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教育相关的公共讨论中，“鸡娃”和“内卷”成了近年来触动人们神经的两个关键词。“鸡娃”是一种用来形容家长给孩子打鸡血、催促孩子努力学习的新说法，多用于焦虑的城市中产家长——他们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长征落实为从学前班到高中环环相扣的奋斗计划，然后滴水不漏地严格执行。于是，从争抢学区房到为小升初的孩子招聘既能提高分数又能教编程和现代舞的全能家教，升学过程的“内卷化”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中国家长对教育不计成本的投入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向上流动》一书中，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蔡美儿（Amy Chua）和杰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提出，包括华裔在内的部分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取得了超过其人口占比的成功，取决于该群体文化中同时存在的三股力量：优越感、不安全感和克制力。这三个要素中，不安全感或许最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在一个向上流动通道不断收紧，向下坠落的可能性始终悬置头顶的社会里，家长鸡娃的基本动力，就是对孩子自身价值或未来社会地位的焦虑和不安。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十多年前，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压抑中国孩子批判力和创造力的教育模式，需要倡导一种更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时至今日，在高考依然是一个客观事实、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意识到素质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隐秘关系——素质教育正日益成为一场“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游戏”——另一方面也对应试体制下严格制度纪律的价值产生新的认可。

我们要如何理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张力？“鸡娃”的问题在哪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重理轻文”的教育体制忽视了哪些对孩子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带着这些问题，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在杭州采访了“语文界新生代领军老师”郭初阳。郭初阳有24年的中小学教学经验，自2008年离开执教六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后，他作为独立语文教师，自选经典、自研教材，试图打造“自由而有光的语文课”。

身为一位“体制教育的反思者”，郭初阳对当下的教育焦虑有着更为冷静的思考。他认为，和费尽心机助力孩子通过高考独木桥相比，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条理性、决策力、毅力和勇气，让孩子在自由探索中发现“活着的意义”。唯有这样，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才能打破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从自己的价值观、兴趣和愿望出发，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01 教育目标应该是分层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未必二元对立

界面文化：最近网上流传一张海淀家长招聘家教的微信截图，家长给家教制定的目标包括提高考试分数、教Python、教现代舞、培养优秀品格等等。可以看出家长的要求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两年人们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家长心态——鸡娃。你怎么看“鸡娃”现象？

郭初阳：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专门有一章讲给孩子找家庭教师，他说家长应当在这方面不吝惜金钱。洛克认为这种能够在学问上和性格指导上帮助到孩子的好导师其实非常难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海淀家长）从方向上来讲也没错，家长肯定觉得自己有所不足，所以想帮孩子来找相应的培训。

说回到“鸡娃”本身。作为一位老师，我对教育的看法是，我们经常会说“望子成龙”，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词拆开来看。“望子”是很好的，我们当然要盼望，因为“望”就是一个目标设定，一个追求，对孩子恰当的推动和鼓励，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需要有人来替他守望的。这是教育中很重要的隐藏秘密：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德高望重的人对其成长表示关注，这种关注有指导性的力量。

所以“望子”没错，但“成龙”就要打一个问号。很多情况下，尤其到了中学以后，家长应当是关注但不干预。家长不是完全不管，而是给孩子独立的空间让他去成长。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有困难，家长要提供后台支持。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现在的家长对怎样算是一个“好孩子”有一种评判标准的混乱。一方面因为高考依然是一个客观事实，你需要通过选拔进入高等教育的体系之内，所以应试教育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好像其他的也不能落下。

郭初阳：家长的这种心态源于他们的攀比心。中国文化中有这种攀比的心理，就是所谓的“衣锦还乡”。鸡娃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爱自己，把孩子视为他们一个攀比的客体。但这里恰恰是没有考虑到孩子自己的感受。攀比并不好，因为没什么可比的——恰恰是孩子和孩子之间没法比，因为人跟人太不一样了，比到最后肯定会出一些问题。

界面文化：其实家长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建构所谓的素质教育。这个词我们提了很多年，但近两年公共舆论场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说素质教育是违背教育公平的理念的，只有城市中产家庭才能够有精力和财力去让孩子学编程、学马术、学钢琴，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把这些纳入对好学生的评判标准的话，很显然对社会弱势群体出身的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现在反而有一种我们要回归应试教育，只用成绩来评判孩子优秀程度的声音。你如何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这种张力？在这些年的教育实践中，你对素质教育有哪些新的理解？

郭初阳：首先，从“教育”这一个概念开始，我觉得将“教育”划分成“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是一种方法，划分成“好的教育”和“糟糕的教育”又是一种方法。如果我们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一个相互对立的立场上去讨论，有时候很难把问题看清楚。

