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年初一，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这部由导演路阳执导的作品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历经了近五年的改编和拍摄，最终与观众见面。今年，改编自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摩西》的同名电影也将上映。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2017年专访双雪涛，彼时收录了《刺杀小说家》的小说集《飞行家》刚刚出版，我们在采访中也聊到了文学与电影改编的关系。双雪涛将电影改编当做电影人自己的表达，跟作为小说原著作者的自己关系不大：“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值电影上映之际，界面文化旧文重发，带你一窥现实生活中一位小说家的可能没那么玄幻的世界。

《平原上的双雪涛》

采写 | 黄月

双雪涛的微信头像是井上雄彦的《浪客行》，说话口音是地地道道的辽宁沈阳方言，有粗字，有烟气。如果你不能先想象出那一口东北话，他的立体形象得亏掉将近三成。

倒也不必过度想象，东北口音之下可能是憨直，也可能不是。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从小养成的虚伪造作，经常被诚恳的东北口音遮蔽，类似于一个憨直的人，其实不是，星座这种虚妄之学在此可做注脚，作为一个处女座，心中多有盘算。”

东北人，处女座，小虚荣，双雪涛。

雪国

最初写小说是为了钱。2010年，6万字，60万新台币奖金，差不多够沈阳一套房的首付，合计下来，写1000个字能拿到2000块稿费，比给《看电影》杂志写影评那千字几十块钱的稿费划算多了——如果他参加那个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台湾文学比赛，并且能拿到首奖的话。

在知道这事儿的第二天，双雪涛就开始写了。沉浸其中，仿佛一个老手，上班写了，下班也写，每天3000字，写了20天，然后没犹豫地把处女作寄去了台湾。顺风顺水，捧回来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这奖算是他自己找回来的，当时投稿出去，他没留电话也没留地址，组委会只知道得首奖的叫啥名，却寻不见人，大概觉得这小子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名家”，多亏他因等得心急，发邮件过去问了问情况。

这部中篇小说最开始的题目叫“飞”，评委觉得一个单字不知所云，远流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改成了“翅鬼”。《翅鬼》的故事发生在雪国，这个虚构的地名听上去特东北，但在中文在线百科网站上，雪国被称作“《幻城》之后再现绝美奇幻国度”。在雪国，有翅膀的人一出生便没有自由，受到没有翅膀的人的奴役。

如果双雪涛是一个翅鬼，那么他工作的银行可能算得上半个雪国。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他进到沈阳一家政策性银行工作，手上管理着八、九十个亿的贷款，全是落到纸面的数字，有许多个0。本科学历在单位里不算高，他不太招领导喜欢，常年坐办公室，有事没事，穿着套西服溜出去看修自行车的老头儿下象棋。

这提笔写作的才能，和一写便得奖的运气，也并非馅饼从天上掉下，随机砸中了他。双雪涛打小看书看得多，但按他自己的话说，文学的兴起兴浓，又似乎全是出于“爱慕虚荣”。小学时候背了不少唐诗宋词，努力写漂亮的日记等着老师表扬。之后“贪婪”又进了一步，挤出饭钱买作文选，憋着劲儿在作文里用名人名言。到了小学六年级，他已经在区图书馆读完了金庸古龙，读完了《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和《巴黎圣母院》。

初中他换了一张市图书馆的借阅卡，一路从巴金王安忆，看到赵树理孙犁。下午自习课老师转身一走，同学们就起哄：“双雪涛快上去，上去讲讲”，他也不推辞，站上讲台便开始讲福尔摩斯和金庸小说，连讲带编，真假交织。到了高中，有一次满分60分的作文，老师给打了64分，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指出了他的天赋异禀。然而，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到了大学就歇菜了，学校里的图书馆借阅不便，加上双雪涛自觉没有王小波那样的才华，便一度投入了《魔兽争霸》和长春麻将的怀抱，数年青春虚度。

终于，翅鬼扇起强风，将这位文学事业的“逃兵”吹回到了正路之上。双雪涛揣着用《翅鬼》挣来的奖杯，从台北回到东北，开始了白天坐银行、晚上写小说的双面生活。白天被毫无乐趣的生活折磨，赚个不低的工资（他将工资称为“对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的金钱补偿”）；晚上一边抽烟一边敲字，这么敲了四、五个月，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渐渐厚了起来，名叫“聋哑时代”。

