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贝鲁特（Beirut），这里是地中海东岸的卡萨布兰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卡萨布兰卡这座位于北非的城市，由于处于各方势力角逐的交会点，成了著名的大旋涡，是战争双方情报交换的中心，号称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而如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承担了同样的角色。

当我到达贝鲁特的第一天，我的室友—来自土耳其的马麦德（Mehmet）就告诫我：“在贝鲁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当你来到这里，就已经走进了没有觉察的战争之中。”当他对我说这句话时，我们正走在贝鲁特的一条小街上。时值2014 年5 月初，午夜时分，凉风习习，路边的灯光依然闪耀，两边的石头老房子仿佛来自100 年前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时代，虽然破旧，但却带着浓郁的历史感。路上偶尔会有几个看上去纯朴平和的当地人和我们擦肩而过。

但是，马麦德提醒我，这里和平的微风只是假象罢了。

真相是：我们所走的街道两侧，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组织”控制区域，这个组织叫真主党（Hezbollah）。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不管他们是小商小贩，还是司机职员，都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以后是）令人闻风色变的真主党战士。

不仅仅是这一条街道，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充满了非现实感。在与黎巴嫩接壤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同时进行着两场流血的较量。而在贝鲁特，各类人等都在紧张地活动着：政客们不安地注视着边境外的战争，难民们等待着家乡的消息，战士们试图越境去打“圣战”。全世界的政治势力也都汇集在这座小小的城市，从西方的美国，到东方的俄罗斯，再到伊朗和什叶派（Shiites）、沙特和逊尼派（Sunnis），因为这里距离战场最近，也最能体会到战争脉搏的所在。然而，就在各种阴谋和秘计的包围之下，贝鲁特却保持着繁华如梦。富豪们仍然在豪华的俱乐部醉生梦死，夜总会里的女郎们仍然在唱着《玉树后庭花》，来自海外的大量劳工日日夜夜为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而劳作……这一切，即便像我这样的外来游客，也可以一览无余。

卡萨布兰卡的影子当我走在真主党控制区的街道上，思索这座复杂的城市时，马麦德又在一边说出了他的第二句“名言”：“在黎巴嫩，你永远不知道人们的真实身份。”

 

土耳其的马麦德   

其实我也不知道马麦德的真实身份。

来贝鲁特时，我住在一家当地著名的背包客客栈里。房间里有三张床，早已住进了两位年轻人。

“我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土耳其人。”其中一个高个子青年告诉我。

“我也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巴基斯坦人。”另一个矮一些、胖一些的光头说。他年龄不大，30 岁上下，大约是由于头发稀疏，所以干脆理成了光头。

就这样，我就和两位马麦德住在了一起。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他们并不属于伊斯兰教的同一个派别：土耳其马麦德是什叶派，而巴基斯坦马麦德是逊尼派。于是，在贝鲁特，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和一个中国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这只是一系列意外的头一件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土耳其马麦德是一位20 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体消瘦，神情严肃。他孤身一人从土耳其来到黎巴嫩，是为了进入叙利亚。

2014 年，叙利亚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派军队和北方的逊尼派反抗力量打得天昏地暗，所有理智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也关闭了土叙边境，避免邻国的混乱延伸到本国。但马麦德从土耳其千里迢迢折腾到黎巴嫩，试图穿越充满了难民的黎叙边界，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为什么要去叙利亚？他解释说是为了朝圣。他是一位什叶派教徒，而大马士革有一些著名的什叶派圣迹在召唤着他。但从他闪烁其词的解释中，我却读出了别样的含义。在和我谈话时，他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战争的渴望，使我确信他去叙利亚不是为了和平，而是想去参战。为了说明他的动机，我必须先把叙利亚战争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2011 年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战争双方分别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北方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对于这次战争，世界上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西方主流认为叙利亚战争是独裁和反独裁的战争，总统阿萨德代表了落后的独裁势力，而反政府武装则被看成是民主势力。

