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山

 

一

那是2015年3月，天气刚刚转暖，我到了金鼎轩二楼，不自觉地寻找穿着道服的人。但是坐在座位上的，是一个微胖的，带圆眼镜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没什么两样。他站起来迎我，身高约一米八五，我首先看到他微腆的肚子，刚好和鞋尖平齐。

他自我介绍，叫陶金，今年三十三岁，是清华建筑设计院的一名建筑师。

“你不是道士吗？”朋友是这样跟我介绍的。

“嗯？”陶金很惊奇，“我只是好道而已，顶多算是居士。”

我那时还分不清居士和道士，也许差别就在于不穿道袍吧。他穿一件淡灰色的毛衫，露出米色的软领子，配着黑色的休闲裤，白色英式懒人鞋。我介绍了自己，说想写一些和道士有关的问题，他听得很认真，喜欢左右拧下颈椎。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年轻人会和道教联系到一起。

陶金说他专门做宗教建筑。“但我做的和别人不太一样，会稍微新一点，不会用钢筋混凝土浇一个假古董。”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什么样算新？少林寺算是假古董吗？陶金拿出他的iPad mini，找了几张照片递给我。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明亮的大堂，全玻璃的屋顶，流线型贯通全屋。如果不是边角隐约看到怒目的神像，我会以为是一间才装修的商场。 

“这是最新建成的一个德祐观，在茅山的二茅峰，”陶金说，“还有两个也快完工了，风格上类似，但没有这个醒目。”

我又看了几张德祐观的照片，它似乎在山顶，旁边没有人迹，几块残余的墙壁和柱檚被玻璃保护起来。我忍不住要求陶金把照片发给我一份，他坐在对面，嘴角得意地扬起来。

 

二

 一般的中国人都分不清寺、庙、道观，提起来，人们想起的都是古典建筑：飞檐、红漆、香烟、造像、几进几殿。

我的家乡是东北的一座油田城市，非常年轻，人口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移民。今年春节，我途径新城区边缘，那里正在盖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寺庙刚封顶，脚手架还留在飞檐的旁边。周围都是芦苇，采油机散布其间，一道新修的公路从旁边穿过。

同学告诉我，这是油田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住持是原来采油一厂卖佛教用品的女老板。女老板会些中医，80年代宗教热之后，她很快崛起，成为油田最著名的佛教法师。先在附近盖了一座寺院，后来筹到了款项，再建了这座四层的唐宋混合寺庙。

在中国，这样的建筑事例有很多，尤其在景点当中，像长沙的天心阁、南昌的滕王阁、昆明的大观楼、杭州的城隍阁，都按照这种刻板印象复建。混凝土浇灌的柱子涂上红漆，水泥板的房顶，还得作出房檐，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那是一座

建筑风格的背后，是微妙的心理诉求。以前，中国的宗教建筑确实是同一风格——中式砖木结构。古代的建筑都如此，现存的很多老清真寺、天主教堂，也都是东亚式的砖木结构，充其量就是胡同上多一个门，门上有个匾，标识一下。当时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外来者，他们主观上努力向中原靠拢，为了方便传教。现在一些老的清真寺里，还经常能看到类似“道法参天地”、“钦若昊天”这样的匾额。

但在20世纪的变革中，城墙被拆掉，旧城都推到，只有部分建筑被当做文物保存，其中很多都是寺庙。于是，寺庙就成了传统的标示，也造成了“寺庙=古典建筑”的刻板印象。

作为建筑师，陶金能够理解这些现象，却有自己的坚持。自从在金鼎轩吃过饭之后，我和陶金很快成了朋友。他所在的建筑设计院，偶尔也会接到一些类似这样的建筑项目。“很多人一上来，就要假古董风格，”陶金说，“有的禅寺住持见面就说：我要一座唐风大殿，我要一座宋风宝塔，完全不顾教派和仪式差异。但实际上在唐代，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禅寺。”

