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文 | 李想
口述 | 李璞
“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在闸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
五年前,这是五道口每天都会循环的广播,也是我每天都会听到的声音。车轮驶过的声音细长而有节奏,伴着积水中的涟漪,摇荡着行人和车辆的倒影,到站的鸣笛划破五道口的天空。
我是李璞,一名青年导演,16年来北京落脚时,住在五道口,火车就在楼下开过。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五道口的绿皮火车。
这是一段穿越闹市的铁路线,火车20分钟左右一趟,无论早晚高峰多么繁忙,拥挤的人流都要为绿皮车让路。每次被拦下,我都会在拥堵的人群中出神,思考这片刻的暂停。人潮如流水涌动,所有人被瞬间凝固。
镜头在五道口随机游走。在流动的人潮中,那些短暂停留的人便突显出来。我遇到流浪的老爷子、卖菜的大叔和广场上的小丑艺人,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周围的车水马龙仿佛是稳定的背景版,他们也成了我纪录片的主角。
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清华园站要停运,也不知道火车会永远离开五道口。
《道别》
五道口是京张铁路上的第五个道口,一百多年来,附近的清华园站送走了数不清的旅客,而随着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的修建,地上铺设的老京张铁路轨道最终停用。2016年10月31日,最后一辆火车驶过这里,宣统二年始建的清华园站也撤销了。
绿皮车的一切都被人怀念。
这一天,许多车迷赶来送别火车。车站的天桥全都是人,人们举着手机和相机,把镜头对准轨道尽头,等着火车进站。火车到了清华园站,按规定必须空驶到昌平北,车上旅客却不愿下车,都想在车上多坐一会,最后一次从车窗往外看一看沿线风景。卖票的列车员被团团围住,一波波人拿着零钱,想多打两张绝版车票以留作纪念。有个小车迷问列车员,车上那块从北京北到承德的车牌,能不能给他收藏,被拒绝后仍恋恋不舍。一位来自欧洲的旅客则感慨中国发展之快,五道口的样子,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完全变了,这是在他的故乡不会见到的变迁。
那年的10月31号正好是万圣节前夜,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游荡在五道口。在车站的噪音中,有人装扮成清朝人,老车站仿佛穿越百年历史,展现出消失前夕的繁华。所有人都高举着相机,镜头对着火车将要驶来的方向,“这真是最后一趟啊,好好拍,拍不好就没有下回了。”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伙子指着轨道说,“小时候爷爷就抱我来,这里原来没有地铁站,我是看着地铁建起来的。13号线02年开通西段,03年开通东段,把这地方架高了。原来都是平地,这些大厦全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条铁路就像一个怪脾气的老人,平时上下学总堵你一两下,让人心里怪难受的,但他心肠很好,承载着你的历史记忆,还有儿时回忆。”
这里的道口工说,他在五道口工作八年了,姥爷和父亲也都是从铁路退休的,最后一班火车在11点55分,他要坚持最后一班岗。“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在闸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伴着不能再熟悉的提示音,火车鸣笛,道口工用喇叭报告道,“五道口正常!”,向在他面前驶过的一节节车厢敬礼。
戴棒球帽的小伙子带着花来到值班室,给道口工一个拥抱,“交通不堵了,心里堵得慌。”他翻开手机,编辑好一条与火车道别的朋友圈,屏幕的光在他脸上闪烁。
第二天清晨,高楼大厦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沉默,整个城市在建设中醒来,巡游的环卫工人扎破一个气球,五道口轨道和值班室已经空无一人。不久,建筑工人拉着吊车把轨道一块块地拆除。
我的纪录片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片子所有的拍摄对象都已经不在五道口了。我把纪录片取名为《道别》。
我要怒放的生命
五道口的夜晚从不缺霓虹灯。遇到飚龙的时候,他正画着小丑妆,在大厦间的空地上跳舞,路边商铺的灯光打在他涂着白粉的脸上。大冬天,他只穿一件敞开的马甲和一条超短裤,劲瘦的肌肉肆意裸露。牛仔帽下,假发蓬蓬地炸开,冬日的路灯照出他陶醉的表情。
