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全世界进入一个共识不再、意见撕裂的时代。夺人眼球的新闻层出不穷，不同意见让人们在聊天群、评论区被迫站队。关于社区团购，有人认为冲击了菜贩，造成员工的“996”和产业的“内卷”，但也有人称赞其给消费者带来的便利和低价。大洋彼岸，美国国会大厦被冲击、推特封杀总统特朗普，谁对谁错，众说纷纭。

在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看来，这是大变革时代的自带属性——“黑天鹅”频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而每个人又都置身于“信息茧房”。在他的新书《破茧》里，施展指出，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的出现侵蚀了传统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所谓现代风险社会的基石——共识，也因此弥散掉了。

2020年，疫情、“黑命攸关”运动等“黑天鹅”频出，人们被迫进入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各种撕裂背后可能的原因。当然，希望也会孕育，因为“普遍的恐惧”可以成为建立共识和秩序的起点。为了建设新的公共性，人们需要新的想象力。

施展是少有的跨界学者，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学背景，著有《枢纽》、《溢出》和《破茧》。近期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他用自己的理论体系，诠释了当下最热的话题。

在谈到互联网反垄断时，他认为民间情绪是错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互联网大厂已经具备了公共品属性，政策也应该由此出发；针对数据隐私和权利等问题，他提出隐私算法可能在未来会变得非常重要，应该是“数据不上传、算法下传”，既能保障大数据的意义，又能保护个人的隐私，他还构想了一个类似于协会性质的制度机制设计。

针对美国政治，他说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不见得是件坏事，意味着从“信息茧房”里出来的人们正在通过情绪的宣泄磨合“边界感”。而推特封杀特朗普则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虚拟世界的“权力”和“权利”观并不是实体世界的简单映射，这是今天必须认真回应的问题。

以下是对话全文。

 

界面新闻：我们从最近热议的拼多多员工猝死开始吧。本质上还是延续了讨论很久的对“996”的批判，对大公司的恐惧。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舆论对互联网大厂的情绪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不光是对“996”，还有“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等等，您认为，这种转变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施展：我只能说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我认为，这种转变背后是因为现在机会少了，机会少了，就会出现内卷化的状态。

内卷的概念现在很流行。但实际上，从21世纪进入到互联网经济以来，“996”就长期存在，只是前些年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不满，因为那时候人们能感觉到的机会还很多，人们多半觉得我今天的“996”是为了明天能够获得更大的机会；但是今天机会少了，人们被困住了，变成了不得不“996”，那么除非是真正地热爱这个事业，否则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了。

态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机会发生变化了，而机会发生变化这里面又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最近很多人谈到的，互联网大厂是否因为它的垄断扼杀了很多创业机会。我认为，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并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大厂不止一个，大厂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一旦发现了好的机会，这个大厂不做，别的大厂也会去做。

问题更大的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即，我们现在用的还是过去的那套商业模式，而这套商业模式的红利大致上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需要发现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更重要的是，需要出现新的技术突破。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那么过去的商业模式在现有技术条件之下，红利已经吃得所剩无几，就会陷入到内卷。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政府在很多领域可以进一步放开管制，有些经济机会就会被释放出来。技术的突破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在出现突破之前，放松管制，它仍然可以相当程度上提供新的机会的。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政府放松管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过去这一两年对互联网的监管其实是在加码的，呼应的是来自民间的一种很大众的、朴素的情绪。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施展：实际上我觉得民意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些错位的，错位在哪？就在于设置错了讨论的问题域。

从产权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大厂当然是民营企业了，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在提供公共品了。提供公共品就意味着它要承担的就不再仅仅是个商业责任了，而是要同时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到底什么才是它们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它是否承担到位了，怎样才算承担到位了？……这些是值得反思的问题，需要进行比较有效的社会讨论。

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反思、讨论都还不够，而大众舆论把问题指向了互联网大厂的垄断；而“垄断”，这仍然是在从商业角度来谈而不是从大厂的社会责任角度来谈。

当然我这所说的社会责任跟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还不一样，一般企业也都说我们有自己的CSR部门，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提供公共品的意义上，你不再仅仅是一个私营企业，你同时是整个经济系统当中的一个构成性要素。所以，这里我所说的社会责任，是指你在作为系统的构成性要素的意义上，需要承担的一些特殊的责任，这些责任就不能简单地用一些商业性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了。