除了一包接一包的中南海香烟，支撑他写完这14万字的，有拿奖之后的劲头儿，有莫名的倾诉欲，有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也有一股装逼的情绪。最主要的，还是想要自我疗伤，把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的东西，写出来。不疗一把，伤好不了。

九千班

双雪涛1997年小学毕业，那时候，他家住在艳粉街，历史上是给皇家种胭脂的地方，如今是一片巨型棚户区，位于沈阳的市区和乡村之间，有2000多户居民，房租便宜，治安混乱，从空中俯瞰，这个街区如同蚊香，一圈一圈展开。

同样是在那年夏天，“下岗”这个语汇的前身出现了，叫做“停薪留职”。双雪涛从饭桌上第一次听到爸妈说起这个词，但当时的他只想着自己得加把劲，考上市重点中学，对即将席卷整个东北的厄运还一无所知。那时候，他爸妈都是沈阳拖拉机厂的普通工人，从没想过一个国有大厂能说没就没，连铁饭碗也能给时代熔掉。

如今回头看，阴云当时一步步笼上他的家庭，而他的母亲正骑着自行车四处跟亲戚借钱，为了凑够他读重点中学的入校费——9000块钱，当时他一家的月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后来，双雪涛在小说里一次次写到“九千班”。

当择校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时间点重叠，当背负了全部希望的独生子女与绝望来临时刻的家庭重叠，原本没人犯了什么错，两代人却几乎同时开始自责，连青春本身对于少年而言，似乎都已成为一种道德负担。《聋哑时代》要疗的伤，就是从这重叠时刻开始的。

这伤不太像十三四岁的少年强说愁，因为双雪涛写《聋哑时代》的时候28岁，想想过去依然觉得生气，到今天了，一想还气。他说自己心里没长大，气性一直比较大。气什么？气世界不公，气不被尊重。

一来是时代对父母不公正，对于那代人来说，人的生活在厂子里，连乡愁都在厂子里，一下岗如同孤魂野鬼。父母这一代打小被时代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最后一下，如同骰子终于被股掌撒了出去，却没人管你是一是六，是死是活。

二来，他每天穿着父亲的工作服去上学，爸妈在学校门口卖苞米和茶叶蛋谋生，全班同学只有他家里没安电话……来自非富非贵家庭的孩子们，从老师那儿得不到什么尊重与包容，教育制度和学校官僚制度叠加之下的机会剥夺和歧视不公，让他憋屈着一口气，一憋十几年，最后吐出一本《聋哑时代》来，连同爱的懵懂、性的初探以及上世纪90年末东北的动荡，一起都吐了出来。“一路写下来，费了不少功夫，却没感到吃力。”

从疗愈中涌出为人物立传的野心，双雪涛勾勒出了一幅聋哑时代里鲜活的少年群像：有人叛逆孤僻，“不顾后果地跟每一个站上讲台的人对抗”，有些人“已经厌倦了身为学生的生活，恨不得随时拿起一把剔骨尖刀到街上遛一遛，逢人就把耳边其实并不存在的发际用大拇指向后拢一拢”，有些学习好又活动积极的，会招所有人讨厌，因为喜欢争，“恨不得每个人嘴前的东西都要上去啄一口”，因为最会打小报告，被老师宠着也被老师厌着……被伤害的上一代人，时而在这少年群像之间显露一霎脸庞，却始终作为着一种时代的底色或少年的影子，挥之不去，压抑重重。下岗卖茶叶蛋的父母，用真茶叶煮蛋，不放便宜的调味料，却总是被人指着鼻子骂，因为他们卖的蛋跟其他人不一个味儿，儿子劝了几次，父亲最后抛出一句：“别看我卖茶叶蛋，可我一辈子是共产党的工人。”

他把《聋哑时代》投给了《收获》，那时候，他除了影评，还没发表过别的作品。编辑走走打电话给他，问能不能从中拆出来两个短篇发表。他放下电话，跑进公司浴室冲了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的女浴室听得真切，以为公司混进了疯子”。