但陶金也很清楚，建筑想要做出来，设计者并不是最终拍板的那个。他和很多宗教的负责人接触过，他们很少能接受新一点的建筑思路。陶金说，他能做的就是引导，劝不了，很正常，继续等待下一个机会。

引导的过程令人精疲力竭，即使项目做出来，一旦有政府换届等变动，整套方案都可能夭折。我和陶金第一次见面时，他iPad里还有其他一些照片的设计图，是中国东部某省的佛学院。那座佛学院的外部和常见的佛教建筑相似，有屋檐、斗拱等，但到了室内，宽敞，明亮，更像是现代办公楼或是公寓。陶金说，那是他和甲方协调多次后的结果。

夏天再见面，他忽然提到这个项目，说有终止的可能。原因是领导要把房子修成佛的形状，而建筑师的操守不允许他这么做。

“我花了很大功夫说服佛学院的人接受方案，以为没问题了。”他说，“怎么着？最后还要报到最上一级领导，领导看了一眼，说：‘佛学院，要有点佛教的意思。我们是弥勒佛的道场嘛，就修一个弥勒佛形状的吧’，然后就批示要改设计。”

他干笑了一声，摇了摇头。接着说：“弥勒佛形状怎么修呢？没法弄。我和我们头儿讨论，决定不修改，实在不通过，就退标。”

陶金还算满意的作品，就是他向我展示的那张照片：茅山的德祐观。它和上面那些宗教建筑都不同，明显不属于古典建筑的模仿。就像陶金说的那样，它确实“有点新”。

见完陶金的几个月后，我碰到了另一个建筑师朋友，他主做商业地产。我给他看了德祐观的照片，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线条，通常会用在商场里。我告诉他这其实是道观，他眉毛皱起来，立刻问我：“在哪里？”

“茅山，江苏茅山。”我说。

“哦！那里的道士很厉害吧！”他忽然有了兴致，“听说那里算命很可以。”

 

三

陶金对建筑的兴趣，常常也伴随着对宗教的兴趣。他是北京人，小时候住在雍和宫附近的北新桥，相比于游乐场，他那时就很喜欢逛庙。

到了初中，陶金开始在少年宫学习船模。当时97年香港回归，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船模，打动了陶金，他决定模仿一个，参加竞赛。船身部分很简单，他分析了结构很快就搭出来，但电视上的船尾有一个小建筑，陶金怎么也模仿不上。那是一个微缩的古建筑，陶金相信，建筑和船模一样，都是结构问题，他要从此入手。

第二天，他就去了西单图书大厦，挑了马炳坚的书，立刻就着了迷。书中大量的建筑分析图，解释得非常具体。做好了船模，陶金也知道了很多古建筑的术语。之后，他就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那些被占用已久的寺观中闲逛，每每都能将庙观的结构与书中的知识对应上，给了他莫大的乐趣。二十年前的北京，不少庙观变成了住宅和单位，足够陶金周游。中考之前，其他同学在认真复习，陶金仍然拿着一本《钦定日下旧闻考》，跨上自行车四处跑。

“我当时有点民族主义，喜欢本土的东西，”他说，“很小的时候，我就模糊地对道士有好感，就觉得其他宗教不是本土的。说来好笑，不大点儿的小孩儿，哪来这么多念头？”

2003年，陶金去英国读预科，之后进入诺丁汉大学建筑学专业。他想，建筑是一个足够养活自己的工种，而且眼看着那么多美好的古建筑消失，他希望通过建筑专业做点什么。

英国的学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慢慢地，陶金将自己的兴趣放到了更大的视野里。那时，他开始观察新式宗教建筑，很多都非常亲民，不像印象中那样庄严、肃穆。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派，常常使用更加亲和性的材料，更多的木材，更多花哨的素材，看起来更像是礼堂、舞池。聚会时，牧师拿着吉他，教众围成一圈唱歌，如果不经提醒，外来者会以为进到了小型酒吧。

