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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慧 杨悦
12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风电、太阳能发电在2030年的装机容量指标——二者的发电总装机将达到2019年底的三倍。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为2.1亿千瓦、太阳能2亿千瓦。
“新能源很可能成为中国继5G之后的又一个领先全球的行业。”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12月2日通过电话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
“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利益重新分配，各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将有新的角色。”柴麒敏对界面新闻称。
1709年，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比的英国金属工匠，发明了利用煤炭炼铁的技术。最终，人类在上世纪初从薪柴时代进入到了煤炭时代。
煤炭工业助力英国成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头羊。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发现了石油。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更迭，世界能源格局在1960年代从煤炭时代转向为石油时代。
石油工业助力美国成为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并通过控制石油美元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了最大话语权。
如今，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因素的驱动下，各国相继提出净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加速了全球能源结构从石油时代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彭博新能源财经12月1日发布《中国加速低碳进程》白皮书显示，截至目前，全球60%碳排放的国家和地区已制定碳中和目标，包括中国、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
煤炭时代成就了英国，油气时代成就了美国。在这场围绕“碳中和”的巨大变革中，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的中国，能够成就怎样的角色？
“碳”博弈
就像石油曾被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一样，碳减排、碳中和已成为大国辗转腾挪的新棋子，各国进入“碳中和”竞赛进行时。
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实现“零排放”。
中国提前了此前设定的碳达峰时间，并首次提出了碳中和目标。
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框架之下，中国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括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比例提升到20%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这场“碳中和”竞赛的发起者是欧盟。
一年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提出到2050年欧洲将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和政策框架。
这些政策措施覆盖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以加快经济从传统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绿色复兴。
欧盟多方领导人表示，“绿色新政”是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驱动力，也是欧盟走出疫情阴影的“生命线”。
12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已就欧盟长期预算方案达成共识。总额1.8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将用于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绿色环保和数字化的欧洲。
这笔预算包括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其中25%用于气候行动。
自1980年代末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以来，欧盟一直在碳减排问题上态度坚决。
今年，欧盟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已首次超过化石燃料。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Ember发布的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欧盟国家风能、太阳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包揽了其发电总量的40%，化石燃料发电量的占比仅为34%。
与之相比，美国对待碳减排的态度显得摇摆不定，共和党、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
2016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代表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巴黎协定》；次年，新上任的特朗普宣布退出该协定，并于今年11月4日生效。
特朗普称，《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但今年新当选的总统拜登表现出了对气候问题的足够重视，已表态将带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今年7月，拜登提出“公平的清洁能源未来”愿景，计划2035年前将发电领域的碳排放完全清零，并让美国经济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转向太阳能和风能以及其他技术，以达成“不晚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虽然美国在碳减排政策上反复，但其若想实现减排目标，仍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
IHS Makit公司副董事长、全球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认为，美国的优势得益于其独特而富有活力的能源创新生态系统、鼓励冒险精神的文化以及能够调动资本的金融体系。
欧美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碳减排的不同态度，与它们各自的能源结构现状、以及经济振兴途径差异有关。
对于欧洲而言，通过碳中和目标巩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导权，不仅意味着实现区域绿色复兴，且意味着掌握未来话语权的可能。
但美国是油气时代的最大受益者。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依赖于油气行业。得益于页岩气革命，2018年，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国。
截至去年底，美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量仍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80%。在发电量占比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仅为18%。
“在1997年的京都气候大会上，欧洲想要美国加大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数量，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丹尼尔·耶金在其著作《能源重塑世界》中写道。
欧美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多次施压。今年年初，冯德莱恩表示，中国和其他大型化石燃料生产国要找到对碳排放进行定价的方法，否则有可能面临欧盟计划对进口商品加征的碳边境调节税。
碳边境调节税是欧盟实现“绿色新政”的重要途径，目的在于保护那些被要求减少“碳足迹”的欧洲企业，免受欧洲大陆以外“碳倾销”的影响。
碳边境调节税的详细提案将于明年提出，最先会在钢铁、水泥和电力领域实施。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承压。2007年左右，欧美国家就祭出“碳关税”大旗，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当时有舆论认为，“碳关税”和“碳减排”是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遏制。
柴麒敏认为，“碳中和”将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全球性标准，甚至是贸易和投资进入的“门槛”，并有可能因此形成“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契机
如果说欧盟提出碳中和的背后动机之一，是为了掌握未来的话语权，中国加入这场竞赛的重要目的，则是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在柴麒敏看来，这是中国从国家利益、国际形势两个大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两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之后，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成为外界眼中高耗能、高污染的典型。
2006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92.6亿吨，大于美国和欧盟的排放量总和。约九成的碳排放来自电力和热力生产、工业和交通等领域。
柴麒敏表示，中国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也进入到了一个低增速、低增量的阶段，正是谋定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历史期。