现在大众对于反垄断、对于资本的批判等等的讨论，仍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业性的问题来看待，这个讨论本身就是错位的。我们目前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错位的讨论来尝试进行反垄断，这个政策本身也是需要被进一步地探讨。

这种探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如果企业已经成了整个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构成性要素，那么它就需要经受更多监管，在这个意义上，我是非常赞成更多监管的，目前可能很多监管还不到位。但监管和反垄断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是从反垄断出发，可能其指向的点本身就是错位的。

大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天然地就应当是有垄断性特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系统效率，你犯不着在两个城市之间建设十几条高速公路让它们彼此竞争。但是垄断性特征的基础设施，就有个前提，它必须提供非排他性的普遍服务，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便设置了排他性的服务条款，这是违背基础设施的基本逻辑的，那就是需要被监管的。我所说的监管和反垄断是不同的两回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同等重要的是，有监管，也就应当有权利。大厂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对应于其在经济系统中的结构性地位，应该有一些匹配性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向它们释放出来，这才是恰当的，也才会激励更多大厂去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该向它们释放些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空间？该如何释放？释放之后又该如何监管？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目前在这方面讨论还很不到位。

界面新闻：猝死的拼多多女孩是在新疆参与社区团购业务，而社区团购近年来是互联网大厂争夺的焦点。从去年底开始，社区团购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反弹，很多人认为这些巨头通过低价补贴模式挤走菜贩的生存空间，最终又会在垄断后通过提价损害消费者利益。您认同吗？

施展：我不这么认为。巨头参与社区团购，它一定会提高最后一公里的效率的，不能提升效率它在这件事情上就不会有机会，也就不会启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提高效率的过程中，这些巨头的社区团购业务在最后一公里落地时，也需要跟终端接触的触角，这些触角很大可能就是由原来的社区小店转化而来的。终端消费者在社区团购中，很大可能仍然是跟这些社区小店接触，只不过小店的运营会被巨头重新整合，会被巨头庞大的系统品牌给重新赋能，其运作逻辑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只要是会提升效率的事情，早晚还是会有人去做的，因为里面蕴含着商业机会，有机会就会有人进去。所以即便大厂们暂时放弃了社区团购，但这个事情本身不会因此就不出现了。然而，我们不能光看到整体性的效率提升，还必须看到微观层面上可能阶段性带来的具体伤害，也就是说：在提升效率过程中，是否给传统的社区结构带来伤害？如果出现这种伤害，也不是说这事就不要做了，因为刚刚说了，能带来效率提升的事情一定有人会去做；此时我们要追问的是，该怎样设置一些缓冲机制，使得这种必然到来的伤害是在一个渐进的可承受的范围内，让社会能够有从容的时间和心态去消化掉它。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制度、管理规则，是否会有更好的迭代空间，能够让这些菜贩、外卖员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再强调一遍，所有的迭代空间都得以对技术进步的承认为前提，一旦一个技术是有效率的，或者某个商业模式是有效率的，你再认为它不好，它也一定会出现，也一定或扩张，整个市场都可能会被它拿下，但是，在被它拿下之前，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找到某些更好的机制设计，让这个过程中的“受害者”能够体面地、从容地退场，这就跟技术跟商业模式无关了，而是跟你的制度设计有关。

所以社区团购它既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又是个社会问题。

界面新闻：最近关于数据隐私的讨论很多，比如人脸识别——进社区要刷人脸、房产公司通过人脸识别区分客户等等。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施展：一方面需要新的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本上还是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先说技术。我在《破茧》书中提到了隐私计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是我们的数据上传到云平台，然后在那完成大数据的计算，在云平台上被算法来整理。未来的逻辑是什么呢？数据不上传，算法下传。

所有的数据都在你自己的终端上，然后，这个算法下传进来之后，你的数据进到他的算法里面就有点类似于进入了小黑箱，都是在你的手机里面，而技术上是能够确保对数据的各种计算过程都是加密的，没有人知道这数据究竟是什么，它只能反馈出来一个计算结果。这样的话就既能够获得一个大数据所需要的意义，也就是统计学上的结果，同时又能够确保个人隐私不被别人拿走。

