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2020年，恐怕没有一个劳动者可以说，我的工作生活毫无变化。
新冠病毒肆虐，有人经历了停工停产，有人前所未有的忙碌，还有人悄无声息失去了工作。6月底，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第五版全球劳动力市场监测报告，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相比2019年同时段减少了14%，相当于4亿个每周工作48小时的全职岗位消失。在9月公开的最新版报告中，国际劳工组织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消失的全职工作达2.45亿个。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约有1亿人口因新冠陷入极度贫困，这是人类30年来发展指数的首次倒退。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2月初公布的数据，全球GDP在2020年下降了4.2%，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尽管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时，中国以1.8%的GDP增速保持经济增长，但国内的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城镇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相比2019年年底少了5000万人。3月，国务院提出必须将“稳就业”放在首位，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同月，城镇失业率开始回落，就业景气指数逐月回升。然而，招聘与求职需求远未达到平衡，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明年毕业人数将突破900万，如何稳定就业依旧是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中国劳动者与资方关系也愈发紧张：外卖骑手身陷算法围城，零工经济对效率的追求不断挤压劳工权益；白领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博弈从“996”蔓延到对厕所的争夺。还在为如厕自由焦头烂额之际，一句“早安，打工人”直击职场人的心灵——日益严苛的身体规训、望不见尽头的加班、拼命工作却难以实现目标，白领的本质其实与农民工无异。在资本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不占有生产资料与工具的人们，永远有剩余价值可以压榨。
新冠病毒令世界骤然失序。欧洲公共知识分子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离去，“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然而，我们今日面临的诸多危机的病灶早已存在，病毒不过是扯碎了“正常”的外衣，恶化了伤口，让我们看见内里的溃烂。阅读这篇盘点，你会发现许多问题都是老生常谈，我们甚至回溯到十余年前的杀马特，他们的困境至今仍是中国劳动者境况的一部分，而这种困境此前并未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理解。只要问题还未解决，事实依旧如此，我们就有老调重弹的必要。
01 平台压榨，算法围城
关键词：外卖骑手、快递员、北京SKP、平台经济、算法
今年年初，城市因疫情停摆，外卖骑手、快递员的身影终于不再被车流所淹没，人们惊觉，如果没有这些“毛细血管”穿梭于风险中，自己的生活恐怕难以维系。平台工人的故事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流传，武汉外卖骑手张赛、赵彬的日记成了人们了解城市动向的一个窗口，央视等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他们为应对疫情所做的贡献，一些外卖骑手的照片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刊物。
平台工人在疫情期间收获了关注和赞誉，但这些光环随着疫情的缓和而快速消散了，他们又再度成为都市的“隐形人”。7月11日，微博视频博主@曹导 在微博上发布了视频《外卖骑手体验》，讲述了自己在任美团骑手期间被北京SKP商场拒绝进入的遭遇。这家高端商场的保安称，身着美团骑手的工作服就不能进入商场，想进的话可以把工作服脱掉，或者套件外套。视频一经发布，就有许多网友认为，北京SKP的行为是一种“职业歧视”，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旺还向界面时尚表示，此举涉嫌违法，有悖于我国法律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天，北京SKP在微博上称，拒绝外卖员进入是出于防疫考虑，商场已实施“定点取餐方式”。不过，商场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回复微博网友@cEoifor 的疑问时透露，就算只是进去逛逛也不能穿外卖服，因为领导们觉得“商场里有很多顾客，如果看到外卖员在里面跑来跑去，商场形象不太好”。一边需要外卖骑手在商场和客户之间搭建桥梁，一边又不允许他们被看见，“隐身”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界面文化曾撰文指出，外卖骑手本就处于职业歧视链下端，商场为了打造“高端”氛围，要求他们进行“隐性劳动”，这加深了职业歧视所带来的伤害，外卖员被等同于自己身上的工作服，他们与消费者之间的区隔泾渭分明，阶级的鸿沟不可跨越。在“消费者至上”的环境下，资方通过不断侵蚀服务业从业者的权益来迎合消费者，这注定了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地位不对等，而在平台经济中，公司更能藏身于算法，把劳资矛盾转化为了“劳动者-消费者”的矛盾。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及其团队长期关注武汉平台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现代服务业越来越将消费者纳入到评价与监督体系之中，比如五星好评和点赞，这看似赋予了消费者很大的权利，但实际上为矛盾转化提供了便利，比如在配送时间的给定上，平台为了效益最大化，往往不考虑交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是，顾客发现自己的订单总是超时，外卖员疲于奔命也无法按时送达，双方很容易起争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12月，武汉外卖骑手因超时被店员投差评，骑手私下找店员请求撤回差评时遭到辱骂，激怒之下将店员杀害。