“我一开始总在想，为什么新教能做到这样。”陶金说，“后来想明白了，因为经历了宗教改革，教义和组织形式都灵活、自由，契合于现代性社会，自然不必再以庄严、肃穆的威慑力服人。很多基督教堂设计上就反对称，我觉得是故意的，因为他们的教会形态也便如此，没有绝对的权威，每一个人对圣经都有解释权。”

他举了一个透光的例子。传统的教堂会在建筑正中央的穹顶开天窗采光，这不但有实用功能，更是一种传统宗教都具有的神圣空间范式，它营造的是位于宇宙中心的神秘秩序感。但新教教堂却会选择非中央的位置开天窗采光，又在别处以其他建筑语言平衡视觉构图，造成了灵动的感觉。

就连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天主教也如此。二战前后，天主教被质疑“腐朽、老旧、反动”， 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决定大刀阔斧简化宗教仪式，涉及到教堂设计，去神秘化：祭坛被从“禁区”至圣所移至穹顶下方，被教友们簇拥。此后的天主教堂，建筑形式的新颖感一度和新教相仿。法国巴黎的神圣约柜教堂是新天主教堂的代表，它没有高高圣坛，没有严肃的雕像，室内的挑高也很低，让人屏气凝神的震撼感消失了，更像是一个社区的文化站。

之前在诺丁汉上学时，陶金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回国采访一些老道士。这一年，有位老道士忽然去世了。“我非常震惊，”陶金说，“因为还有东西没有问他，特别遗憾。我觉得不能再等了。”

2008年，陶金辞去英国的工作，回到中国。在北京，他帮助母亲打理一个自闭症儿童学校。他还正式拜了一位苏州的老道长为师，业余时间，他会从北京前往苏州，跟随老道长学习仪式知识。

那时，尽管中国遍地都在兴建宗教建筑，但陶金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仍然是一个没有作品的建筑毕业生，兼职做着和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也没有加入建筑公司的打算。

2011年，陶金的师爷在上海羽化，他前去吊唁。会上，他遇到了同一师门的杨世华道长，按辈分，也是陶金的师伯。杨世华和陶金聊了几句，觉得投缘。陶金也觉得这位前辈没有架子，思路也很开放。会后，两个人坐一趟飞机到北京。杨世华对陶金感叹，如今，所有的庙都建成一个模样，没有哪些有新意。陶金给他讲了自己的建筑理念，下飞机的时候，杨世华对陶金说，你讲得不错。

杨世华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道教协会会长，住在茅山，也兼任句容市道协会长。没过多久，杨世华就打电话给陶金，“我们这里有几个庙要建，但想要新一点，漂亮一点，不想做成假古董，你要不试一试？”

这是他第一次可以独立操作建筑项目。陶金答应了。

 

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茅山最出名的似乎是道士——驱鬼除魔，降服僵尸。其实，茅山道士和茅山关系不大，只是借了茅山的名声，将巫术包装而成。历史上，茅山的道士们都属于上清派，是道教赫赫有名的派别。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代表人物全部是江南的士族精英，它在隋唐时期盛极一时，唐玄宗曾两度遥拜茅山道宗师司马承祯和李含光为师, 自称弟子。宋朝时，皇帝又敕建了一批宫观，主要有三宫六院，另有殿宇房屋几千间，最多时期，有几千人在茅山修道。

茅山的颓败开始于清朝，受基督教启发的太平天国烧毁了大部分的宫观。之后抗战时期，道士们为掩护新四军打游击，在此导致了刚刚重修不久的宫观建筑被日军放火烧毁。文革时期茅山又受到严重冲击，日渐没落。但香港电影的流行，让伏魔降鬼的“茅山老道”取代上清道士，成为茅山的符号。

2013年，陶金设计的德祐观建成。两年后的夏天，我第一次前往茅山，参观这座道观。茅山道协的人开车送我们上山。

二茅峰在茅山景区的中部，刚到山顶，就看见刻着“德祐观”字样的石碑。我们步行到观门口，看到一个中式建筑风格的正门。一进去，则是一个通透的长方形空间，和照片里见到的一样，这里白天不需要照明，流线型的玻璃屋顶透光良好。室内有一块高出来的坛，一道道的光线透过屋顶的木条照过来，反射到周围的白墙上。

