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方远先生的演讲实录(有删减):
感谢界面新闻的邀请,我分享的主题是《母基金:中国创新连接器》。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上海人,在南浦大桥下的陆嘉浜路出生。在交大念本科以后,我先在安达信咨询,然后去了汉堡王中国,05年我选择去了法国。在枫丹白露的商学院进修,我毕业之后加入了一家总部在欧洲的家族企业LGT。LGT集团有120年历史,管理大概全球1200亿美金的资产,非常强调资产配置,最重要的是资产配置利器是母基金,通过投资股权基金、VC基金,投资在创新和一些初创的企业,从中获得收益,风险极低,是有固定收益回报的资产品类,我在那边工作12年。
2018年我离开了这家工作了12年的机构,回到北京,我们和红杉资本一起创立了星界资本,50%投资母基金,50%做直投,当时规模有200多亿,我主要负责母基金管理合伙人。今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次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在基层的执行力极其严谨, 所以才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范围内还没有被全面的控制,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能否缓和?我想整个宏观环境是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股权投资领域,募资难是大家的共同话题,昨天我和清科集团符星华符总探讨,今年从募资的总量来说,和去年是差不多的,去年下半年完成了非常好的追赶,但是从结构来讲,2014年,整体中国的母基金,或者说PE/VC股权的市场,融了大概8000亿左右,80%是市场化的资金,但是今年天平调转,80%国有资金,国有资金跟财政打交道有多么难,我们下面很多GP都没有经历过。
第二个是股权投资改革,大家听到比较多的是资金和项目都向头部靠拢,其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年很多头部项目还没出来,就被红杉、高瓴、经纬收割了,全中国25000家股权投资基金,如何在巨头领域竞争,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但我们对中国经济依然充满信心。
虽然宏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进入了一个变革期,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看看数据,美国60年代的时候,由于硅谷,产生了一大批创新公司,以苹果、微软为代表;98年之后看到了亚马逊、谷歌,其实特斯拉当年就成立了;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共享经济,当时因为金融危机很多人失业,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公司,爱彼迎、UBER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一支股涨地非常猛,中国用腾讯会议,国外用Zoom(打败了微软收购的Skype)是初创公司。其实每一次危机当中都有非常优秀的公司诞生,这些公司都是非常长周期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整个市场的领导者。
中国的历程比美国晚了两个时代,我们从99年、05年开始,阿里巴巴,腾讯和BAT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借着美国的互联网高潮,使得中国有了一些创新。到了2008年中国经历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强调的四个字是“扩大内需”,小米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再回到2014、2016年,4G带来移动互联网,诞生了蚂蚁金服,拼多多。我们中国的创新一点不输给美国,尽管从市值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这个一定会发生,是大概率事件。从产业视角来讲,需要巨大浪潮推动创新。正是危机带动了线下业务线上化,数字化,整个办公远程协作和底层逻辑的改革和提升。
中国经济的数据,GDP的增长,第一季度是-6.8%,第三季度+4.9%,科创版现在大概200多家,总市值从1.1万亿到第三季度的2.8万亿。整个一级市场融资在第三第四季度完成了赶超,昨天跟一位经济学家交流到,年底12月份预测我们出口10+%,最后数据可能是20+%,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深,可能明年中国的出口还会向好,中国为什么能独善其身,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我们作为股权投资从业者的一个解读就是——中国创新。中国有特别强的创新热土,中国有特别强劲的创新的基础设施。
我分享一下星界资本是怎样践行创新的,星界资本做了一些什么?我想从一些具体的案例。叮咚买菜是去年投资一家公司,我们领投了C轮,居住在上海的朋友,在疫情当中用的非常多,通过它来买菜,买一些生活必用品。这家公司发展非常好,GMB可以做到150亿,是准独角兽公司。第二家公司小药药,这家公司是B2B的一家药品流通领域的公司,赋能20多万家中国非常小的药房,使得大药厂能够通过流通环节,在小药房里面做了很多工具软件,能更有效的管理库存赋能,这家公司当时在疫情更严重武汉的时候,承担了特别重要的药品分发的工作,也是武汉当地的紧急物资采购的单位,非常感谢这家公司小药药,没有一个人离开武汉,坚持支援武汉。第三个是去年投资的公司泡泡玛特。我们两年前关注到了这家公司,非常了解这个公司资本的一个成长和他的生长路径,这是一家十年前成立的公司,直到两三年前真正找到了它商业模式。刚刚港股上市。
刚才举了直接投资的例子,我们一开始做母基金的,是生态系统,围绕星界资本周围有三个行业长期被看好,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医疗、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布局了中国老一辈成熟的基金,也布局了一些新兴的基金,通过他们覆盖更多的新兴企业,包括元气森林、泡泡玛特、叮咚买菜、小药药等等,母基金的打法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设施。
星界资本成立之初,是把社会责任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来构建的。特别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了《星界家书》给被投企业和被投基金,告诉他们疫情当中怎么做好员工管理,组织改善,有条件的可以做一些捐助,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母基金的赋能型基金的责任。今年第一次发布了ESG投资年鉴,即《社会责任投资年鉴》,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母基金放大的效益,通过GP、直接投资,使得更多的企业在做企业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初心。
整个母基金,其实就是中国创新的来连接器。我把欧洲、美国最顶层的机构化的资金,通过母基金的形式投到全球的众多机会中,我把它定义为国际的循环。宏观环境变化之后,我觉得运用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国内大循环。就像星界资本一样,我们投资人、我们LP,是国内最大的国有机构、国新控股,我们联合红杉一起做国内联合。我们整个团队以中国为主,我们投资专注在中国的机会,我希望把我们国际上的经验引入中国,形成中国的内循环。
星界资本新使命是什么?过去对母基金的理解更多的是通道,通过母基金投资到基金,更多是资产配置的工具。在我们看来,母基金在中国有一个特别强的中国使命和中国的属性,我们不能做一个太有限的合伙人,我们母基金叫LP。但是在中国不能太有限,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呢?我们的上面是资金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诉求,一方面有收益的诉求,他们有反投的诉求,有对地方财政的诉求,有招商引资的诉求。对于母基金来讲,满足这些地方的诉求,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对于GP把钱投入之后,不仅成为资金的提供者,如果有团队、组织架构、人才的需求也可以提供。如果有LP违约或者不能注资,可以通过S基金的方式,把这一部分接过来。因为我们的基金使命是要成为不太有限的有限合伙人。
中国的创新底层逻辑和底层推动,是来自于最优秀的创业者。日本的创业者可能是从1900年开始的,美国在30年代才出现洛克菲勒、JP摩根。中国的创业者任正非、柳传志是1944年出生的,BAT创业者都是60年代末70初,后面有80后的王兴和张一鸣,也有喜茶的创业者聂云宸。创业者在不断迭代,他们创造了优秀的商业机会和伟大的公司,希望我们把所有的红利都让中国的投资人分享,母基金希望在其中扮演连接器的作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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