隐私计算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公共品。

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但是任何技术它最终必须得在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当中被应用。而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基本上都是基于前数字时代的技术条件设计的，已经落后于新技术的需求，所以接下来需要一系列新的制度设计，这里面会包括很多东西，比如，什么样的隐私是不可以随便应用的。

只要规定了什么隐私是不可以被随便动用的，基于隐私计算，就可以在技术上得到保证。另一方面，一旦我承诺了我的隐私可以给你用，以什么方式被你用，那么我是应当获得分红的。其实这一点目前在技术上也已经能够实现了。

然后在这一系列的规则里面，又会衍生出更多的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对于个人权利、对于产权等等的定义，可能都会被迭代，各种新规则也会浮现出来。

界面新闻：谁应该来引导这个制度设计？

施展：几个来源吧。第一，政府会去做一些制度设计，但政府做的制度设计往往都是滞后的，通常等新技术引发的问题出现后才会跟进，这是因为政府不在技术和商业发展的一线，对于变化的感知就会是迟一步的。但是政府手里掌握强制力，是执行力的终极担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适合做的是制定负面清单，而不是正面清单。正面清单应当让企业来做，企业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一系列的新的规则，博弈过程也可能逐渐演化、发展出一些商人性组织，比如我在书中开的脑洞——“全球数字治理联盟”，这种商人性组织会是制度设计的第二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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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来源可能就是学界。这个来源会涉及到一系列更复杂、更深层的东西，比如，数据相关的个人权利，都需要重新界定，否则的话，不管是政府的负面清单还是企业的正面清单，都会存在法理上的漏洞。如何从法理上解决这些漏洞的问题，就是学界的责任。

所以这是需要几个领域共同往前推动的，而推动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首先需要意识到形成新规则的必要性。所以我写《破茧》这本书相当大的一个意图就是，把这个问题先喊出来，让这本书作为一个靶子，激活问题域，促使更多的人一块来参与这方面相关的讨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界面新闻：您刚才谈的可能都是较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但就眼下的问题，人脸识别、网络暴力、"社会性死亡"，等等大家都比较关切的互联网时代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办法去应对？

施展：目前没办法。因为缺乏相关的权利救济机制。要想有权利救济，相应的法律逻辑都得跟得上，目前这些东西全都没有。

但是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变迁的时代有个特征，就是黑天鹅无穷无尽，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就会冒出来，于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随着足够多的这种事情出现，人们会开始反思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反思了。随着反思的出现，一些新的网络伦理，也会自发地被发展出来。我在书里也提到了，共同的恐惧才是新秩序诞生的基础。这个演化过程应该不会特别长，因为网络时代它的迭代速度非常之快。

界面新闻：过去这一年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对中国崛起的自豪；另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996”， “内卷”，以及“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等，都在彰显着个体的无力感。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在同一群体。如何解释这种情绪的分裂？

施展：前者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唯一正增长的一个，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抗疫做得不错，在世界各大国当中独树一帜。但这些都只是表明，中国作为一个系统，它的效率不错。

我们观察一个系统的时候，要观察它的价值观，这决定了它能走多远；同时还必须要观察它的组织能力和组织机制，这决定了它的执行力。组织能力和组织机制是纯操作层面的，跟价值观、意识形态没太多关系。就组织能力和组织机制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是很强的。

于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不错，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宏观的不错，并不会自动地线性传导到微观层面上，让每个人都感觉很好。同样，微观层面的问题，也不会线性传导至宏观层面。

我们现在讨论当中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或者说会陷入的一个误区是，认为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变化必然是线性传导的。但这个假设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中国宏观层面上组织能力很强，跟中国特定的政体形态有关。对此我不做任何价值判断，不从制度优势与否的角度讨论它；现在网上有太多对问题的讨论都是不问事实，先问立场站队，这种讨论法会让我们离事实越来越远，所以我观察问题的时候都会强迫自己先放下任何价值立场的偏好，先把事实看清楚再说。中国的组织能力很强，我称之为一种制度效果，在面对不同事的时候，同样一个制度有时候可能效率高，有时候效率就会低。你不能碰到效率高的时候就说有制度优势，效率低的时候就有说制度劣势。

就中国政体而言，我们的组织能力很强，对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都比较强，有利于抗疫，但这样一个特性，并不必然会保证每一个微观层面的企业会获益，甚至恰恰是这种特性，可能伤及到了微观。过去一年我们也看到了大量案例，比如，为了抗疫实施的某些“一刀切”做法，再比如为了环保强拆煤炉等，会在微观层面上带来很多伤害。