我问陶金，为什么将屋顶设计得有起伏。

“你看这里，再看到那里，”陶金指着低下来的部分，又滑到远处高起来的地方，“每个起伏都对应着这些殿堂的基座遗址，是原来建筑的格局。”

这是指日军烧毁道观前的格局。陶金仔细研究过遗存下来的老建筑基址，并与老道士的回忆录进行了对比，德祐观总共五进殿堂，南北向的建筑非常密，联在一起。他觉得现在单体的结构完全能支撑，于是设计了前后通透的一体大殿，上面全玻璃顶，用横着的木条透光，原来有房顶的地方，顶部曲线上扬，墙壁的部分，曲线下降。整体来看，像被风吹拂的波浪，从大门穿过道坛，直到最后的法堂。

我们离开二茅峰后又到了三茅峰，那里建着茅山的另一个道观：仁佑观。仁佑观稍晚于德祐观建成，它用了更多墙壁上的半透明玻璃来透光，而且线条更加分明。仁佑观和德祐观两相呼应，陶金称为“姐妹观”。

“之前有人想把入观的长廊变成碑帖展示廊，”我们走在仁佑观入口的长台阶上时，陶金说，“幸亏有一个记者阻止了他们。记者就在这儿看了一会，说别这样，我能感受到建筑师的用心。我很感谢他。”

在仁佑观的门口，陶金让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这儿可能保养得不好。一进门，看到脱落的墙皮，他就自言自语：“果然，墙面又‘包浆’了”。

仁佑观和德祐观只隔着一道山脊，陶金在山脊做了两个亭子的设计，他管这个叫做附赠。“这是为了防止甲方自己造个假古董亭子，破坏整体感，”他说，“而且人嘛，都喜欢赠点什么，设计也一样的。”

凭借德祐观的设计，陶金被德国建筑杂志BAUWELT的“First Work奖”提名。该奖项两年评一次，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在2015年初的评奖特刊上。这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现代风格的宗教建筑。道观建成的那年年末，他加入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院下属的文化遗产保护所希望能在宗教建筑的当代化上有所探索，和陶金一拍即合。

 

 

五

中国的建筑专业属于工科，对未来建筑师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必须的。大学里，没有专门的宗教建筑研究方向，有实际业务的公司只能招聘古建筑方向的学生。

我曾经和一群国内建筑师交流，他们接受了一笔捐款，给利比里亚设计教堂。讨论了半天，还没有搞清楚利比里亚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占多数，最后一位成员总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天下大同，不如我们设计一款通用的建筑吧。

陶金和一般的建筑师不同，他对宗教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很多专业人士。有时候，他更喜欢叫自己“民科”，这确实是形容他最好的词汇——民间社会科学爱好者。

民科的好处是不受学术框架限制，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在陶金的思路里，看不到常见的学科壁垒。从建筑学入手的坛和殿区别，到纯粹人类学的斗姆研究，他往往想到什么就会琢磨什么，不必经任何人批准。但民科的坏处也很明显——除了常常要自掏腰包，陶金从来没有受过学术体系的培训，也没有固定的导师。

陶金的“民科”生涯开始于高中。2002年，还是中学生的陶金在《中国道教》上发表了《敕建火德真君庙考》，文章不到三千字，像是一篇散记。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陶金简单描述了火德真君庙的情况，随后他密集摘录了《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的素材，梳理了真君庙的建筑过程。接下来，能明显地感觉到阅读梁思成和马炳坚对陶金的影响，他大量运用面阔、进深、调大脊等建筑术语，花了八百字篇幅描述真君庙的建筑特征。