主流的逊尼派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看到了推翻什叶派（阿拉维派）统治的机会，支持反叛力量。而以伊朗为主的什叶派国家则毫不犹豫地对阿萨德总统倾囊相助。土耳其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也站在了叙利亚总统的对立面上。

但我的室友—土耳其马麦德虽然是土耳其公民，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是什叶派，是叙利亚总统的坚定拥趸。当我刚住进客栈，互相介绍完毕，他下一句话就是：“你来自中国，中国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于是迅速把我当成了朋友。

当然，他的话是有误解的。当西方国家都改弦更张，反对叙利亚政府、支持反对派时，中国政府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却从未改变过，于是就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支持总统了。

我没有纠正土耳其马麦德的话，享受着他的友好和善意。

随后几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情况：乘飞机来到黎巴嫩之后，土耳其马麦德立即坐车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交界地带，试图穿越边境，却被叙利亚政府军的士兵拦住了。

他向对方解释，他来自土耳其，是什叶派朋友。但守卫边境的政府军士兵不为所动，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是叙利亚政府的敌人，所有的土耳其人也都是不可靠的，哪怕他出自什叶派。

在穿越边境未果后，土耳其马麦德怏怏不乐地退了回来，回到了贝鲁特。之后，他辗转于贝鲁特整整一个月，不断地到真主党控制区去打探。黎巴嫩真主党也是什叶派的武装集团，当时正在国内招兵买马，再把士兵送到叙利亚，帮助阿萨德总统打仗。后来，马麦德带我去真主党控制区游荡，让我看街道上悬挂的一张张大幅照片，并告诉我，真主党在当地招了很多年轻人，运送到边境那边帮助叙利亚政府打仗。每一个年轻人报名后，真主党就会在他的家门前悬挂一张照片，以示光荣。照片如同一面面旗帜在风中飘荡，年轻的生命好奇地望着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躯壳却已经被送往了上百公里之外的战场上。

在黎巴嫩，真主党展示远程火箭弹

土耳其马麦德没有说他为什么去打探，也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回家。我想：他是在等待着机会，好再次前往战场。

直到我离开那个国家，他仍然在贝鲁特的小客栈里等待着……

 

巴基斯坦的马麦德

与土耳其马麦德的笨拙和不成熟相比，巴基斯坦马麦德更加熟练地解读着世界，显得更神秘莫测。直到我离开黎巴嫩一个多月后，当远方的伊拉克再次陷入战火，被一个叫作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r of Irag and al-Sham）的组织撕扯得粉碎时，我回想起他圆圆的脸蛋和狡猾的眼睛，才模糊地猜到了他的身份：ISIS 的吉哈德（Jihad，“圣战”）战士。他来到贝鲁特，就是为了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界地带打仗的。

如果土耳其马麦德真的越过边境去参战了，进攻的对象之一就是巴基斯坦马麦德。在贝鲁特旅馆的室友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个猜测曾让我在睡梦中惊醒。

但这就是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这不是电影，而是我亲历的真实。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一位逊尼派教徒。他自称是巴基斯坦人，一口超级流利的英语让我羡慕不已。直到临走前一天，我才看到他实际持有的是丹麦护照，准确地说，他应该是巴裔丹麦人。他的性格还带着印度次大陆的特征：爱争论，不容置疑。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把爱辩论当作印度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印度（巴基斯坦）人虽然爱辩论，却并不丧失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辩论并非总是剑拔弩张，而是在紧张严密之余又时不时让人笑出声来。

比如，有一天，巴基斯坦马麦德给我讲解伊斯兰教知识，讲着讲着，突然愣住了，一双圆眼死死地盯住我的脸，仿佛被某种新奇的东西牢牢抓住了，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脸竟然不对称，你的两只眼睛一只大一只小，一个高一个低。你怎么长成了这样？”

在我们大笑之余，他却又突然呆住了，等回过神来，再继续刚才中断的话题，给我讲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法学学派。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严格的逊尼派教徒的巴基斯坦马麦德并不避讳声色场合。比如那天他把严肃的知识塞给我之后，就拍拍屁股站起来，决定去贝鲁特的情色场里看一看。