算法每“优化”一次，对平台工人的围剿就更紧一分。9月，《人物》杂志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再次将外卖骑手带入公众视野。许多外卖骑手告诉《人物》记者，自己经历过几次“时间失踪事件”，曾在美团配送站做过三年的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说，从2016年到2018年，路程3公里的配送时间从1小时变成了38分钟。《人物》引用数据称，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配送市场较三年前平均减少10分钟，为了抢回这10分钟，闯红灯、逆行、超速、走天桥……外卖骑手无所不用。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认为，这些挑战交通规则的“逆算法”是骑手受困于算法下“不得已的劳动实践”，其直接后果便是交通事故的频发。
文章引用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一名外卖骑手伤亡，深圳同年三个月内伤亡骑手12人，成都2018年骑手伤亡155人次……然而，这些平台经济从业者，几乎都没有正常的劳工权益保障。郑广怀指出，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模糊了劳动关系，“工人与平台仅是签约关系，与外包公司是雇佣关系，甚至众包工人都没有雇佣关系，仅有与平台的签约同意，”一旦发生事故，平台就可以推卸责任，劳动者维权困难，那些被撞伤的路人同样无处维权，矛盾又一次被甩到骑手身上。
《人物》杂志文章一经发布旋即引发热议，饿了么于次日凌晨在微博上回应称，将在订单后加入“多等五分钟”选项，顾客可以选择给骑手多一些时间。一些网友评论这是“道德绑架”，上海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指出，饿了么此举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现在的困境应该放到企业与骑手之间解决，而不是骑手与消费者之间。
美团也在当日发布声明表示将优化系统，保障骑手安全，改进奖励机制。不过，就像《人物》文章中提到的，这不是平台公司第一次做出努力。此前，饿了么与美团都为提高骑手安全意识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视频推送、请交警讲课等，但有的尝试太过形式化，反而给骑手制造了更多麻烦。比如写着安全标语的袋鼠耳朵，在骑行路上一吹就掉，被“微笑行动”随机选中的骑手要立即停车，拍摄一张要求繁琐的微笑照片上传，许多骑手都因来不及完成要求而被罚款或封号。
“月入过万”、“工作自由”的噱头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平台经济，但这两年，真正能收入万元高薪的快递员、骑手少之又少，他们在算法给定的路线上争分夺秒，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平台经济的系统性困境不可能通过补救性举措来解决，今年5月，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提议，针对当前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应当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这与郑广怀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的观点相合。郑广怀强调，改善平台工人的处境，首先得规范劳动关系、推动社会保险的覆盖，其次才是优化平台系统、改善社会公众对这一行业的认知。
02 白领也是打工人
关键词：打工人、如厕自由、年龄焦虑、职场PUA、酒桌文化
“只要我够努力，老板很快就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该起床奋斗了！早安，打工人！”
前几年白领还在用 “辞职送外卖”来自我调侃，今年就迅速认清了现实——去送外卖不是什么“自降身份”，坐在办公室里搬砖和骑摩托送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到底都是给老板赚钱的“打工人”。
“打工人”或许是今年最流行的职场热词之一。据网友考证，“打工人”最早出自B站网红“抽象带篮子”的一系列“打工人”视频。“带篮子”是一名大专毕业的小镇青年，他最初以一条“大专人，大专魂，大专都是人上人”的语录走红，调侃985、211的毕业生都是大专人的打工仔。在“打工人”系列视频中，他用颇为社会的口吻向屏幕前的网友喊出一条条打工人语录：“朋友们，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工作，不拼钱，我们打工人只拼命”。这些语录敏锐地捕捉到了职场高压与阶级固化的现状，很快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一时间，“打工人”成了当代城市劳动者的写照。