《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这两个短篇，是他最早在大陆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都在三万字上下。最初安德烈不叫安德烈，在《聋哑时代》里叫霍家麟。双雪涛写的时候虽然有气，却也幽默。最开始写《聋哑时代》，他想着要给里面每个角色安一个苏联名字，一屋子什么什么斯基和什么什么娃，坐在教室里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好玩。后来发现自己能力还没到，写不出想要的效果，中途放弃了。

他在后来《平原上的摩西》书后写了一篇跋，提到了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初衷。有一本“企望承接《史记》的传统，勉力写人”，说的便是《聋哑时代》了。在这部长篇作品被他以讨巧方式做成人物志之前，他还没看过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舍伍德的《小镇畸人》，他把人物志这种方式，当成是司马迁的发明，“外国人写人物怎么能比得过中国人呢？”

那篇跋还提到一本旧作，是向村上致敬之作，“想写个综合性的虚构品，于是矫揉造作处多，如同小儿舞着大刀，颠倒手脚”，这说的就是连接了台北与东北、少女与警察、青春与暴力的《天吾手记》。

冷冬

在写这本涉及台北的小说之前，双雪涛总共才在台北待了20几天。第一次是2011年去领奖的那十天，另一次是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资助作家写台北主题的长篇小说，每人几万台币，他写了写作计划书寄去，收到了入选通知。入选的这个计划书，便是《天吾手记》的雏形，虽然写完之后的样貌已跟计划书相去甚远。

双雪涛用《天吾手记》向早年偶像村上春树致敬。从男主人公李天吾的名字，到整本书的叙事结构，都不难看出《1Q84》的影子。甚至彼时他自己的身上，也闪着几分村上的光芒。村上春树把自己的小酒馆关了，为了能专心写作。他在收到入选通知那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念着“操，不干了”，起床之后就去辞职，也是为了能专心写作。

他跟母亲说要辞职，母亲血压立马上来，脸蹭地一下就红了。这家政策性银行在辽宁成立分行二十余年，还没遇见过他这样的裸辞者，人事处不知道怎么给他办离职手续。这件事成了一个新课题，单位为此还开了个会。这家银行上上下下总共一百多人，他去台湾领了两次奖，事儿差不多就传遍了，连北京总行的人都听说了。双雪涛要回家写小说了，有同事送钢笔告别的，捎带一句“祝你文思泉涌！”也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哥，平时私交不错，特别认真地跟他说：“雪涛，你先别着急办手续，你去医院看一下。拿了诊断结果交回来，行里说不定能给你办一个长期休假呢。”

其实，无赖总是可以耍的，不少人这么跟他说。就算一直不去上班，这样的政策性银行也很难辞退他。“可我不是无赖啊。一个人又想霸着这头儿，又想占着那头儿，应该也写不出来啥好玩意儿。”

这不留后路的决定，被双雪涛当作“一生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决定”，“不但使我形成了新的人生道路，也让我在心理上剥离了之前的很多负担，人们不是常说嘛——要做你自己啊。”

2012年8月，工作辞完，他曾有过一段放肆大睡的日子。刚开始，一觉睡到十一点，吃了早午饭就又想睡午觉，仿佛一场屡屡错过太阳的冬眠。后来，为了防止睡多变傻，他开始定闹钟，像上班族一样作息；写《天吾手记》时，他上午下午各写俩小时，晚上修改。

他坐在空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写作，钱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前房主留下的铁桌。那年冬天供暖不好，他穿着大衣、呷着热水硬挺着写。思路堵住了，就带上帽子手套出去看老头儿下棋。雪落棋盘，脚冻麻了，想到个点子，赶紧回家记下来。

又是淡水河，又是101大厦，还有女主角小久的衣着打扮和台湾腔，都是靠着他自己有限的记忆，和两位台湾朋友北上沈阳与他当面的描述，从而写出的。街景想不清楚的时候，再让相熟的朋友给他拍个照片，发来仔细看看。

害怕出错吗？不怕，要大胆地干！“作家不能自己吓自己，不能说我研究二三十年，等研究好了再下笔，那一辈子只能写两本小说。俗话说啊，只有二流的诗人，才会努力把每一句诗行都写成好诗行，一流的诗人其实会写一些坏诗行的。”