在这个题目上，两个马麦德也总能取得一致，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眉飞色舞地交谈着。两人的母语分别是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但他们只能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交谈。

那天，等巴基斯坦马麦德一走出房间，土耳其马麦德立刻得意地对我说：“看，你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了吧？因为可以游戏人生。”

当晚，巴基斯坦马麦德回来后，我询问他结果怎样，他已经恢复了平日里懒散的镇定。他点头示意已经去过……但是，“你以为我是去找女人？”他反问我，“不，我只想更加了解真实的贝鲁特……”

和我们一起待了几天后，巴基斯坦马麦德最先离开。临走前，他告诉我，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伊拉克。我善意地提醒他：“伊拉克并不安全，你可千万小心。”

“不安全？”他狡黠地笑着问道，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需要解释两句，“我去的是伊拉克北部，那儿对逊尼派来说是安全的好地方。”

“去多久？”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许久，才悠悠地说了一句：“我决定不了……也许……很久……（It’s not decided by me…very long…maybe…）”话似乎没有说完，他耸了耸眉毛，下嘴唇外翻……这就是他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离开后，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无论他留的邮箱还是脸书（Facebook），都找不到他。他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并没有存在过。

一个月后，传来了逊尼派“圣战”组织ISIS从叙利亚越过边境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消息。这个组织曾经属于基地组织（Al Qaeda）的一部分，后来从基地组织中分离出来。ISIS里充满了大量外国武装分子，他们从欧洲经过土耳其、约旦、黎巴嫩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开展“圣战”。

我突然绝望地意识到：巴基斯坦马麦德就属于这个集团，他流利的英语、丹麦护照、对世界的见解、对人的狡猾，都留下了太多的线索，但我在当时丝毫猜不透。

2014年8月，ISIS称要把旗帜插上美国的白宫

事实上，在去黎巴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ISIS这个组织，也没有想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的成分有这么复杂。

正是我的另一位室友土耳其马麦德第一次提醒我，在西方和沙特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中，充满了大量基地组织的人。他认为这很荒唐，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击基地组织，但在叙利亚，美国为了打击总统阿萨德，却把武器送给基地组织。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美国人和以色列支持的叛乱分子都是基地组织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基地分子正从四面八方赶到叙利亚？”

他说这话后不到一个月，ISIS突然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头条，我才意识到土耳其马麦德说的是对的。在这之前，ISIS已经占据了大片的地盘，把叙利亚北方的温和反对派边缘化了。实际上，在几个月前，他们屠杀平民的视频已经在网络上四处流传，世界却扭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

在土耳其马麦德向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巴基斯坦马麦德总是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既不插话也不反驳，我们谁都无法猜透他的身份。

最终还是土耳其马麦德的那句话—在黎巴嫩，你永远不知道人们的真实身份。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可能是敌人，但在他们相处时又表现出善意，直到分开后进入各自的战争角色。

 

在贝鲁特，没有真相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有创造力？”

我按照标准答案回答：“这是制度原因。中国人每个个体都不比美国人差，但制度和社会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我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看，这是美国人准备好的答案，偷偷塞给你。”他不容反驳地说，“既然你说美国制度好，那么，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去了美国后，又做出了什么类似于乔布斯那样的成就？”他特别提到了刚刚去世不久的乔布斯。

我告诉他，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摆了摆手：“多少个诺贝尔奖都没有用。我说的是真正的创造力，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记住—乔布斯。”

我想了半天，举出来两个例子：一个是华人何大一（David Ho）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将艾滋病变成了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减轻了对人类的损害程度；另一个是旅美台湾人建立的视频网站，人们可以用它便利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享视频。他对第一个例子没有说什么，但对第二个例子表示了认可，看来他对视频网站的印象很深刻。

“但毕竟例子还是太少了，对吗？除了这两个，你也举不出更多来了。”他反问道。我不得不承认。

巴基斯坦人继续说道：“听你说过之后，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也许中国已经很强大了，但中国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人的某些缺陷，比如创造力不足，让中国不可能领导。”