要因人而异，看孩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教育，哪一种教育对他是有帮助的。我认为有利于孩子后续的发展以及成长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对于乡村来的孩子，像通过高考这种应试教育能改变他们的命运，高考就是对他们素质的培养；对于北大保送生而言，他不再需要高考了，应试教育对他来说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老师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应试教育一定是不好的，毕竟帮助学生通过考试，是老师的基本职能，也是学校对老师的第一要求，只不过有的人把生活的一切都变成应试。有很多上了年纪的特级老师虽然讲课讲得好，但教出来的学生最后考得一塌糊涂。真正意义上的“带学生”其实就是教学生如何考试。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教育就像千层饼，应试教育是一个基本的层面，基础层面完成了，继续将更高层面的教育加上去。对有些学生来说，他没有条件去奢望其他层面，他需要先把基础层面做好，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里，对教育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界面文化：这里可能有阶级维度在里面。

郭初阳：当然。对于有的孩子来说，你就是要帮助他们对付考试。就像云南女高校长张桂梅，一方面，她就是帮她的学生疯狂地应试，因为如果不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她的学生们就只能嫁人结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另一方面，和大城市上学的学生相比，这种长期疯狂的题海战术式应试教育会导致她的学生们上了大学之后出现种种的不适应。但她们需要的是至少能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然后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学习。

教育是一个“合力”，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作为老师，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成为孩子的伙伴，陪他一起走一段路，至于未来这段经历是有用还是无用，我觉得都有可能。

界面文化：这些年家校矛盾其实也愈发激烈，家长被要求介入孩子的学校事务，承担本来应该由学校承担的教育任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郭初阳：中国很大，这可能是个别现象或个别老师的行为，一个事件出来就传播开来了；也有学校比较无为，就放松一点。通讯太方便有时候的确会带来一些困扰，就看你怎么用了。微信群一来，太紧密了反而不好，压力就来了——私聊的话没什么压力，群聊相当于社会性现场了，大家都在看。这样有的家长怒了说要退群，我很能理解。

我们也有微信群，确实沟通比较方便，我们更多是传递资讯，比如本周上了什么内容，通报一下，有时候要求家长买一本书，书的封面拍一下，或者点名表扬一些人。第一，不要去批评某些人；第二，不要在群里给家长布置任务，也不强制每个人一定都要回，就皆大欢喜了。

家庭和学校其实是孩子的两个空间。不同的孩子在两个空间感受不同。有的孩子可能更喜欢回家，有的孩子觉得家里约束太多，还是喜欢上学和同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要把不同的空间做出一些功能性的区分，有时候两个空间联系过于紧密反而不好。关系松散一点，家长偶尔了解一些资讯，就好了。这种现象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学校管理权力的扩张，比如家长微信群每日打卡通报；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在想办法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

02 风暴来临，人文通识教育对人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界面文化：2008年离开公立学校后，你创办了独立的教育机构，将你对语文课的理解投入实践。请介绍一下你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

郭初阳：我们的教学不是为了应试教育，课程对考试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原有的语文教科书之上自编一套教材和读本，整个课程安排尽可能紧凑但合理，课堂气氛让学生觉得是舒服愉快的，这是我们的教育目标。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最多的力气花在做属于自己的课程建设，包括教材、相应的影视材料和教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订。我们的机构和普通学校的区别在于我们有自选教材的自由，但恰恰是自由带来了很大的责任。

课时方面，我们整个语文课程比较漫长，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新初三暑假结束。学生一般都是寒暑假和平时来上课，春秋季每周周末来一次，每次两节课共90分钟，寒假4次课，暑假6次课，一个小朋友一年来我们这里45次，每次来上两节课。这个时间对学生来讲并不多，所以90分钟的课如何运用好，是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我们称之为“课堂的力量”。课程方面，学科之间也有交叉，我们会在中英课程之间做一个配合，如果阅读的中文书有英语原版，我们也会相应地跟进英语教材。比如我们语文课上讲艾勃特的《神奇的二维国》，那么英语课同样会有一个跟进。

界面文化：学生和家长的评价如何？

郭初阳：能把孩子送来的家长基本上都认为经典阅读对孩子很重要，能够弥补学校语文教科书的不足，也理解阅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去年下半年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教三年级的小朋友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大家90分钟就全部理解了诗的大意，一周之内就能够背诵，而且他们也不觉得累。我们阅读班上也有一些小朋友说在这里上课不会打瞌睡，过了一段时间在学校拿到了不错的语文成绩，有的小朋友说他语文考试拿了全班第一，不过成绩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大概教学生读了七八年的《南方周末》，学生们也很喜欢，觉得帮助他们了解整个社会的状况、一些重大的社会话题。有一个学生叫周乐天，现在在复旦大学英文系，曾是复旦诗社社长，得过“光华诗歌奖”（2019）。有一次他写的文章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讲的是为了缓解游客潮导致的停车位紧张问题，塘栖镇村委会决定把村里的池塘给填起来。发表以后，余杭区的区委书记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后来我跟他说，写作也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