2003年，高中生陶金又发表了一篇《关帝信仰与老北京的关帝庙》，这是他对道教研究的初步试探。此后四年，他都没有再写过类似的文章。

陶金那时有空闲去研究这些建筑，很大原因是学校的独特。陶金就读的大连“枫叶国际学校”，是一所中国加拿大合办的学校。全英文授课，采用学分制，学生有很多自由时间发展兴趣，毕业了一般去北美和欧洲留学。学校有很多外籍教师，讲解了不少北美的历史人文知识。这是陶金对宗教知识的启蒙时期，他找到了书店里所有关于宗教的研究，尤其是道教的。只是，那时候中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常令他非常困惑，读不懂，记不住。

“都是思想史，这个思想研究，那个思想研究，玄而又玄，现在想来没什么帮助。”

到了英国，陶金逐渐接触到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在回国拜访老道长时，他开始按照人类学的模板做采访。也是从那时起，陶金开始为道教的未来感到担忧。

宋朝之后，道教和皇权深度地绑定在一起，尤其是明朝，朱元璋曾下令全国修建城隍庙，遍布全国的网点形成了帝国官僚制度在鬼神世界的镜像，道士成为庙祝，也就是物业管理人员。所以当帝制在清末垮塌后，道教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中。直到今天，人们提起道教，常常一头雾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涉。陶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先保存住现有的仪式和典籍，为之后道教的研究或者改进，提供积累。

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BBS兴起，志同道合的人能聚集在论坛里交流心得，道教也不例外。他们的根据地是“青羊宫论坛”。论坛是由当时青羊宫的年轻法师自学了电脑知识搭建的，陶金他们称之为“老董”，老董懂技术，又是道士，常常发一些内部资料在论坛上。青羊宫论坛的设计在当时很精致，一打开网页，清扬的道教音乐令很多网友回味。慢慢地，那里一度成了道教顶级爱好者的家园。

2007年，陶金从一个汉服吧里发现了青羊宫论坛，很快就转移过去，成为音乐版版主。

“当时汉服吧混进了很多民族化的东西，特别多政治因素，吵得厉害。”陶金希望有一个更清净的地方。他发现在青羊宫论坛发帖的人，水平都很不错，他那时每天写东西，有空了就盼着打开电脑，和论坛上的人交流。

青羊宫BBS现在已经关闭。此后，几个熟人沉淀下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其中包括李滔祥，他以前在广州三元宫求道，后来又在江西修水拜了师傅，学了十年，现在已受箓成为道长。还有一个叫朱海清的药剂师，曾经修习过藏密，后来转到道教文化。这些人慢慢都和陶金在现实生活中成了朋友。

2011年，在民间道教研究的小圈子，陶金已经小有声名。那年，他被中国道教协会的朋友推荐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次道教仪式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全称是“地方道教仪式实地调查比较研究”，学者来自欧洲、日本、香港、中国大陆，代表道教仪式研究的最高水平。陶金提交了一篇苏州地区关于“斗姥摩利支天”仪式的文章，这篇文章所有的引文都来自原始文献，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学术专著的引用。

“我那时完全是懵的。”陶金说，“就像是局外人，忽然闯进了一个耕耘几十年的圈子。海外汉学家们已经和地方的道士、史志爱好者合作，整理了那么多材料。而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打转，多绕了很多路。”

在香港研讨会的那一周，陶金感触很大。他好像忽然找到了组织。他暗下决心，下一次讨论会，他一定要带来更好的作品。

 

六

 2015年11月，我跟随陶金再次前往茅山。茅山的洞天石刻等古迹，以及传承至今的仪式《三茅宝忏》，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六朝道教历史。陶金决定写一篇基于此的论文，在2015年底的香港中文大学道教仪式研讨会上宣读。他需要拍摄一段记录这一仪式dd 资料片，在会议上播放。

第一天上午，我们和苏州来的摄影团队在位于茅山正中的元符宫太上老君像处，拍摄外景。摄影团队有四个人，带着一台单反相机，一台肩扛摄影机，一组摇臂设备，一台四翼无人机。这座老君像重106吨，高99尺，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的最高老君像。

