9起类似事件，泄露信息者包括医护人员、警察、村干部、街道办干事等。虽然涉事人员中，有13人受到罚款、解聘、行政拘留等处罚，泄露他人隐私的成本依旧远低于维权成本。公众号“隐私护卫队”的一篇文章指出，泄露他人隐私，依情节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然而，刑法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条件苛刻，涉及信息需达五十条以上，类似赵女士的案件，往往达不到标准，在行政执法层面上，各地又标准不一。北京网络行业协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琮玮分析，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的选择不多，“要么跟平台协商，要么去向发布者维权”，程序繁琐，耗时长，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疫情引发的隐私之忧不止于此。最初，新冠患者通报中涉及的信息较为简单，后为提前预防、避免感染，增加了居所、行踪轨迹等信息。这有利于防疫工作的展开，也能缓解公众的恐慌，但应当公开到何种尺度呢，如何才能兼顾公众的生命健康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防疫信息的公开存在两个棘手之处，一来，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政府信息”包含政府收集、掌握和制作的所有信息），但也同样有权要求保护隐私，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之间必然产生张力；二来是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冲突，与前者相比，这一矛盾恐怕更为根本。

福柯提出“生命政治”的概念，用以指称“负担起生命责任”的新型权力技术。与君主式“使人死，让人活”的权力相反，生命政治“使人活，让人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冠军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现代性所创造的政治价值序列中，生命权是基础性的，而隐私权是衍生性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保护生命（而非隐私）之上。在生命政治型权力技术下，个人隐私保护必然向公众生命安全做出妥协。当生命政治与算法技术相结合，肉身的存在仰赖于数据化的自我时，如何兼顾肉身与数字生命的安全，便成为难题。

对此，赵宏认为，可以用在学理和实践中用“信息权”（数据权）来保护隐私权。除去传统的个人隐私，信息权保护对象还囊括了“所有能直接或间接对个体予以识别的数据”，也就是说，数字生命被纳入保护范围。同时，他强调，虽然信息权对信息的保护程度与生命政治相协调，但在披露患者信息时，应当谨守法治底线，“个人的整体个性轮廓不被彻底暴露在他人的窥视和国家的监控之下。”

海淀家长招聘家教：“鸡娃”和“牛蛙”是怎样形成完美闭环的？

“协助孩子创立文学社团或记者团”、“帮助孩子学会一支Blackpink的现代舞”、“帮助孩子重拾Python”，近日一张北京海淀区家教招聘的微信广告截图再次引发有关“鸡娃”的讨论。在这则超长广告中，家长给孩子制定了详细的阶段学习计划，并为家教提供了相应的鼓励，从基本的英语、奥数，到足以令“小镇做题家”惊奇的编程及各种社会活动，无所不包。许多网友调侃道，这不光是要培养全能小孩，还是从已经长大了的前任全能小孩中找家教。的确，家长挑选家教的条件十分严苛：国内外顶尖大学毕业、总分年纪前10%、托福110分以上，最好还是“海淀六小强”出身。

“上岸”“锁区”“海淀六小强”，圈内黑话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海淀区鸡娃战的白热化程度。在播客节目“随机波动”中，海淀区妈妈刘老师解释了这些黑话的含义。所谓“鸡娃”，就是指给孩子打鸡血，“拼命鼓励你的孩子，让他特别奋发，做到原本你觉得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上岸”、“锁区”、“点招”等词，不管具体是什么意思，其实都指向北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事实。