还有个小朋友在我们这里读了一段时间，后来本科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读书，研究生在美国电影学院。他在接受学校采访时提到我的电影赏析课是他在电影这方面的启蒙，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对电影产生兴趣了。所以我觉得教育本身真的会让学生有很多“可能性”。对于学生来讲，社会实践蛮重要的，通过体验不同职业，发现自己的兴趣，向某个方向发展。我们的课也是一样，我们要尽可能在语文课中加入一些其他领域的内容，尽可能多地提供书，也许刚好就能打动某个学生。

界面文化：你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要把语文当作“一艘船”，“唤起学生行驶向远方的渴望”。语文课要如何跨越学科界限，做到这一点？

郭初阳：我的这个比喻主要是针对语文教育圈固步自封的现象。借着语文“这艘船”能够在海里向前航行，但是风浪来临时，船本身必须要很坚固，不能有任何漏洞，而且你的船是用来装不同的货物的。我们不能为了造船而造船，这没有意义，你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它。

好的教学是让学生有一个真实的应用，让学生关注真实的生活、展开真实的调查、结合自己真实的思考从而有一个真实的应用。比如我希望学生的名字出现在《南方周末》上，全班一起来投稿看谁能发表，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运用，它不是很刺激吗？一旦有这样的一种真实应用，学生瞬间会觉得学习和写作好有意义。

造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语文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好的语文成绩是优秀语文学习的副产品，就好像快乐是一个人健康生活的副产品一样。

界面文化：仔细看现在的鸡娃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我的感觉是其实中国人对好学生的标准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语文，乃至整个人文通识教育，除了应试教育体系的强制性要求之外，是被边缘化乃至被贬低的。忽视通识教育，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郭初阳：通识教育其实是为一个人“立心”。我们有时候讲“立人”，其实再缩小一点就是“立心”。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方箴言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些难关，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靠着某一些观念而活下去。比如一个人虽然是物理天才，但是由于他缺乏个人经验，同时没有广泛、优秀的阅读积累——也就是说他并不太了解其他人的经验——那么他一旦面临到生活困境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根基是比较脆弱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少年天才、优秀大学生，最后的结局会很令人很伤心。

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说白了，是传递优秀的人类经验的过程，读经典作品的好处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不必亲身去遭遇这些苦难，但是却可以吸取那些人从苦难中换来的那些宝贵经验，这对一个人成长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帮助人建立一个生活的坐标，因为我们的坐标其实是借着很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人生经验建立起来的，你不能只是靠自己。

一个有深厚人文素养和一个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在日常平顺的日子里面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旦风暴来临或者紧要关头的时候，这种抗打击能力或者对人生的认识就会变得大为不同，因为，真正让我们活下去的是我们的信念。

界面文化：如果我们接受通识教育的定义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那么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把握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家长和老师似乎有某种普遍心态，孩子年纪还小，不适合或不用接触社会议题。

郭初阳：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说过：

“我知道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把当代的邪恶的事情告诉一个青年人就等于把这些事情教给他。我承认，就实际情况而论，这是很对的；所以才需要一个小心谨慎的学者，他应该懂得世间的情实，能够判断他的学生的心性、倾向和弱点。此外还要记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在往日也许也一样），要想使得一个青年绅士完全不知道邪恶的事情以免染上邪恶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把他一生一世都关在密室里面，永远不准他和别人来往。他这样被蒙蔽的时间愈久，则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便愈加看不清楚了，愈加容易做自己和别人的牺牲品……对于人世的唯一防备，就是彻底懂得世情。”

我觉得真实的思考非常重要，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恰当的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关键在于怎么去讲。就像性教育这个话题，人们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隐晦的、不可提的话题，但现在我们发现性教育应当是一个以恰当的方式来讲解的话题。

作为一位老师，教书时间一长，我觉得任何情况都不要高估自己，也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姿态。一方面，这种平等的姿态里面有一种信任在，因为孩子将你视为长辈，当他认为长辈把我当朋友一样看待的时候，这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姿态，他觉得自己被尊重了；另一方面，家长也能帮助孩子不断完善一些社会议题的看法和思考，这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

家庭和学校都属于社会有机的构成部分，以恰当的方式，在孩子、老师、家长之间产生一些信息交换。所以好的教育一定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鼓励他的孩子，通过逐步的、合适的方式参与社会议题，了解整个社会。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多想，一定是有利于小孩子的成长；整天待在封闭的空间里，到某个时候四面的墙倒下以后，才会让他茫然不知所措。