小说里的李天吾是个警察，跟师父一起执行任务时，与一伙杀人抢劫犯狭路相逢。这伙人十年间在多地劫杀了多位出租车司机，勒死放后备箱，第二天径直开车，去抢劫银行、储蓄所或商铺。五个人里，有两个全国A级通缉犯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被称作“二王”。二王出现在双雪涛的《天吾手记》里，也出现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里；“二王”存在于沈阳真实的历史之中，也存在于公安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张悬赏缉拿的通缉令上。

平原

那件大案是可考的。从1983年2月发生第一起杀人抢劫案，直到1999年10月告破，东北一度笼罩于“二王”的阴影之下。包括“二王”在内的五位沈阳籍犯罪嫌疑人持续抢劫出租车、杀死司机而后驱车抢劫，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们一共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三四百万元的现金。血案累累，人命无数，“二王”是全国严打的动因，也是当年严打的重要对象之一。

这五个人临刑之前上了电视，接受记者采访，双雪涛当时十五六岁，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杀过人的人长啥样以及怎么想。快二十年过去了，他还记得五个人里有一个信佛的，执行死刑之前面对着记者，大谈因果报应。

《天吾手记》和《平原上的摩西》里都有警察，曾在不同的虚构时空内，以同样的警察身份卷入这场大案，吹弹起两段不同的故事。写作的时候，双雪涛打电话给自己朋友的爸妈，那些当警察的爸妈，询问一些枪和子弹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天吾手记》里，李天吾说他不看侦探小说，比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或是东野圭吾。因为作为警察，他知道，那群写小说的都是大大的外行。

双雪涛是个性急之人，喝水都着急，急到胃不太好。写小说的时候，可以算是他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平原上的摩西》这三万字，他来回改了11遍，到最后有些段落已可背诵，不堪再读。《摩西》的叙述视角先后变换了16次，视线交织密不透风。草蛇灰线，从反右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活着的两代人到意外的一桩案，造化弄人，谁也不能举起手杖一指，在艳粉街上分开层层波涛，辟出一条路来，像两代女人信奉的《出埃及记》那边轻巧。

在后来的创作谈中，他说自己写作《摩西》时“多次感觉耐心已经耗尽，好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因为吵闹而烦躁并且越陷越深”。

“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走到旷野里，远远看见几个人影，可是他们对我抱以微笑，并没给我指路，回头望去，来处已坍废断绝，无所归处，我拥有的只有我自己，这是可怕而孤独的时刻，我所能做的只有一样：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后来，他索性改变了方式：搬到岳母家住，每天早晨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家里去写，写到离精疲力尽还差一点时，赶快收手，任未完成的文字留在远处的夜色中，暂时无法被改动。

啪叽、嘎啦哈、跨栏背心、毛嗑、尽东头儿的写法，都出现在了《平原上的摩西》这本短篇集里。这些纵使对本地人来说，也只听过音儿、没见过字儿的方言词汇，毫不规避它们的地域色彩或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堂堂正正被双雪涛写进故事里。“我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也是这么思考的。”有一次编辑打电话问他，跨栏背心的跨栏，到底是刘翔跨栏的“跨栏”，还是挎篮买菜的“挎篮”，把他也问蒙了。

集子里有一篇作品名为《大师》，是双雪涛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也是他正经八百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和大多数作家“先短篇、后长篇”的路数不同，他在写了两部长篇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短篇创作。在《大师》之后他想到了写《无赖》，《无赖》之后又想到写下一篇，就这样一篇推动一篇，一篇牵连一篇，他一连写了三四年短篇小说，直到今天。

“短篇和长篇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哪个是哪个的入门。”接下来，他打算创作一部长篇，细节还没想好。“我想写一部扎实的作品，就需要完备的准备工作，我不会因为一点儿破事，就写出来好长好长的文章来。”这股要写长篇的劲儿憋了挺长时间，憋得心虚，就先写俩短篇舒服舒服，“跟过烟瘾差不多”。

