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在全球疫情尚未消散的情况下,本届蓝星球选择“共情”作为关键词,仍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以科幻的方式对人类未来有所表达的电影人和作品。著名导演陆川作为评委会主席在颁奖礼上公布,本次共征集到来自德国、日本、波兰、法国、丹麦、挪威等21个国家的297部科幻短片,最终由评审团共同选出10部入围决赛。其中,中国导演姬京璐凭借《吹风机》一片获得最佳导演奖,也是6部获奖作品中唯一一部中国作品。
除了担任评审工作之外,陆川也带着自己的科幻电影《749局》入驻蓝星球科幻生态谷,成为首个入驻的重点电影项目。在接受界面文娱独家专访的时候,陆川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科幻,接下来也会继续创作科幻题材的电影,而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需要科幻电影。
“科幻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科技发展方面的不足。电影行业很多底层的技术整个依赖于国外,比如伸缩炮、motion control等等,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起来。同时科幻电影又会思考未来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一个星球的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民族对未来没有好奇心和敬畏之心,而我们的电影一直在拍玄幻和古装的话,就可能会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停滞。”
基于此,他觉得做一个科幻电影节“特别有意义”。他希望这次入围决赛的短片可以去全国做巡展,影响更多的青年电影人和青少年。“一部好的科幻片,马上能让一个少年树立星辰大海的梦想。但我们现在的科幻电影太少,所以应该多举办这样的电影节,让这样的影片在中国多起来。”
同时,他也通过这次的评审工作发现,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差距非常明显。
“国外的科幻短片脑洞更大,我们的还是基于现实去做了一点延伸的东西,这本来没有高下之分,但最后的呈现效果就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种现象不光出现在科幻片的领域,在我参加的各种电影节里面,我们国家的孩子大多比较拘泥于现实,手法也不太成熟,片子都比较乖。所以应该提倡科幻电影创作,鼓励爱科幻,鼓励想象力,鼓励探索未知。这样差距才能缩小。”
作为一个作者风格强烈的导演,陆川自己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乖”,无论主题还是形式都力图有所突破。他的导演处女作《寻枪》借由丢枪和寻枪的过程,讲述了一个关于自我寻找和身份认同的悬疑故事。《可可西里》取材于巡山队员与盗猎者的对抗的真实故事,用一种国产电影中少有的冷酷美学去体现绝境中的人性,《南京!南京!》则是一部完全颠覆之前所有抗日题材电影的作品,在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上,至今少有中国导演继续挑战,也正是从这两部作品开始,陆川奠定了自己中国电影行业的地位,也陆续得到了国内外电影节的肯定。
《749局》也是陆川的一次全新尝试。根据早先发布的信息显示,《749局》的故事取材于陆川早年的工作经历,同时又结合了外星生命、怪兽、灾难等多种元素,是当下国产电影市场上非常稀缺的类型。但是疫情也导致了资金紧张的问题,为了保证项目能顺利推进,陆川一边自掏腰包垫资,一边想办法继续融资。这段艰难的时光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重新思考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非常庆幸《749局》能够拍出来,因为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在片子里就拍了灾难来临时的封城,拍了全城撤离,甚至拍了戴口罩。科幻其实就是未来的现实。”
界面文娱对话导演陆川:
在中国拍科幻电影得允许导演犯错误和开脑洞
界面文娱:您觉得中国做科幻电影困难到底在哪里?
陆川:从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掀起的科幻电影的热潮,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包括滕华涛的《上海堡垒》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要讥讽每一个探索者的脚步。我们要允许中国科幻电影试错,因为成功是很多失败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拍科幻电影,才可能建立一个科幻电影的体系。在中国拍科幻电影,真的怕被挨骂,因为观众看惯了好莱坞的科幻片,对中国科幻电影一些大胆的尝试接受起来困难,其实你得允许中国导演犯错误和开脑洞。
电影工业体系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比如我拍《九层妖塔》的团队都去了韩延的《动物世界》,郭帆的《流浪地球》也为行业培养了很多人。你想想,有10个拍科幻电影的导演,就能培养10个团队,这对于产业是非常好的资产。
界面文娱:所以您在做《749局》的过程中是怎么面对这种压力的?
陆川:我们到现在没说过《749局》是科幻电影。我们不敢,当我们标上“科幻”标签的时候,在中国市场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审视,也有可能会遭遇各种冷嘲热讽。
我们不是一个有科幻传统的国家。但正是因为没有这个传统,才更需要鼓励科幻的思维和表达。我们之前有过一些科幻片比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等,然后就直接《流浪地球》了。在这中间也有很多这个方向的尝试,比如我的《九层妖塔》,是一部怪兽片,市场是认可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进行科幻电影的尝试中,会有模仿,会有不成熟不落地的时候,这都很正常。但我们要敢于面对这些问题,然后才有创新,要鼓励科幻电影的创作丰富起来,有量才有质。
界面文娱:有业内人士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即在拍科幻电影之前其实可以先拍一个短片出来做实验,然后再拓展成长片,您怎么看?