与之前流行的“社畜”相比，“打工人”对阶级流动现状和劳资关系的认知更为深刻。本来，“打工”一词更多用在进城务工者身上，白领阶层通常不愿意把自己和这个象征着低薪、低社会地位、不稳定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正如作家褚汉辰在微博所说的：“不管你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喝咖啡赶项目，还是我在县城的小企业里看仓库，我们内核并无不同，都是被资本家压榨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我们身为社畜，建立一条内部的鄙视链毫无意义。”
“打工人”取消了农民工与白领之间的区别。界面文化在《从“打工人”谈起：白领工作被祛魅，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一文中分析道，职场网络热词的更迭反映了年轻人日益敏锐的阶级意识——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劳资关系不对等、社会流动性减弱——白领工作不得不被层层祛魅，近四十年来，全球劳动者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劳动者此刻感受到了某种同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塑造了一套娱乐化、去层级化的白领工作文化，员工的办公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但在工作与休闲空间不分的状态下，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变得更长了。
这套办公文化很快输出到全球各地。弹性工作制、咖啡间、健身房，中国许多互联网公司也以此来吸引人才。但事实上，白领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安逸和稳定，《人物》杂志文章《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让我们看到，大厂办公室光鲜靓丽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逼仄和压抑，如厕难已然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员工一大困扰。拼多多的办公楼每层有上千人，却只能抢8个厕所坑位；快手在每一间厕所外安装了计时器；字节跳动则直接屏蔽了厕所区域的信号。互联网大厂为了提高员工效率，缩短其“摸鱼”时间，可谓各显神通。文章指出，包办吃喝拉撒睡的办公园区当初以福利为名出现，如今却成了公司对员工进行“更大程度占领”的工具。
最基础的工位也有可能被夺走。今年7月，“腾讯高级工程师因每天在岗不足8小时被辞退”一事登上微博热搜。当事人闫先生在2019年3月28日被腾讯公司单方面辞退。据闫先生讲述，自己入职腾讯以来，公司一直是弹性工作制，从不计考勤，加班是常态。腾讯方面则回应，辞退闫先生不单是因为他在岗时间不足，还因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包括不接受日常工作安排”。闫先生向深圳市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腾讯支付自2012年工作以来年终奖差额、加班费共计500多万元，最终，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对腾讯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给以支持。双方对这件事各执一词，网友们也对真相如何抱有不同的看法，但事件所获得的关注度折射出当代职场人的年龄焦虑——公司更倾向于薪资低、体力好、能加班的“高性价比”年轻人，员工一旦超过35岁，随时有被“优化”的可能。
除了上述新自由主义式的结构性困境，打工人还得应对不良职场文化。7月，前火箭少女队长Yamy遭遇了“职场PUA”。在她公开的一段会议录音中，老板徐明朝多次贬低Yamy，说她 “很丑”“不时尚”“娘炮儿”“就是一个伴舞的”，并要求在场的员工附和，徐明朝长期以来的这种做法扰乱了Yamy的自我认知，让她觉得“如果有问题，那一定就是我的错”；8月，厦门国际银行一名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员工在校园招聘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称自己因拒绝在饭桌上和上司喝酒，遭上司无端辱骂、扇耳光与其他同事集体羞辱。针对这两起事件，一些人指责现在的年轻人太过“脆弱”，接受不了“事实”和别人的“批评”，也不会“来事”。事实上，这两件事所反映出的是职场关系的不平等以及上位者对权力的滥用。无论是徐明朝所实施的“精神控制”，还是上司的强制劝酒，都没有将对方放到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来对待。
打工人可以选择退出吗？一条“打工人”语录总结道：“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源于没钱。”虽然打工人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未来以及系统性症结所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只能无奈自嘲，因为一旦选择退出，他们的生活可能会缺乏保障，个人也会受到“不负责”“不懂事”“浪费资源”的指责。这正是人类学家项飙在另一个流行语——“内卷”中观察到的世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主导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本身，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一条赛道上奔跑，这是一场不允许退出和失败的游戏。“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项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
03 流水线上下的青年生活
关键词：杀马特、三和青年、工厂