短篇处女作《大师》发在了文学杂志《西湖》上面，写的是一位民间象棋高手的故事，常被媒体和书评人视为向阿城经典《棋王》的致敬之作。双雪涛说：“这是向我爸致敬，不是向阿城致敬。”

北京

双雪涛的祖籍是北京。他的曾祖父是给溥仪做满洲点心的厨师，伪满洲国成立后，就跟着人家出了关。他爷爷是满族人，说得一口脆生的北京话，文革时候吓坏了，一斧头劈烂了族谱，于是他们成了汉族。他的父亲生于辽宁沈阳，除了前拖拉机厂工人的身份，还是一位象棋“大师”，技艺高超，常有十里八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登门找他下棋，他爸就披上衣服出去跟人家下三盘。双雪涛自己也下棋，棋艺凑合，十几岁的时候，他爸跟他说：“你这棋下得可以了，念书去吧。”

在银行工作的那几年，他无事便去修车摊，看老头摆棋摊儿下棋。因为他总赢，后来老头们一瞅见他来，便朝他喊：“你穿个西装人模狗样的，能不能好好回去上班啊，你总过来搅和我们干啥？”后来，他辞职回家写作，没灵感了就去棋摊儿转悠，下着雪也去。来北京之后，双雪涛还没找到棋摊儿可玩，有时候出门坐地铁，自己在手机上弈一局。

成为所谓的职业作家之后，他不仅当了沈阳市文联一个挂名的主编助理，每个月领两千块钱，还进了人民大学的作家班，成为2015年入学的第一届8名学员之一。四辈人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籍贯地，这回是来上课。

写作能教吗？他并不觉得“作家班”是一种针对于小说的教育，其用途更接近于“丰富一下知识面”。“有些人或许可以通过这种创意写作课的训练成为作家，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他在人大图书馆待的时间最长，从高尔泰看到加缪，其次就是足球场。

他在北京除了几个做电影的朋友，再就是球友，跟所谓文学圈没有太多往来。他说当年从银行辞职，就是为了避开混圈子。“从一个圈子跳进另一个圈子，从一个笼子走进另一个笼子，对我来说实在是意义不大。”除了在一些活动上不可避免集中见到一些作家，他私下不会见谁，“我不知道该和作家说啥啊？”“搞文学还要啥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阅读，跟莎士比亚做朋友档次多高啊。”

2017年8月的最后一天，双雪涛拿到了自己的新书《飞行家》，那天他正跟几位台湾和大陆作家对谈。他一下午从口袋里把书掏出来看了两三回，右手摩挲着封面，点点头再塞回手提袋里去，显得又满意又紧张。《飞行家》的腰封上一个推荐人都没有，一句名人推荐词都没写，上面倒是有句话，大致能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我们人性中珍贵的瞬间，留下一些虚构的记录。”

相比于之前几本书，这本集子的东北味儿仍在，一些东北方言里的词汇落到了纸面上，小说里的其时、其地、其人、其事也与从前的故事发生了细密隐蔽的交叉和互文，虚构由此变得格外真实，仿佛双雪涛的虚构之笔涂抹过了记忆的复写纸，连细节都真切可考，由是所有小故事贯通成为了一个大故事：《光明堂》一文的背景是更为宽广、更为复杂的艳粉街；《北方化为乌有》里打更的老马，很可能就是《老赖》里帮“我”去科长办公室冒死抢一盏台灯的老马；小说《飞行家》里气球高高飞过的主席像，正是《平原上的摩西》里写的红旗广场上那座6米高、要拆还没拆的毛主席像。

双雪涛从东北来，而后走出了东北。王德威说“平原上的摩西”这个名字有意思，一篇讲东北的小说里出了个摩西，添了几分国际味和宗教感。在这本新书里，双雪涛或许也在尝试“告别”东北这个单一的故事背景，《刺杀小说家》一文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故事的时间不明、地点不明，读者沿着两条混沌的时间线同时前行，一边观摩着一位不知来自古今中外的小说家面临的重重杀机，一边进入小说家正在书写的复仇故事中去。