“咱们飞一个？”陶金问摄影师，“就这儿，趁着还有雾，不用太高。”

 他指的是元符万宁宫前的空地，无人机飞起来，跃过牌坊，能看到老君露天神像。很快，周围的游客围了过来。小飞机的高度刚够拍到神像。太阳穿过即将消失的晨雾，元符万宁宫像是才从山中升起。

“差不多了！”陶金说。 

中午一过，茅山的雾气就散了，阳光照在山里，密密的杉木楠木绿成一片。我们步行去华阳洞，沿着山间小路下去，石阶上满是碎石，拿器械的人小心翼翼地一只脚先下，再迈第二只脚。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碎石吗？”陶金问。我看了地上的碎片，有碎砖，有瓦砾，全都磨钝了，散落在道边，“因为这都是之前庙观的碎片。整座山坡原来都是房屋，太平天国一波，新四军一波，日本人一波，到了文革时期，已经没什么建筑好拆了。”

“这座桥还是老建筑，大概是元朝的。”我们走到山间的溪边，溪水上架了一座石桥，陶金指给我看接近棕色的石制桥墩，“想想看，这一片全都是建筑，那是怎么样的盛况。”

在元朝的石桥旁边，陶金忽然跑到摄像机旁边。“你是要这么扫过去对吧？”摄影师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抬手照着石桥比划了一下。

“没错。”陶金用手比了一下，“这时候要再来点阳光斜着打过来，就太骚了！”

晚上，我们在山顶的九霄万福宫拍摄《三茅宝忏》仪式。在这一茅山特有的仪式中，要吟诵三茅真君等一百多个圣号，时间长，画面单一，陶金希望用外景和航拍穿插其中，最终剪辑成一个四分钟左右的展示片。

万福宫在茅山主峰上，海拔三百余米，温度比山下至少低两度。晚上浓雾笼罩，八点后，渐渐看不到山下的灯光，九点，十米外看不清人，室外的射灯变成模糊的背景色，十点后，万福宫如入仙境，仿佛伸手一抓，就结了一把露水。

陶金的几个朋友也在现场。上海城隍庙的道长陆志平帮忙协调场地，朱海清抱着手，听陶金和道士聊天。为了不影响拍摄，仪式开始后，我躲在了大殿东南角的铜钟后面，那里和墙壁有二十厘米的夹缝。

每隔半小时，道士们就休息一次。他们停下喝水，我趁空隙去厕所，听见两位年轻道士聊天：“平常一会儿就完事了，今天怎么这么慢？”

歇了四次后，笛手撑不住，和场边的人更换了乐器。敲木鱼的人捂着手，说“手都敲青了”，笛手附和，“手抖啊，拿不稳”。摄影的三个人拿起手机在散步，只有摇臂的摄影师还在岗位上。中年黑衣服的道士对大家说，“快了快了，还有几段，咱们一口气念完！”

十一点半，终于全部结束。我站在殿中间，看着道士们离去，摄影组的人在拆卸机器，每个人都很疲惫，只有陶金走来走去，时而和朱海清说笑，时而溜达到陆志平身边，商讨细节。经过我时，他拍拍手，对我竖起拇指：

“藏得真棒！摄像机一点都没扫着你。”

 

七

2011年香港的那次研讨会刺激了陶金。多年来，他一直以为，他和青羊宫论坛的那帮“民科”朋友，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为在中国大陆，传统学术圈的道教研究几乎只关注思想的探讨。人们只是将《道藏》等视为文献的保存，并不将其中的宝贵资料与基层活态的宗教相关联。但他现在发现，如果能早点阅读海外汉学界的研究，他至少可以少走弯路。

现代意义上的道教研究，并非起源于中国，而是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如今已在海外形成了西欧、美国、日本三大研究中心。他们依赖着两百年里传教士、探险家等收集的道教原始文献，梳理出早期道教的发展过程。