“碳中和愿景的实施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实现绝对脱钩，将促进经济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柴麒敏称，这是中国从自身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战略作出的判断。
中国正在为此努力。
11月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未来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该文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交通行业将从燃油车向电气化转型加速。
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等。
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过120万辆，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能源行业也将迎来新业态。
柴麒敏表示，可再生能源是一种零边际成本的生产模式，初始投资后，后期运营成本很低，技术曲线的学习率很高。即将到来的能源革命可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游戏，如果未来可再生能源成本降到新低，将有望迅速占领能源市场，智能电网、制氢、储能等辅助服务都可能围绕其供应链来进行打造，继而形成新的业态。
在此影响下，中国很可能会跨过“油气时代”，从“煤炭时代”直接进入“非化石能源时代”。未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基地将向非化石资源丰富的地区迁移。随之，上下游产业和就业人口将发生变化，利益格局也会随之调整。
由落基山研究所和中国投资者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共同编写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报告指出，中国零碳能源转型将在七大领域催生巨大的投资市场，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效、终端消费电气化、零碳发电技术、储能、氢能和数字化。
该报告指出，2020-2050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被撬动；仅在零碳电力、可再生、氢能等新兴领域，将创造3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根据柴麒敏的模型测算，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智能电网及辅助服务、先进储能、绿氢冶金和化工、新能源汽车、电气化高速铁路、绿色零碳建筑、碳移除工程等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超过139万亿。
此外，柴麒敏指出，2000年以来，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多，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越来越凸显，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科学性”考量。
今年3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去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1.1摄氏度。与《巴黎协定》制定的2℃、特别是1.5℃温控目标空间进一步缩减。
落基山研究所常务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国所承诺的行动目标，从对本国人民的未来和世界人民福祉的双重考虑出发，也最大限度考虑到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她认为，中国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在大规模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实现低碳甚至脱碳的全新发展路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可循。
中国的底气
12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碳中和”目标倒逼中国能源转型大幅提速，推动可再生能源进入“倍增”阶段。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了很大底气。
柴麒敏认为，自2006年中国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次年国务院首次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正式进入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增长规模史无前例。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风电及光伏大国。截至2019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已连续七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并基本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
过去十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得到大幅下降。其中，光伏发电成本降低约九成，风电发电成本降低了七成，已具备与煤电竞争、实现平价上网的条件。
在可再生能源及相关技术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柴麒敏列举数据称，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利数占到全球的58%，累计专利数接近于30%，位列全球第一。国内完善的制造业供应链，也为可再生能源装备的生产提供了后盾。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国内多晶硅、组件产量分别连续9年、13年位居全球第一；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四个环节产量在全球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19》显示，去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7.94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39.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04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7.9%。
IHS Makit公司副董事长、全球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非常关注“新能源”。这一点从中国在太阳能和电池领域的全球角色中可见一斑。
丹尼尔·耶金认为，在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为主要驱动力的新一轮能源转型中，中国占据优势和主动，且可能成为能源转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
他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减轻中国油气的对外依存度，将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截至2019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4%。
丹尼尔·耶金还对界面新闻表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有能力设定目标，再调动政策和资源朝着目标迈进。
但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仍任重道远。
目前，煤炭仍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仍高达80%左右。其中，煤炭占比为57.7%，油气消费占比约为27%。
这迫切要求降低煤炭消费。但在此过程中，地方和企业存在经济和盈利增长的现实需求，尤其对于山西、内蒙等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地区而言，转型阵痛将更为明显。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难度在于时间。
李婷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只预留了30年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则一般需要40-70年。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发展速度、经济规模以及资源禀赋，30年意味着巨大挑战。
在重重挑战中，中国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成为关键。
柴麒敏表示，对于能源转型中受到冲击比较大的传统行业、地方和群体，中国可以借鉴欧盟的公平转型机制提供支持和保障，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低碳转型的绿色效益。该机制根据特定标准分配资金，优先考虑惠及煤炭、泥炭开采、页岩油气等行业工人，帮助煤炭依赖国完成能源转型。
李婷指出，考虑到零碳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建设的早期阶段，政府应围绕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效、储能、氢能、零碳电力等七大领域出台引领性和针对性的细化政策措施，完善投资环境，引导投资进入零碳领域。
她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将碳中和目标确定为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明确自身在以碳中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发现新的发展机会。
在李婷看来，美国拥有领先的能源创新生态系统，欧洲有长期而明晰的零碳发展战略和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在跨越式发展方面拥有很大机遇。目前，衡量谁会成为最大赢家为时过早。
“碳中和是一项长跑。想要笑到最后，需要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以及根据优良实践不断提高政策和行动的力度。”柴麒敏说，碳中和不仅要求最为核心的能源系统加速转型，而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需要出现体系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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