我想继续反驳，因为他的话带着人种歧视的成分：他认为缺陷在中国人种本身，而不是制度，但他已经不再想听我的辩解了。

巴基斯坦马麦德对于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西方思想的观点都极其敏感，只要认为我的观点来自西方，就会毫不犹豫地反驳：“西方的观点永远只适用于西方，既然这里是伊斯兰的土地，就不要指望他们的东西能用在这儿。”

“比如，你来之前，所接受的关于黎巴嫩和贝鲁特的消息大都来自于西方的新闻报道，”他举例说，“但那都是错的。在贝鲁特，没有真相。除非你自己去观察和思考。”

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带我去看更加真实的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缩影，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有所反映，而所有混乱也都可以看到。

除了巴基斯坦马麦德之外，土耳其马麦德也在努力把他眼中的贝鲁特展现给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的教派，这两个教派在政治和军事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位马麦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观点却惊人的一致。

我把他们的看法综合起来，形成了伊斯兰世界整体上对黎巴嫩的认知，并扩展到对整个中东、世界的看法。

从2011 年兴起的伊斯兰革命（又称茉莉花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影响了许多国家，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亚洲的叙利亚、也门，还有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

在这一轮混乱中，黎巴嫩虽然也不够稳定，但却幸运地保持了大体上的和平。但两位马麦德不这么认为，他们要让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乱、不公平的现实。这些现实证明了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乱中的短暂停顿。

巴基斯坦马麦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华和奢侈。

当一个旅行者刚到这里，都会吃惊于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馆位于贝鲁特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Downtown），这里有着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业区（Beirut Souks）。

这片商业区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个区都要有格调得多，充斥着酒吧和各种奢侈店，到了晚间，众多的俊男靓女穿着正式或者暴露的服装在街边坐下，边吸烟边喝酒，欣赏着乐队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广告旁，就是严肃雄伟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个伊斯兰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反而像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贝鲁特中心商业区的乐队演出

这里的人们穿着也最开放， 在街头能够看到，有的女孩子还戴头巾，有的女孩子不仅不戴，还穿着超短裙，仿佛她们生活在纽约和巴黎，而不是中东。但这还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出入各种各样的高档场所，从门口保安林立的高档酒店，到专门为富人游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里停满了众多奢华船只，都属于黎巴嫩的富豪们。

在海边的汽车商店里，有着以美元计价的保时捷、法拉利。距离汽车店不远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马麦德随便指着一块毛毯询问价格，漂亮的售货小姐熟练地用英语和我们交谈，随手翻开毛毯露出价格牌，竟然是令人咋舌的30 多万美元，数字有零有整，精确到个位。在我惊叹于这些富人的奢华时，巴基斯坦马麦德却游刃有余地询问着毛毯的产地是伊斯法罕还是设拉子，并对毛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看到这一切的繁华，你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的国家吗？”从店里出来后，巴基斯坦马麦德问我。我回答：“想象不出。”

“那么再跟我来看。”他拉着我的手，随意地走到了大街上，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却仍然从海外招收大量的劳工来做低级工作，这位黑人保安显然就是劳务输入人员。巴基斯坦马麦德混杂着英语和阿拉伯语与保安攀谈起来。这位黑人保安来自非洲中北部的一个国家乍得（Chad）。“你的工资是多少？”巴基斯坦马麦德突然直截了当地问道。

“400 美元，先生，400 美元。”乍得人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从早上6 点站岗到晚上10 点，不准坐，也没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要自己挤，但他对400 美元工资非常满意。来黎巴嫩务工的人员大都来自于南亚、东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来的女仆，工资是200 美元（中东国家女工工资偏低），埃塞俄比亚来的扫地工300 美元。印度来的店员挣得多一些，500 美元，因为店员被认为是一种智力工作。