1970年代以后，受西方人文社科思潮影响，汉学家们开始重视宗教仪式的田野考察。这时期，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极大扩充了研究者的方法论，索安、施舟人、司马虚等学者，逐渐将道教视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体系，也让他们更加迫切地收集所有活着的道教仪式。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的任何宗教活动都被严密监控，民间的祭祀仪式被官方视为迷信（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则视为宝贵的民族文化），宣布已消灭殆尽。在《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荷兰汉学家施舟人写道：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悠久历史的宗教，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

道教衰落的过程不仅仅是文革十年发生的。施舟人的文章中考证，清朝开始，统治者就经常不准道教天师朝觐，降低品级，也剥夺了传统上由道士执掌国家典乐的权利。这松动了宋朝直到明朝皇权和道教合作的格局。

清末，道教的处境更为难堪。革命党人将道教视为传统帝制的一部分，如孙中山，他在夏威夷扯破了大哥家的关帝像，被劝回国，在国内又毁坏了乡里的北帝庙雕像，惹怒乡人，被迫前往香港。革命党人，保皇党人都盯上了道教，提出许多改革方案，部分原因是庙观下通常有丰厚的庙产。1949年后，道教被视为迷信的一部分，直到文革期间，又被严重摧毁。

施舟人等人选择了在台湾继续做研究。1960年代，他在台南学习仪式，正式受箓成为道士。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道教活动慢慢恢复，施舟人等汉学家又回到大陆，开始做田野考察。直到那时，中国的道教学界才开始恢复。

日本是道教研究的另一重镇。筑波大学的丸山宏教授，曾在1980年代考察台湾南部的道教仪式。1990年代后，丸山宏开始到大陆的西南地区做田野考察，如今他正在整理瑶族等少数民族的道教仪式。

我曾问过丸山教授，他最开始到大陆做田野考察时有什么见闻。“这边的宗教管理者，脑袋比较硬。”丸山宏的普通话非常流利，“我更喜欢和人类学者打交道，大家至少去过田野，知道实际情况。”

有一次，丸山宏去一个县的宗教部门，询问那里的寺庙情况。人们接待了他，但表示迷信都被打倒了，他们没法提供信息。丸山宏出了门，右转，敲开了第一家居民的门，问：“你们这里哪有烧香的地方？”

“就那边。”居民指着街上不远的一处民居，“那个庙，灵着哩。”

2015年12月，“比较视野中的道教仪式”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时间三天，约有五十位学者，丸山宏也参加了这场研讨会。除了日本学者，还有来自欧美的，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占了多半，有不到十位大陆的参会者，一半是与西方研究者合作的地方史志专家。

陶金是其中唯一一个职业完全和文史不沾边的人。但这场研讨会对他很重要，他要宣读的论文题目是《神圣时空中的人神交感——茅山<三茅宝忏>初探》，那也是他最近几年来往返茅山所做的研究。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吃饭，陶金忽然站起来，说要赶回去改PPT，直到下午会场开始前十分钟，他还在修改。上了场，陶金的PPT只读了十分钟，跳过了大量仪式过程，他一边快速点鼠标，一边说：“拜忏的过程我就不放了，太枯燥了。”台下的学者会心一笑。剩余不到十分钟时间，陶金点开自己准备的视频短片，就是我躲在九霄万福宫铜钟后面时他指挥录制的部分。

影片开头，摇臂镜头从道士的头顶滑过，直到三茅真君像，之后是四翼无人机航拍的茅山景色，雾霭朦胧，老君像隐约闪现。我看到台下一度打盹的常志静和劳格文教授也抬起头来。五分钟后，影片结束。

“非常有新意。”评议时，丸山宏说，“影片做得很好看。田野考察的材料做得也很扎实。”他接着说了一些具体的仪式问题，最后评价：“后半部分套用了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理论，似乎没有必要。”