陆川: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提法,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先拍先导概念片,1分钟、3分钟、5分钟都可以,国外很多青年导演这样做,很多成熟导演也这样。为了能给影片找投资,他们都会先花一两百万去拍概念片。但还是要先写好剧本,有完整的好的故事,专业的制片公司才能非常清晰地判断项目的潜力,投入与产出,以及这个项目的想象力能否赢得市场的共情和认同。所以好好写剧本也是一个出路。
科幻就是未来的现实 《749局》中的灾难场景跟疫情很像
界面文娱:疫情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您会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吗?
陆川:其实疫情影响之下的今年这一年,我都在工作。疫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749局》后期很紧张,夜以继日做后期,非常紧张。我们从2月7号、8号开始就复工了,一直没有停。疫情对电影行业冲击很大,《749局》也遭遇了资金紧张的问题,我们一边做后期一边要解决后续资金。
但疫情下自己的生活确实跟平常很不一样。有很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关系更紧密了,也有了很多时间跟自己在一起。夜深人静,每天至少看一部片子,看看书,或者什么都不看,就去思考。你可能感受不到新冠发生在身边,但我们能从媒体上看到封城之后的那种状况,与此同时你的生活区域也被封闭起来,心理上也会很崩溃。这段经历很难忘,我们都高速奔跑了很多年,突然刹车了。
所以这整个一年的心情是压抑的,你会想很多生和死,会想你的目的是什么,《749局》是否有价值?当然思考了很久之后,我的结论还是积极的。我非常庆幸《749局》能够拍出来,因为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在片子里就拍了灾难来临时的封城,拍了全城撤离,甚至拍了戴口罩。科幻其实就是未来的现实。
界面文娱:《749局》会是一部拥有什么样世界观和视觉风格的科幻电影?
陆川:这个问题我们想了两年,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比较落地的,比较现实主义的。《749局》的故事是发生在近未来的生物入侵灾难,几乎就是当下,就是为了整个世界观让观众可以接受和代入。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体系也很难做到把整个人类环境全部改变,来做一个全新的虚构的世界观。我可以写3066年,但中国电影工业其实很难为3066年设计出一整套世界观美学体系。
界面文娱:您刚说到了生物入侵,那么《749局》会参考好莱坞风格的怪兽吗?您的怪兽创意来源来自哪里?
陆川:我们跟好莱坞团队磨了3年。他们的长处是,不管你给他们什么,他们都能做得像真的。你提概念,他们做视觉呈现,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真实的元素。比如怪兽形象,一定是现实生活中某种生物的放大,或者昆虫元素的拼接再加以放大。
国外科幻电影的怪物设计是基于解剖学的,身体结构、肌肉以及整个行动的逻辑,我们的怪兽来自山海经,比较奇幻。但《749局》本身又是一个近未来、跟当下现实比较贴近的电影,所以在这样的科幻电影语境里,我们还是选择了偏生物真实感的方向,有进化的逻辑。在做怪兽设计的时候,我们请了很多科学顾问,来论证和设计怪兽的真实感。
科幻电影这条线,我会一直抓着
界面文娱:我们知道749局是一个探索不明生物和神秘事件的部门,这种机构美国和全世界都有。当人类面对神秘和未知的时候,科幻电影应该怎么来展现?
陆川:这类题材在好莱坞或者全世界的电影里已经很常见了。比如漫威的冬兵就是来自冷战时期的产物。美苏和英国在冷战中都有研究特异功能的组织,都希望用人体特异功能去解决军事的问题,这就成了电影的题材。
关于《749局》,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749部队,我们单位有一个很小的部门,是研究特异功能的。很多年以后,当我想拍这一类题材时,我当年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背景资料。
所以这类电影它的逻辑就是,有一定现实基础,但故事大多是虚构和演绎的,但基础是真实存在的。
界面文娱:您最喜欢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科幻电影有哪些?
陆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叫《未来世界》的电影。那里面很多人都是机器人,人在下国际象棋,象棋是自己走的,在棋盘上冲去杀人。那个电影我看了很多遍,到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个镜头,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拿着刀子把他剖开,里面都是线路。一种刻骨铭心的观影体验。
科幻电影是我的最爱,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到后来的好莱坞商业片《侏罗纪公园》《地心游记》以及近年的比较有创意的《机械姬》等等,只要有我都会看。所以科幻电影这条线,我会一直抓着,这是我一直想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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