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周姝祺

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统计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女性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更加深入，在企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中女性人数比重超过33%。

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占比在四成以上，管理层人数比重上升

据统计局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达到6684.2万人，比2010年增加1822.7万人，增长37.5%。

女性就业人数的上升得益于国家对性别歧视问题的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门为促进妇女就业，消除职场就业歧视颁布多份文件。如2019年人社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用人单位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求职就业、拒绝录用，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提高妇女录用标准。这些规定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就业权提供有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女性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9年，企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中女性比重分别为33.4%和36.4%，与2010年相比分别提高0.7和1.2个百分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比重为29.7%，高于上年0.9个百分点。

全国女人大代表和女政协委员占比也在持续提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比上届提高1.5个百分点。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委员440人，占委员总数的20.4%，高于上届2.6个百分点。

陈黎弘是国内某环保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过去她曾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家外企公司做到管理层。她告诉界面职场，女性在管理层人数的上升主要原因之一是高学历女性的不断涌现。

“现在高学历的女性越来越多，见识、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当然机会就会越来越多了。”陈黎弘表示，现在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将自己的女儿送出海外，增长见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女性视野上更加开阔，得到晋升的概率更高。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女性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其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44.8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6%，与2010年相比提高2.7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567.9万人和392.3万人，占比为51.7%和58.7%，比2010年提高0.9和5.6个百分点。

生育和家庭为影响女性晋升主要因素

尽管女性的就业机会和职场晋升和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是她们仍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挑战和歧视。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在职场多个方面遭遇过不公平的待遇。调查报告指出，58.25%的女性“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女性“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8.02%的女性曾遭遇“职场性骚扰”；还有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而遭遇这些不公的男性屈指可数。这些职场女性遇到不公正待遇与工作能力毫无关系，仅因生理上的性别属性而产生。

陈黎弘虽然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曾在德国企业做到管理层，但是她向界面职场透露，领导层遇到关键问题需要决策的时候，不会考虑她的意见。

“不管是在外企还是在国企，对女性的不信任还是有的。”陈黎弘坦言，“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上认为女人再能干，也属于附属品；第二是社会福利问题，在女性生育孩子后，就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保障。”

智联招聘报告指出，63.98% 的职场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Boss直聘发布的《2020职场女性生存状况观察》中同样发现，85%的已育女性认为生育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晋升。三成已育女性在发现自己怀孕后纠结了很久才告诉上司，35%的上司一得知下属怀孕即开始招聘接替人选。

正是存在这种被顶替的风险让许多年轻女性不敢生育。调查数据显示，38.8%的女性担心因为怀孕时间较长，影响晋升；26.5%的女性则认为生育后还需要考虑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问题。

此外，许多中年女性同样也在被生育“拖累”。近日，社交媒体上一篇题为《从职场消失的中年女性》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48岁的服装企业高级跟单经理，公司受疫情影响破产后发现自己很难再找到稳定的工作。从话题跟帖和相关新闻集纳中看，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很多后育儿期的妈妈身上，当孩子逐渐长大，她们想重返职场的时候，却发现职场的大门已经提高年龄门槛，或是无法对接她们弹性化的工作时间要求。

但在陈黎弘看来，女性回归家庭后，并不意味着难以再重返职场。在精神层面进行自我建设和活出自我是她对职场女性的两大建议。

“精神层面来说，你要多读书，多接触社会，多增长见识。”她说，“不管生没生孩子，都应该活出自我，只有保持自信和认同自己才能有机会得到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