城市底层青年和白领青年一样深陷“内卷”，他们只是处于高度一体化竞争结构的不同链条上，形式不一，内核相似。今年，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和社会学著作《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意外地引发大量讨论。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杀马特与三和青年——都是进城务工者，遭遇了工厂流水线的异化后，前者用夸张的发型来进行自我保护，后者则放逐自我于“正常社会”之外，靠日结过着“挂逼”（三和青年用词，指没钱了、快死了）生活；前者还在流水线上挣扎，后者选择彻底下线躺平。
许多90后都有关于杀马特的记忆。十多年前，杀马特是QQ空间最流行的装扮风格之一，火星文、低腰裤，再配上高耸的彩色头发，就是一个标准的杀马特。我们不知道杀马特从何而来，又以何为生，大部分人对他们的印象停留在城乡结合部不务正业的不良青年。2013年，随着净网活动的展开，杀马特的形象变得更为负面，他们在网上被嘲为“肥猪流”（非主流）、“农转非”（农村系淳朴小孩转非主流），想要融入城市变身潮男靓女，却弄得不伦不类，现实中还有不少人专门搞“反杀”，四处追打杀马特。至于三和青年，在日本NHK纪录片《三和人材市场》引起反响前，许多路过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的人或许不会留意躺在地上的“大神”一眼——那不过是个流浪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杀马特与三和青年都是公众视野中飘若浮萍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的“出格”行为背后都有一座巨大的工厂，不了解工厂对他们生命的塑造，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成为“非主流”之前，杀马特与三和青年大多在工厂打工。大厂环境较好，但对工人的身体条件要求严苛，就连体检填表也得排长龙；小厂进去容易，但各种有毒的刺激性物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杀马特我爱你》呈现了不少工人们偷偷拍摄的工厂影像，他们在流水线上高速地重复同一动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一系列事故，轻则造成产品堆积，影响下游，重则伤及自身——一位工人就向镜头展示了他被绞断的手指，血肉模糊。流水线上的机械作业不仅吞噬着工人的精力，也吸吮着他们生命的色彩，头发是杀马特张扬个性的出口与被看见的希望，同时，它异于主流的样子也得以撑开自我保护的屏障——出来务工的杀马特大多有挨骂、受骗、被打的经历，弄一个这样的外形一看就“不好惹”。
“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上说道。杀马特不是农民工进城后对城市消费景观的拙劣模仿，而是对贫乏的反抗、对苦痛的表达。“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在片中说，自己从来不仰望深圳的一栋高楼，因为他深知，这些都与自己无关。
三和大神在工厂的经历与杀马特相似，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离开流水线。许多三和青年向来到深圳龙华做田野调查的林凯玄说，自己不进厂工作，是因为不想被盘剥、克扣和歧视。靠做日结工过活看似是从流水线的绞索中挣脱，但界面文化曾在《年轻人为何躺平？三和青年是工业化过程中把农民工“非人化”的结果》一文中指出，三和青年的真实生活是“时时挂逼，层层宰割”——“上班的时候被工厂、中介盘剥，不上班的时候赌博买彩票、给主播打赏，照样被宰。等到一无所有，卖微信号、做法人还是被骗。”
从某种意义上说，杀马特与三和青年都是试图抵制或退出竞争游戏的人，但社会似乎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再度“正规化”。2013年以后，现实中的杀马特逐渐消失，他们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现在的活跃范围已经缩小到云贵及珠三角地区。罗福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许多杀马特和他一样剪掉了曾视若珍宝的头发，回到农村。在李一凡看来，极度单一化的社会把他们最后的一点不同都修整掉了，“这样的规训在有形和无形中间不断发生，它其实就是对人的一个剥夺。”
与此同时，三和青年也因为自我放弃而遭受质疑和责备。一位曾经的三和青年在一条优酷视频中讲述了自己决心振作，最终走出三和的故事。但我们不禁要思考和发问的是，之后又如何呢？如果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劳资关系不对等、资源分配不均，重回正常秩序的三和青年能真正走出困境吗？回归正常的程序又是正义的吗？
杀马特与三和青年的故事在大学生与白领之间获得广泛的共情，许多生活条件不错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不停地工作加班，目标还是遥不可及。尽管大家在物质条件上相差极大，内心的压抑却是相似的。可见，振作的动力可能并不来源于一个人切实地感到生活越过越好，而是不问理由的自我鞭打。
04 疫情如何改变了劳动者？
关键词：零工经济、医护、菜贩、居家办公、狗屁工作
回顾2020，我们无法绕开一个问题：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令人沮丧的是，病毒很可能不是当前危机的制造者，它不过是一针加速剂，激化了全球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各种不平等。
疫情在全球爆发后，零工经济一再盘剥平台工人本就所剩无几的权益，用他们的人身安全来置换贴心便利的服务，博取利益。美国在启动“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后，大部分人已经储备好了食物，外卖需求没有大量上涨，叫车平台也流失了大量订单，靠接单来赚取薪酬的从业者本就面临收入下跌问题，却还要为平台的一些赚钱新设计买单：跑腿平台TaskRabbit向顾客开放了免费取消订单的权限，劳工白跑单以及被恶意销单的几率增加；Uber和Lyft平台直接拿掉了拼车功能，声称更能保障乘客安全，但司机的安全似乎不在公司考虑范围内；超市代购服务Instacart取消了对低评分购物者的下单限制，让劳工曝露在高感染风险中工作更久。