“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富豪们一掷千金去购买毛毯，却只肯给女工200 美元一个月。他们买一张毛毯的钱就可以把两个女工的一辈子都包下来！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宁肯失业闲着，也不做这些低级活儿。富人们从国外招收大量的劳工，这些劳工为了挣那一点儿钱，甚至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要放弃。”巴基斯坦马麦德愤愤不平地说。这一刻，他比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更加充足。

比如，妇女最基本的权利是生育权，但是，黎巴嫩政府规定，任何一个来务工的外国妇女都必须放弃怀孕权。不管是与合法的丈夫，还是与主人发生关系，妇女只要怀孕，就立即丧失一切权利，被遣送出境。

黎巴嫩人对劳工的态度，国际社会到最后看不下去了。他们印刷了不少指导小册子，告诉劳工们如何在卑微的境地使用一些维权的手段。巴基斯坦马麦德就送给我一本这种小册子，书的封底显示，资助这个项目的机构除了世界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分部之外，竟然还包括欧盟和瑞士发展合作局（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DC）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机构。“

这就是黎巴嫩富裕的一面。”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黎巴嫩之所以这么富裕，还来自于内战遗产。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大量的黎巴嫩人逃出了自己的国家，在海外居住的黎巴嫩人比国内的还要多。这些黎巴嫩人经过奋斗，大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黎巴嫩和平之后，许多人都选择长期或者短期回国居住，将大量的资本倾注在这个方圆只有一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加上黎巴嫩政府集中资本打造，于是形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富人区。“但如果你认为黎巴嫩只有富人，那就错了一千遍了。”巴基斯坦马麦德说道。

 

月之黑暗面

对于黎巴嫩贫穷的一面，是由土耳其马麦德带我去了解的。当我们从富裕的市中心区（Downtown）走向南边的平民区时，黎巴嫩又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豪华的酒店和楼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狭窄的街巷、肮脏的路面、破旧的楼房，几十年内战的痕迹都一一出现在眼前。

如果再往南走，从首都贝鲁特去南方的城市泰尔（Tyre），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儿有着黎巴嫩最大的难民营，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在难民营大门口，警察把守着入口，禁止外人出入。泰尔的贫民区街道上仍然悬挂着众多大幅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画像。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领导人，已经死了十年，但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旗帜人物。

从1948 年以来，在以色列的驱逐下，大量的难民从巴勒斯坦来到了黎巴嫩。几十年后，难民们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但他们仍然过着肮脏贫穷的生活，无法享受良好的教育和公平的环境。黎巴嫩的富豪们在贝鲁特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却无视逃难的人们在难民营中死掉。按照两位马麦德的看法，黎巴嫩政府不是无法吸收难民，而是不想这么做。他们故意把难民区分开，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黎巴嫩难民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要隔离难民，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和人口结构。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宗教结构。在建国之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几乎势力相当。黎巴嫩的基督教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叫马龙派（Maronite）。而伊斯兰教也分成了好几派：逊尼派与什叶派平分秋色。另外，还有一个当地特殊的教派：与世无争的德鲁兹派（Durze）。

黎巴嫩建国时，基督徒大约占了一半，穆斯林占了人口的另一半，人口的势均力敌在政治上也产生了一种平衡，基督徒的权重稍微重一点。如果将大量拥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吸纳，那么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势必向伊斯兰教徒倾斜，这是基督徒不愿看到的。所以，政府宁肯装作看不见难民问题，将他们隔离起来。

但这种隔离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20 世纪70 年代，当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入黎巴嫩之后，展开了武装斗争。巴解组织不仅要打击以色列，还要和黎巴嫩政府作对。黎巴嫩政府突然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无孔不入的游击队。于是，黎巴嫩逐渐解体了。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当不堪巴解组织骚扰的以色列终于决定动用武力入侵黎巴嫩时，这个国家更加碎片化：巴解组织、以色列、政府军乱成一锅粥。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也参与进来，形成了一派势力。