界面文化：你离开教育体制后所做的这些教育实践，对体制内的语文老师有什么借鉴意义？

郭初阳：其实我对语文的理解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对课堂教学的经验或技术更成熟了一点。面向市场十年以后，它确实帮助我更新了一些认识，比如体会到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性。当学生和教学实践变得有限了，你必须更精打细算地用好有限的时间。这个问题对一个学校里的老师来讲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每天都有语文课，他体会不到。我的工作的意义可能在于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某个年龄段的学生究竟应该读什么书，该怎么教，这些探索结果出来以后可以给同行一些借鉴。

03 孩子的成长就像一棵树，需要小心移植自然成长

界面文化：你非常强调“自由自主阅读”的价值，能再展开讲讲这一点么？

郭初阳：“自由自主阅读”（Free Voluntary Reading）是《阅读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的研究对我们的课程建设启发很大。自由自主阅读也就是没有目标、没有任务的阅读，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可以读任何类型的书。对于孩子而言，他需要的是优质的图书资源、家里有温馨的读书角落、父母以身作则的阅读示范，这样的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会成为一个优质的阅读者。

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自由自主阅读过程中碰到一本超级喜欢的书，这本书就称为“全垒打书籍”。你找到了这本书，就无法停止阅读它，且从此以后就疯狂地喜欢上阅读。每个爱书人可能都会有这么一本书。一旦孩子在文字世界中体会到这种巨大的乐趣时，他的阅读就停不下来了，就会充分体会到阅读的美好。

这样的阅读体验并不是在常规的学校课堂里能够体会到的。学校教育式、指导式的阅读，很可能导致学生毕业以后就再也不想读书了，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种阅读方法几乎是无效的——他不是一个爱阅读的人，也不是一个爱书的人。所以对书的兴趣只能从自由自主的角度里面来挖掘，指导式的阅读只会起反作用，孩子的兴趣无法激发出来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界面文化：现在的家长一门心思想把孩子送进清北，但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会形成一个闭环：成为一个优秀的985毕业生，进入一家好公司，但其实你就是一个996的打工人，然后开始养育下一代开启新的循环。这让我有些质疑这种备受追捧的人生的意义。

郭初阳：这和放羊娃生孩子继续放羊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换了场景和道具而已。其实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回到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而活，这是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也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认识自己有多么的重要，阅读伟大的书有多么重要。

维克多·弗兰克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后成为了一位心理学家。他在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自杀？”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找到一点人生的意义，寻找有意义的生活。但弗兰克的观点中有一点特别好，他不是问你的生活意义在哪里——相反，他承认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独特的意义——而是提醒别人要凭借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来回答生活向你提出的问题。人生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你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交你的答卷。

物质层面我们当然有追求，但除此以外呢？我认为生活意义是对个体的追问，很多时候指向的是你本人，而不是指向下一代人，所以鸡娃家长的方向用错了。这又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路，最后完全迷失自我，把自我全部投射到孩子身上去了。

中国传统文学里谈论教育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

别人问郭橐驼，为什么他果树种得特别好，他说我哪有什么秘方，无非是让树的根茎舒展，把土弄平压实，移植的时候小心一些，然后就放手不管了。其他的人种树的时候不好好种，又爱之深，经常去扒扒它，摇摇它，但它们都难以生长。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蛮有植物性的，需要有好的生长环境，能够不被打扰地静静扎根。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是爱的行为，恰恰是害了孩子。

界面文化：所以在教育的概念里，那个“移植”的过程是什么？理想的教育到底培养的是孩子的什么？是某些特殊的品质吗？

郭初阳：习惯可以固化成一些品质，所以幼儿园到小学的这段时间，甚至包括婴儿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小学四年级以后孩子的习性已经基本定型，所以前期还是挺重要的。小时候培养起来的能力是会迁移的。

比如说培养有条理的习惯。孩子玩过玩具之后摊开一地就走了，肯定是不好的，他要学会所有的玩具玩过之后各归其位，这就是非常好的教育。读书以后，这个孩子的书包一定也是整齐的，铅笔盒也是有序的。

还有在做决定之前有审慎的思考，不轻易做一个决定，但如果做出了一个决定，就要坚持到底，这也很重要。很多人小时候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轻率地做决定，但做了决定之后又反悔，到最后就会变成为人的问题。

另外还有毅力（grit）。要强悍，要经得起挫折。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成不成，跟智商真的没关系——大家智商的差别不算太大——是否能日复一日地去做，去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其实是家庭教育，不是学校培养的。孩子是有学习能力的，有些好的老师也可以有适当的传递。有些会学的孩子，家里接受的知识不足，就会从老师这里学。父母很重要——我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身上往往有家长的影子。

（实习生刘玉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