但是这个制度又带有另外一个特征，即，如果你微观层面上遇到麻烦了，这些麻烦已经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就索性从宏观上给个整体性解决，把问题全都收到宏观层面，由宏观进行总体的调配，这也是它的一个制度特性。只不过，这个向宏观收的过程，经常会从其他方面又带来新的微观问题。但无论如何，站在火星视角来看的话，中国在微观层面上的诸多不乐观，跟宏观层面的表现很好，是可以共存的。这是其他国家很少出现的状况，但在中国确实是这样，这里面有着必须获得解读的制度特性。

界面新闻：后疫情时代的政治观，是否强化了您在《破茧》书中提到的“封装式思维”？

施展：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封装式思维”，一个是“信息茧房”。

我在书里也谈到了，“封装式思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所谓的“封装”是指你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领域全都封装到政治这样一个小盒子里面来思考，认为政治统摄一切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那些领域实际上是各有各的空间结构，各有各的运行逻辑，政治根本无法全面统摄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仍然习惯性地会以封装式的方式来思考呢？这又与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相关了，它还是可以延伸到法国大革命上去。法国大革命创立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有个基本前提，就是这个国家内部所有人都得认同本民族，其对应的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你不能认同其他民族。当然这里的民族（nation）跟咱们平时说的一个国家内部的多少个民族（ethnic）不一样，你可以把nation理解为国家。

然而，如果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彼此高度依赖，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认同本国同时不认同他国”的教育就很难成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80年代时任法国教育部长儒勒·费里推动制定了后世所称的《费里法案》，规定教育要由国家来主导，教育中一方面要有各种对于技能的教授，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民族认同的教育。这样一种教育模式较为成功地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抽象理念转化为国民的普遍认同，于是吸引了各国的国民教育逐渐都走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就是把所有的其他的问题都统摄在政治问题下面来处理，封装式思维逐渐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思考范式。100年来这种教育方式在各国普遍盛行，所以不只是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封装的思维，西方人同样也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方式思维。

在“信息茧房”里，同样的信息不断地自我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封装思维也会被强化，反思性的思维不容易出现。所以我在书里也谈到，在“信息茧房”里，人们会感觉特别舒服，不愿意出来，除非有不断的黑天鹅冲击，最后把你的“茧房”冲击得七零八落，你就不得不出来了。到那时才会有突破的可能性。

界面新闻：最近美国人就面临着“茧房”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刻，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导致5人死亡。您怎么看？

施展：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对美国还是个好事。首先，特朗普上台是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我在书中也谈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可是美国也有自己的生产部门，就是那些传统产业，而这些传统产业没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创新，它的传统产业就会越被搁置到一边，因为越创新它就越有跟中国制造业结合的动力，毕竟中国能大规模量产，效率也是谁都比不过的。美国的传统产业被搁置一边了，那些工人也就被搁置一边了，产业的割裂，背后是社会的撕裂。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大选是前所未有的撕裂，而这种撕裂十年前就有了，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像特朗普所说，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就好了，带回制造业，这事儿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制造的成本控制能力太强了。特朗普做不到，就意味着现有结构下的社会撕裂是不可避免的，撕裂中双方就会有怨气，甚至敌视、仇视，这种情绪需要释放出来。

可是情绪释放了，还得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怎么办？双方相处的时候，各自的行为边界是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抽象设定，得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磨合出来。

所以这次冲击国会大厦，它是美国社会撕裂一种比较极端的表现，但也并不像网络上很多言论所说的，属于南北战争都没出现的极端严重的情形，实际上事态很快就平息了。

但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很强。强在哪呢？冲击国会大厦的事情一出，特朗普反对大选结果的各种努力，其正当性都消失了，同时拜登上台的正当性得到了强化。因为就连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意识到了，冲击国会大厦做得过头了。这些人，哪怕反对拜登，但也是认同美利坚的，而认同美利坚首先就是认同美利坚的法律。与此同时，对所谓的左派、白左来说，这件事也给了他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不理会我们的话，我们是会掀桌子的。