另外，另一派更加强硬的势力也在形成：真主党。当以色列人、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都有着本派的代理人时，作为国内少数派的什叶派也决定寻求自己的势力。他们依靠伊朗的帮助，组建了一支令人谈之色变的武装部队—真主党武装。他们人数虽然有限，但却依靠着不要命的作风赢得了地位，甚至超过了政府军的风头。

即便黎巴嫩内战停止，真主党仍然拒绝交出武器融入政府军。他们虽然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黎巴嫩政治之中，却又保留着独立的军队。

当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巴解组织也已经回到巴勒斯坦执政去了，人们才发现，清洗完一地鸡毛，身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仍然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

巴基斯坦马麦德甚至谴责黎巴嫩政府拿难民问题做生意：由于难民的存在，国际社会给予黎巴嫩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中有一部分被黎巴嫩政府挪用去盖高档的商业区，补贴了本来已经很富裕的人们，维持了政府的运转，以便在将来向国际社会索要更多的援助。

“你认为现在黎巴嫩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吗？”事后，土耳其马麦德再次问道。

在两位穆斯林看来，黎巴嫩的战争不会结束，就像中东的战争不会结束一样。一个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有着大批的难民，宗教问题、政治问题都越来越突出，邻国在打仗，战争就不会远去。

当我们站在贝鲁特富人区的灯火通明中时，旁边就是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士兵，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而在不远处的蓝顶清真寺旁边，则是停放前总理哈里里（Rafi c Hariri）灵柩的帐篷。哈里里就是贝鲁特富人区的主要开发者。在黎巴嫩内战时期，这位幸运儿跑到了沙特，成为沙特王室的座上宾，依靠给国王做工程大发横财。由于有沙特的撑腰，他组织了结束内战的和平谈判，并担任了新黎巴嫩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在总理任上，为了建设新黎巴嫩，他主持开发了这片著名的商业区，本人也变得更加富有。2005 年情人节那一天，已经不再担任总理的哈里里被刺杀。他的死亡引起了一场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从内战时期就驻扎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撤走了。只是，哈里里被刺杀十年后，其灵柩仍然被临时停放在那儿。谁刺杀了他，至今仍然是一片迷雾。

在黎巴嫩东部，叙利亚的战乱又带来了另一波难民潮，黎巴嫩政府在想方设法地堵截着这些难民。当我坐车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回首都贝鲁特时，由于谷地处于黎叙边境方向，一路上军车众多，哨卡林立，士兵的检查一道接一道。

黎巴嫩的逊尼派、什叶派都在争相把自愿者送往邻国的战场。在东部，极端组织的人员不断地从叙利亚越境，骚扰和袭击黎巴嫩的人民。

“这就是你看到的景象，”土耳其马麦德总结说，“一个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国家，四处是军队，没有人有安全感，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

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要说这个国家的人，就是在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都知道局势。他们装作在这里维持着和平，可是，在贝鲁特的港口里随时都停着一艘美国军舰，一旦有事情发生，联合国的人就坐着这艘船逃走。他们只会在和平的时期来维持和平。”

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去看过那艘军舰，它如同一头灰蒙蒙的怪兽停泊在港口，望着这个复杂的国家。

“这个国家从长期来看，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是个失败的国家，处于一个失败的中东。”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在他看来，除了黎巴嫩之外，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无疑也都是失败的国家样本，整个地区都是失败的。

什么是成功的国家？

他们都没有明言。但也许，两人都试图按照各自的理想寻找所谓的成功。土耳其马麦德试图推广什叶派信仰，而巴基斯坦马麦德妄图用一种中世纪的教法国家（ISIS）取代那些他认为失败的国家。人们建立那些稀奇古怪的政权，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并拥有强烈的自信，以为能够改造世界，让世界更好。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狂妄和灾难。每当看到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烧杀掳掠的新闻时，我都会想起巴基斯坦马麦德自信的眼神。

巴基斯坦马麦德有一点是正确的：黎巴嫩只是一个样本而已，而中东的许多国家都可以作为下一个样本。每个国家的历程都不相同，却又都经历着艰辛和眼泪，在巨大的颠簸中消耗着无谓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