零工经济通过压低员工费用、做大订单量谋利获益的模式，在疫情爆发前就颇受诟病，许多人不看好它的可持续发展性。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夕岸在《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在家办公，等于在家失业》一文中引用数据指出，从2013年到2018年，美国出行平台司机的平均收入下跌一半以上，只有打更多零工、接更多单，才能保障收益，而今疫情之下，低价便利与保护劳动者权益成为“跷跷板的两面”，不可兼得。
医疗是另一个劳动者权益问题特别突出的领域。4月17日，英国留欧派组织Led By Donkeys在英国议会大厦公开了一则视频。由于防护物资不到位，英国彼时已经有近百名医护因工作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视频中，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医护人员向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出求救：“首相，很高兴你在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NHS救了你的命，现在需要你来救我们的命。”进入冬季，疫情反弹，英国感染人数激增，12月23日，NHS呼吁首相约翰逊延长“脱欧”过渡期，避免NHS在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下走向“崩溃”。
NHS建立于1948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障制度，经费一应取自国家税收，由国家行政体系管理。到了上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制度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拖累，撒切尔上台后推动了NHS的市场化改革，医疗服务逐渐从国家为公民提供的福利变为需要掏钱购买的商品，而预算的不断削减与效率至上原则导致医护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待遇却在下降。近年来，NHS已有大量人才流失，此次疫情捉襟见肘，不过是一时间涌入医院的病人暴露了多年的积弊。
更糟糕的是，当劳动者权益问题同种族、族裔、性别叠加后，弱势人群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英国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在《新冠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一文中指出，在美国，照顾病人的护士通常是女性，她们冒着高风险奋战在一线，但所做的工作却被认为是次要的，经济下滑后首先失业的是非裔、拉美裔人士，但贫穷迫使他们在风险时刻走出家门去赚钱，“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办公”是一种特权。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消息，女性医务人员占抗击新冠行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然而，卫生巾等女性必须的卫生用品早先却不在统一采购的抗疫物资之列，需要靠各种公益组织及各级妇联陆续采办。至3月8日，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刘亚玫公开表示，女性生理期用品已协调纳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单。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认为，病毒切开了人类的团结，“邻人不复存在。”居家隔离，生活由“一键下单”来完成，我们对附近世界的感知变得更加模糊。对于许多平日持家的人来说，附近性消失的最直接体验莫过于无法到菜市场购物。配送的食物来自超市、电商，小菜贩退出了我们的生活。6月13日凌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因连日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本土病例紧急关停。学者盛强告诉界面文化，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果蔬集散地，即使是离新发地很远的小贩也会来这里进货，因为价格便宜，还能实现一站式补货。有“首都菜篮子”之称的新发地菜市场关停后，许多小贩失去了收入来源。进入年底，一篇题为《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的文章掀起了大量关于“社区团购买菜”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担心，如果互联网巨头争相挤进生鲜市场，以平台资金优势和菜贩打价格战，垄断上游供应端后，消费者和菜农都将失去议价能力，菜贩也将失去生计。
而那些坐在家里办公、依赖“一键下单”生活的白领可能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居家办公对效率和自我管理有着要求更高，没有上司在场，不过意味着自己成为了自己的监工；第二，就像疫情期间网上流传的那个段子——“如果再不上班，老板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我，公司也能运作下去”——所揭示的，自己精致体面的工作不过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于人类社会而言没什么意义，也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价值需求。