点评结束是茶歇，我碰到台湾政治大学的谢世维教授，问他对陶金研究的看法。谢世维是华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他很快提到了那个视频。他说，一般做研究的人做片子，只是记录仪式，没有人像这样剪辑出来。陶金的片子非常精美，好像是一个庙观的宣传片，很难说这样是不是更好，确实很漂亮。但就像丸山宏点评的那样，谢世维也认为陶金论文最后的部分，西方的理论套用解释过度。

我问他对陶金非科班出身的背景怎么看，谢世维说这不重要，台湾也有很多学术体制外的专家，做得好的，水平很不错。而且大陆的情况复杂，基础薄弱。之前开这种仪式研讨会，都没有大陆学者参加，现在年轻一辈的多了起来，尤其是学术体制外的人，越多越好。

陶金承认，这两位教授批评得对。“这是修改稿，已经收缩很多了，最初版本的阐释更长。”他说，“我就是写着爽，你看到了想到了，脑洞移开，不通通写下来不过瘾。”——可是，这明显不符合学术的传统。

“我是民科呀！”陶金晃了晃头。

陶金的自嘲，听起来像在闪避问题，但这同时也赋予了他一种自由——能从规则繁杂的学术圈抽离出来，按他自己的方式进入信仰。中国的宗教学算是最冷门的学科之一，即便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者，也极少有人视此为真正的爱好，陶金“民科”般的热情在其中尤为扎眼。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是门外的来客，进进出出，睁着双眼，好奇地望着所有人。到最后，陶金似乎用一种最天真的方式和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他真的喜欢他所做的一切，而且从不畏惧。

 

八

2016年的春节，陶金是和速冻水饺一起过的。他屯了一冰箱水饺，窝在北京北四环的一套公寓。那套房子里最醒目的就是书架——书架成了房间的分隔墙，隔开了卧室的空间和客厅。客厅的一侧墙也是书架，它的中间空处一片，按过年习俗摆放了三清神像，前面用糕点垒起三个小塔，插着黄色的小旗子。两个银色的烛台放在旁边，右侧，放着一位老道士的遗照，是陶金的第一位师父，他生前的身份是一位北京民俗学家。

他独自一人居住，有专门的阿姨打扫卫生。屋子向阳的一侧是落地窗，天气好的时候，阳光能照在屋子中间的工作台，长沙发，还有陶金专属的拼装模型上。落地窗旁边摆着一个移动白板，上面写着陶金近期的研究思路：塔和坛的对比、木偶和雕塑的联系、苏州道教仪式中香炉的作用等等。

陶金并不穿道服，除了偶尔在上元节等道教节日发一条朋友圈，我只在茅山九霄万福宫看见他上过香，那也是因为第二天是大茅君的诞辰——茅山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春节前夕，我和陶金第三次前往茅山。我们坐飞机到南京禄口机场，然后直奔茅山。在道教协会的办公室，会长杨世华——那个第一次把陶金带向茅山的人，正等着我们。他五十出头，戴着眼镜，身材高大。

我们再次前往二茅峰的德祐观，一个穿着道服的道士，正坐在殿堂中间，登记来客的捐款。那里是“太元宝殿”的位置，头顶就是陶金设计的玻璃屋顶，光线充足。去三茅峰的仁祐观路上，我们碰到一只野猪，蹭地穿过公路，几步就登上了五六米高的陡坡。仁祐观里有一个女道士，她刚刚赶走了来侵扰的猴子，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茶。

这些真正的“茅山道士”，如果碰到重要节日，他们还会穿上华丽的法衣，上殿举行道场。他们还延续着茅山“上清派”传下来的习惯，强调自我修炼和精神超越。

“相比于茅山历史上的磨难，这些传下来的遗产已经很珍贵了。”陶金对我说。

我问陶金，他属于哪个教派。

“那些所谓的门派，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区分，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的破坏之后。”他说，“我没有门派，只是单纯地好道、学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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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琪，待业青年，曾任大象公会主笔，已辞职四处浪，暂居云南。你可以发邮件给他：duxiuqi122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