所以双方的边界感，反倒可能会通过这件事逐渐磨合出来。而一旦边界感出来，美国社会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秩序中。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推特封杀特朗普，是否可以说，企业平台成了美国三权和媒体外的第五种力量？

施展：前几天我刚在公号“施展世界”上发了一篇札记分析这个事情，在我看来，目前对此事的很多讨论都失焦了。现在的讨论一种是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另一种则提出言论自由是个人权利，用以对抗公权力的滥用，而推特公司是个私人公司，可以拒绝向不喜欢的客户提供商业服务，所以没有侵犯言论自由。两边都没有意识到，在今天，争论当中所涉及到的“权力”、“权利”的意涵都得重新理解了。

现有的意涵是，国家垄断了国境内的暴力使用权，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正当使用目的，应该是保障法律所界定的私人“权利”，由此形成公共秩序，这就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品。个人权利在对各种公共品的使用中获得具体实现。

在今天，数字巨头在虚拟空间中提供了公共品，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公共权力；但它们的法律身份是在实体空间中被界定的，从产权上来说它们又是私人公司，有着决定自己是否服务特定客户的权利。

结果是，数字巨头基于它在实体空间的法律权利，行使着虚拟空间中的权力，决定着人们虚拟身份的生死，人们的虚拟权利无法获得保护。于是，在数字巨头这里，本该用以对抗公权力的私权利，却在虚拟空间中披着私权利的外衣行公权力之实，以权利的外壳对抗着对其权力的制约。

这里面有着种种错位，这些错位，原因在于数字巨头用实体空间的权利来获取自己在虚拟空间的权力的正当性。这在特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套利。说得更准确些，这都谈不上套利，而是在“实有”和“虚无”之间的穿梭，虚拟空间中的“权利”和“权力”都还未获得定义，都处在一种秩序缺失的混沌状态。这个事件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提示着我们，虚拟空间的“权利”和“权力”不会是实体空间的“权利”和“权力”的简单映射，它们究竟是什么，是今天必须严肃面对、认真讨论的问题。

界面新闻：世界已经进入大变革的临界点？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施展：实际上变革已经孕育了好多年了，然后疫情让它加速爆发出来了。所谓的变革，动力通常都是现实中运行的真实世界，与人们用来治理真实世界的规则之间不匹配了。

这个事情我在书里面不断在谈，中国的崛起、工业生产中供应链网络模式的运转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各国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一致了，而这个不一致就使得过往的治理秩序和规则，现在都不大管用了。

然后，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真正在运作的社会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熟人社会，而是进入到一种“抽象熟人社会”了。今天所谓的熟人多一半都是网友，可能都是你没有机会在线下见到的人。

“抽象熟人社会”跟“传统熟人社会”，它的伦理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性当中同时有着天使性的一面和魔鬼性的一面，天使性的那面让人愿意合作，魔鬼性的那面让人愿意背叛以便获得更大利益。博弈论的经典情境“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在与他人合作的时候，人们经常更愿意背叛，因为率先背叛的人就有机会占到便宜。如果没有公共的外在强制力，那么人们大概率都会走向“囚徒困境”，走向背叛。

克服“囚徒困境”的一个办法是，让公共的、外在的第三方强制力来确保背叛者会遭到极为严重的惩罚，这样他就没有动力去背叛了。另一个突破困境的方式是，通过反复多次的博弈，使你发现跟我合作比背叛我受益更大。但是反复多次交易的前提是什么？“传统熟人社会”。从一个角度来看，“抽象熟人社会”又是个“准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是一锤子买卖，要实现多次博弈的前提很薄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秩序如何能够维系，让人们更愿意合作而不是背叛？传统熟人社会的很多机制都不管用了。

社会结构变了，一系列伦理基础、制度设计全都得变，而这些新技术是最近这十几年才出现的，但是它的迭代演化速度非常之快，快过了我们在地球上以往所见过的任何新技术的迭代速度。它对社会的改造的速度也会是非常快的，很多时候甚至会让我们来不及思考。疫情是一个加速器，让各种问题加速爆发出来。

界面新闻：在这样一个社会，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去破除“信息茧房”？

施展：很难，我的建议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单向度的观念系统当中，但在“信息茧房”中，这对个人有很高的要求。你要尽可能的多地去看不同的观点，尽可能多地去接触反面意见，即便你不认同，但是它可能会让你意识到以前你意识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