小说集《飞行家》杀气重重，9篇小说里有一半都见了血。故事节奏充盈到不需要用双引号，双雪涛式的对话是这样的——柳丁说，你从哪来？老赵说，北面。柳丁说，真没当过兵？老赵说，没有。为什么觉得我当过兵？柳丁说，一种感觉，有次看你刷牙，有了这种感觉。老赵说，我刷牙快，但是没当过兵，我蹲过九年监狱。——话赶话，事连事，连一副双引号和一个形容词都插不进去，看得出来写作的人性子急。正是因为性子急，双雪涛写长篇小说才刚开个头儿，就想着赶紧收尾，总推进不下去，着急上火的，眼下正蓄须明志。

除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这本集子里也有几篇小说要改编为电影了。他有时候跟电影圈的朋友一起聊天或喝酒，觉得这群人有活力，也有才华。他将电影改编当做电影人自己的表达，跟作为小说原著作者的自己关系不大：“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文学

对于文学本身，双雪涛有着一种近乎洁癖的执着，换他自己说，也是因一颗虚荣心作祟。《收获》的编辑走走收到他的稿件时，在第一页看到的，除了署名和小说标题之外，还有大大的“作品”二字。《平原上的摩西》改了11次，《天吾手记》2012年写完，到2017年出版时，他又拿出来逐句改了一遍，删掉了3万字。

他厌烦搞文学的人把自己的生活也当成文学。“一个作家搞行为艺术太操蛋了，谁都有生活，生活就是生活。”这是他点着一下午的第四根烟时的观点。“有时候你下了这个蛋，作为母鸡，你就要被大家请出来叫两声，那你能讲什么呢？只能讲自己啊。讲讲自己为什么长这样，羽毛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下了这个蛋。”

在点着第八根烟之后，双雪涛说：“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不喜欢把文学挂在嘴边的人，也不喜欢把许多精力放在文学之外的人。作家不是拿嘴吹出来的，不是吹泡泡。看起来很大个泡儿，其实就是一圈儿唾沫。”

我们烟火缭绕的采访进行了三个小时，双雪涛依然觉得，一个小说家的真功夫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只能把访谈当做非虚构来创作，制造出一套类似于文学观的假哲学”。

2017年3月的《收获》杂志刊登了他给《白鸟》写的书评，题为《如何把<白鸟>和鸟分开》，貌似与那本小说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模模糊糊点了题，如何做一只白鸟：

“在文学圈厮混，最重要的训练是在恰当的时候闭嘴（所以莫言老师的笔名起得高妙），若是非说不可，还是有一说一，那些迟早要得罪的人，还是趁早得罪的好。所有事务，当然多少要关照自己的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或者说从长远看，还是应当最大程度地交换彼此真实的想法，即使买卖黄了，也总归是仁义犹存。人的面目，就我自己最近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看一点的。而关于写作，那是属于自己的，即使无边的虚妄也无所谓，自己逗自己，谁管得着？如果我有些关于艺术的想法，就是这些寒碜的东西，也许要兴灭继绝，也许要高扬什么什么东西，首先是自说自话，都属于自己，先属于自己，再谈其他。”

而另一方面，他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充满渴望，如同渴望小学老师喜欢他的日记，似乎能从中获得一种关乎文学本质的重要性和幸福感。他经常逛豆瓣，“读者怎么想”是他最大的好奇，“比那些重要人物或书评人的评价更加重要”。双雪涛在《飞行家》的序言里把这几部短篇作品比作他“寄出的几封书信”，不但写了，还认真折了几折，三十几岁学会了在写信的时候小心翼翼，“感谢每一个拆开她们的人”。

《中国时报》当年连载了《翅鬼》，他走进了一个早点店，看见有人在读；有读者给他发来微博私信，说“买那份报纸最大的动力就是看你的小说”；还有读者对他倾诉，《聋哑时代》写得就像是她与她男朋友之间的故事——对这三件事情，他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太他妈爽了”，九成是骄傲，也带着一点儿“卑微的虚荣”。

在《平原上的摩西》创作谈的结尾，双雪涛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想证明什么，因为能够免于饥寒，安心写小说本身即是恩赐，如果完成了一点东西，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你们知道，太多作家已经证明过自己，在各种领域，除了写作。所以最后感谢自己，就像我最开始说的，还有那么一点卑微的虚荣。”