北京上海的小孩坐享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更容易上北清复交，所以学习负担没那么重——在三四线城市，这是比较流行的认知。事实上，尽管清北在北京的录取率要高于其他省市，但学生家长并不轻松，因为各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完全就是全国教育现状的缩影。媒体人熊阿姨在“随机波动”中分享了自己采访海淀妈妈的故事。当时，她质疑一位家长为什么非要把孩子送进好“海淀六小强“（海淀区六所顶级中学），对方当即拿出数据：2018年，北京考上清北的人，”海淀六小强“占了65%。这意味着，如果孩子只是上了北京其他区的普通学校，那基本就与顶尖高校无缘。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徐菁菁在《“鸡娃”家长群：焦虑中产的教育争夺战》一文中指出，“对教育最焦虑的地方往往并不是真正缺乏资源的地方”，最焦虑的可能是那些盯紧优质资源的一线中产，一位深圳妈妈曾对她说，“北京海淀可能就是宇宙最中心最焦虑的地方。”想要上好大学，就得先读个好中学；想要上好中学，就得先读个好小学。徐菁菁分析道，想要拿到升学高概率，“其实就是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间从高考往前挪”，环环相扣，形成一条从小抓起的“‘鸡娃’战线”。

将高考的选拔模式向前推，量化考核便随之侵入对学生各个阶段的评价。奥数成为“鸡娃”的基础性标配，正是因为容易量化的缘故。刘老师分享道，最早使用奥数来选拔学生的人大附中校长，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遴选“聪敏”、“特别有科研潜力”的孩子。刘老师所描述的“天赋特异”，其实就是用奥数量化出来的。文学艺术上的天赋被排除在外，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对老师的喜爱会影响他们在考试中的发挥，但这些因素也不被纳入所谓“天赋”的考量。刘老师认为，一旦我们把奥数当成评判学生能力的基本标准，就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数理这条路。人文教育在中国的衰落，有此原因。例如说英语教育，学习一种新语言，本来可以是了解其他文化的窗口，但海淀鸡娃对PET考试（剑桥5级）的痴迷，则把语言学习简化为一种技能，满足于可以批量生产的认可。

那么，孩子从鸡娃流水线上传送过高考独木桥之后呢？刘老师和熊阿姨观察到的“完美闭环”令人沮丧：北京海淀黄庄的顶尖奥数班老师，几乎都是当年各省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或者至少是前几名。最近，学而思也和北大达成合作关系，直接从北大毕业生里招聘老师。那则海淀家教广告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看似“痴人说梦”的要求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完美闭环”。鸡娃之后迎来的不是解放，而是与鸡娃同构的“996”和“打工人”。

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是。国家从育儿、教育中逐步退出后，女性按照传统家庭分工，更多地承担了培养孩子的工作，母亲像一位教育经纪人，多年在孩子身边陪跑。与此同时，她们又是劳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育儿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社会肯定，房价、育儿成本又在攀升，很少有女性能自由地退出职场，育儿又是不可撂下的重担。成为母亲的女性承受着双重重压，她们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2019年传播甚广的文章《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理想》就讲道，鸡娃的顺义妈妈大多留学英美，“Wharton、Harvard、Yale名校全球覆盖。”在成为鸡娃母亲前，她们也曾是“牛娃”（很厉害的孩子）。

鸡娃是为了培养牛娃，成为牛娃是为了以后能更好地鸡娃。人类学家项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谈论“内卷”时说道，当下人们使用“内卷”，指认的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它高度一体化，要求所有人按同一种标准，为同一个目标活着，想要退出的人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看不到其他可选的出路，二是面临情感和道德上的指责。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与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收入水平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地方，父母越容易采取密集型的教养方式，换到中国的语境也就是“鸡娃”。徐菁菁在文章中引用了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不到0.3，2000年以后，已经逼近0.5，而构成中国“新中产”主体的70、80后，恰恰在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教育的高回报，他们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付出大把时间和金钱。只是，今天的教育回报率是否还一如从前呢？

参考资料：

《成都日报》评论

https://m.weibo.cn/1959451603/4579826389760693

《四川观察》评论

https://m.weibo.cn/3203137375/4579935085658777

《成都确诊女孩遭网暴背后：信息泄露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https://mp.weixin.qq.com/s/4BNjX1tQ3nb_3h_TFcyzAg

《数据抗疫中的患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57168

《成都确诊女孩遭网暴，隐私怎么泄露的？》

https://mp.weixin.qq.com/s/VIVDuxuuoiUfo8vgMYI7mQ

《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字时代如何安顿“余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