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一书中提出，现在有40%的工作都是被设计出来的“狗屁”，用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那些真正不可或缺的职业（比如医生、护士、清洁工人等）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甚至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压榨与伤害。格雷伯于今年9月去世，我们依旧活在他描述的世界里。
05 尾声：共情与联结的开始？
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在松茸的全球贸易中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一种运作方式，它无需直接控制生产的各个环节，只需掌握供应链就能制造价值。罗安清将这一过程命名为“攫取”。“攫取”依靠算法不断“优化”自身，它不在乎农民把菜种出来花了多少心血，也不在乎外卖骑手为了争分夺秒要冒多大风险，因为话语权握在资本手上，买入劳动与卖出劳动都由资方定价。
“攫取将暴力与污染转译成利益，”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一书中写道。攫取也是风险的转嫁，这在零工经济当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当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遭遇了严格意义上的攫取，但攫取的逻辑正在渗透我们的生活——为了利益最大化，总有剩余价值可以压榨。越来越多的工作出现外包倾向：任务一个接一个地派下，雇主不在乎你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完成，他只关心你能不能按时达标。十年前的白领阶层或许还认为这样的生活只在富士康上演，而今他们已有了“打工人”的自觉。无论是办公室里的白领，还是工厂里的工人，中国的劳动者都愈发明白，个体的衣食住行、尊严和意义感无法只靠个人奋斗来取得，没有社会提供一定的政策保护、支持与公共福利，个体的追求将难以企及，所拥有的也可能顷刻失去。
加强对资本的监管、保障劳工权益、进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每每谈及工作问题，我们都可以听见这样的呼吁。今年受疫情影响，“基本收入”的概念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许多政治人物、评论家、学者重新拾起对基本收入的兴趣，希望能定期向符合条件的人士发放资金，缓解失业冲击，改善贫富差距，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自3月起开始尝试类似经济补助计划。然而，这些临时性的举措与真正永久性、无条件发放的基本收入相差甚远。从本质上来说，基本收入代表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相左的财富分配制度和工作伦理，它充满乌托邦色彩，当前少有国家能够朝此方向推进。
界面文化在2019年的劳动者盘点中提到，面对新自由主义四十年来制造的结构性困境，是时候收起对个体“不够努力”的指责了。我们无法统计这样的指责在今年有没有变少，但可以察觉的是，“努力”与“奋斗”的涵义似乎有所转变，责备与批评的意味减少了，多了一些自我嘲讽和戏谑，其基础是对社会宏大背景的清楚认知。12月底，官方公布了几位北京新冠感染者与密切接触者活动轨迹后，网友们纷纷调侃在北京打工不易：“家住顺义。海淀工作，每天地铁往返50公里，人到中年准备考研清华大学，白天上班，晚上备考，周末带娃早教班……人在北京，今天你奋斗了吗？”这段话中没有对他者的高声呵斥，也没有给自己鸡血式打劲，幽默而疲惫的问候声，仿佛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确认。2020年，确定性与稳定性变得比以往更加稀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我们庆幸并感受到些许希望，那或许是我们关于劳动者的讨论突破了自身，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看见和理解，生命与经验不再孤立隔绝，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开始连成一片。
参考资料：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田丰 林凯玄 著
《末日松茸》罗安清 著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李一凡导演
《在需要他们的同时歧视他们：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林子人
《专访 | 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获得的赞誉，能够补偿其遭受的控制和伤害吗？》赵蕴娴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赖祐萱
《从“打工人”谈起：白领工作被祛魅，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林子人
《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易方兴
《专访｜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王芊霓、葛诗凡
《年轻人为何躺平？三和青年是工业化过程中把农民工“非人化”的结果》潘文捷
《新冠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大卫·哈维
《专访 | 学者盛强：超市电商无法取代菜市场，城市规划应尊重百姓“用脚投票”》赵蕴娴
《抢走菜贩生意的互联网巨头，让买菜更便宜了吗？》看理想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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