Q & A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双雪涛：海明威。现在人们越来越少提到海明威，但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处理材料的方式、行文的硬度、所表达出的男性的力量，让我特别着迷。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华语作家是谁？为什么？

双雪涛：汪曾祺。汪曾祺在白话文写作里是一个巅峰，我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写得比鲁迅好。白话文在他的手里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写的市镇如今已经消失掉了，他写小说，是做了一项非常好的保存工作，他是一位大才。

另外，汪曾祺的东西能够滋养人。我高中那时候有三本集子读得比较多，一个是白先勇的《台北人》，一个是张爱玲的《传奇》，再一个是汪曾祺的小说集，这三本书都算是比较顶峰的中文写作了，但另外两本看多了就觉得烦，比如一下午看了三个小时张爱玲，就会心想“还他妈活啥啊？”而汪曾祺的东西会让你觉得，生活值得一过，有很多情趣在其中。

界面文化：通常你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写还是其他？​

双雪涛：每天固定时间写作。白天写作，晚上修改。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之外，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双雪涛：踢足球。看电影。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双雪涛：两个不搭边儿的事儿，完全是两种媒介。我会因为受到触动而写一个小说，电影人也会被某个文学触动而拍一个电影。如果电影亦步亦趋跟着文学后面走，那肯定要死定了。所以，我会给跟我合作的电影人以最大的宽松，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时候会想着读者这件事吗？

双雪涛：不会。我写作的时候是背对读者的。读者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不可能为一片大海工作，你看不到每一片浪花长啥样。你只能好好做自己的事儿，替自己干活儿能干好，替别人服务精神没那么高。万一被别人喜欢了是幸运，没人喜欢也无所谓。

界面文化：我们通常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双雪涛：我最在意打动我的东西，能让我脊梁骨一凉或是为之感到战栗，那种东西最重要。上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看弗兰岑的《自由》，当时我在写《天吾手记》，一边写一边看，我感觉《自由》复兴了文学某种伟大的传统。我不喜欢那种包含了哲学、历史、心理学等等内容的小说，虽然显得特别深刻，但是长久下去会把文学搞死的。

界面文化：你觉得作家是否有义务关注政治和公共性的话题？以及是否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应在自己的作品中？

双雪涛：政治性的内容，你想不关注都不行，它会自己跳到你的面前来。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包含进去。政治不能包含文学，只不过有些政治的措辞来源于文学，文学不是政治能够书写的东西，但政治是文学能够书写的东西。

作家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写某个东西，作家是一个没有义务的职业，所以我愿意干这行啊。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读小说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

双雪涛：大家对故事的兴趣根植于基因里。人类最早靠打猎生存，晚上围着篝火听一个哥们儿吹牛逼，因为他吹得特别好，大家说你别去打猎了，万一被野猪拱死了呢，你就在这儿好好吹牛逼得了。打那时候开始，人们就都喜欢听故事。故事不会消亡，我们要关注的是故事的形态。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们的工作是写出更多动人的东西，让人们觉得这种故事是可以看的，而不是乏味无趣的。

我觉得年轻人是特别有希望的，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获得资讯的能力强、知道的东西更多、眼界更宽广，我相信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好小说太少，他们只能去关注娱乐八卦了。我在豆瓣上看读者们给我的书写评价，我觉得同作为读者的话，他们比我读我的小说还要认真，比我从中看到的东西更多。

界面文化：你觉得作家是否应该和评论家在现实生活里保持距离？

双雪涛：当然。应该是尼采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既拿起鞭子，又撅起屁股。”每个人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种圈子？

双雪涛：我在北京没有朋友圈。有的话就是几个电影人吧，电影人通常状态比较放松。文学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圈子，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开放，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嘛。二三百人在那搞来搞去，就容易变成瓶子里的绦虫，很危险，没法经过市场检验啊。

人和人有区别吧，我在银行受的苦太多了，遭过的洋罪我不想再遭了，不想让别人领导我，也不想让前辈指导我，也不想让圈子限制我的生活。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

双雪涛：好好写东西吧。只能干这个了，也干不了别的了。希望能够……多写一点儿。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要多写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