他很快注意到我们的镜头,特意走过来叮嘱,说拍他正脸不够好看,要去找他更酷、更有优势的角度。只要他那闪着绿光的音箱发出尖叫和掌声,他就来劲了,街舞、武功、气功、喜剧版的迈克尔.杰克逊,他都能来一段。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人。他表演欲很强,“我们卖艺的,大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拉倒,我认为这不是乞讨,是劳动所得……做嘉宾演出的话,未必天天都演。而像我,每天不演的话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他选好一片空地,支起话筒,挂上条幅,这里就是他的场。商业街的装饰灯下,条幅上的字随风起起落落:
“《飚龙追爱宇宙美女赵嘉敏》 演 唱 会
为了世间伟大的超越一切的爱情而歌而舞而武”
飚龙从看赵嘉敏的第一张相片起,就喜欢上她了。为了追爱,他带着赵嘉敏的画像易拉宝到处巡演,他指着条幅说:“人生最伟大的爱情,它的光芒超越一切。”
他唱歌时穿得多一些,黑白格子衬衫,外面再罩一个坎肩、套上长裤。他唱刀郎的《披着羊皮的狼》:“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戈壁”;他唱刘嘉亮的《你到底爱谁》:“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歌曲间奏时,他把赵嘉敏的画像搬到面前,闭着眼睛告白。
有一次他跳完舞,专门戴上墨镜,唱《怒放的生命》,刚唱完“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就被城管打断了,叫他赶紧走。城管还关心他冷不冷,让他穿上衣服再走。他说“没事儿,我不冷。”城管说:“你不冷,别人看着你冷。”他套上裤子,回头瞧了一眼走过去的城管,赶紧抓着话筒又赶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歌都没唱在调上,反倒把城管又招回来了。
飚龙往常街舞都跳三遍,完整的一个曲子三分钟,三曲九分钟,城管过来就算了,刚跳了两曲就收摊了。飚龙演出时是最佳状态,等收摊的时候,偶尔会显得有点疲惫,更多是有点不舍,觉得不太尽兴。“像我这种体格,一般人他不行,我是连唱带跳、带打、带演,天气好的话,2小时。”飚龙音箱里有一百多首伴奏歌曲,他一次可以唱三十多首,大多数都边唱边演。
飚龙在电影里跑过不少龙套,自己也写了剧本,叫《霹雳浪子》。有一年,成龙在杭州开演唱会,飚龙去了,和成龙合影,把剧本亲手交给成龙,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还没继续聊,成龙的经纪人就说,好啦,成龙大哥没时间了,剧本交给他就行了,飚龙就被挤开了。飚龙想请成龙帮自己的剧本找投资,“我的剧本还是坚持我自己主演,就这么一个问题,别的无所谓。”飚龙还说,如果可能的话,也想参与动作指导。
在飚龙的歌声里,五道口的听众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旅人、卖花的母女、醉酒的男人,挽手的情侣……飚龙拿矿泉水瓶当酒壶,摇来晃去,灰黑色的秃袖坎肩跟着蹁跹,仿佛侠士醉酒而歌:“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夜深了,飚龙摘了假发,收拾好背包,拉着行李箱和音箱往回走,他住在离五道口很远的一个地下室。路上,他看见乞讨的老人,从兜里摸出一个硬币,放进老人端着的铁茶缸里。他第二天要去别处流浪,哪里都有观众。“上次在这演,别人跟我说,我是什么艺术家,我说不要这么说,你就说我是28岁的街头演员吧。”
哪个菜卖不了我就吃哪个菜
卖菜大叔在铁路旁有个小摊,他就住在旁边一辆报废的车上。
大叔来北京23年了,老家一亩八分地,没钱盖房子,也没钱养孩子,他说,出来虽然辛苦,但就算少挣点也比在家里强。现在五十多岁,也干不了几年了,等孩子上完学就回去。
卖菜的生意并不好做,他去拉菜,总是拉一波赔一波。拉五百斤卖两百斤,三百斤都要扔,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第二天不拉新鲜的也不行,拉来同样卖不完。“哪个菜卖不了我就吃哪个菜,炒吧炒吧、洗吧洗吧。好菜能换钱,我也不会去吃。”他没下过饭馆,蒸点米饭,买两块钱面条,就够吃了。
大叔总是很沉默。在雾霾的清晨,五道口熙熙攘攘,豪车飞驰而过,他沉默地在路口等红灯,光着膀子装卸菜箱子,把一颗颗菜摆在摊子上,把不新鲜的菜整箱倒进垃圾车。我们见他要搬东西,就过去帮忙,知道要拉菜,就和他一起去。慢慢地,我们才和他聊上天。他恐惧摄像机,害怕被拍下来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你们千万不要伤害我”。后来他同意我们拍摄,这句话也重复了很多遍。
镜头前的大叔,总是在打哈欠。他天不亮就要出去拉菜,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开车干啥都是晕头转向的,老觉得眼睛是花的,头脑昏沉,困。”大叔的车就停在轨道旁,衣服就晾在铁路的栏杆上。我们一起坐在那辆报废车上,火车时不时地驶过。大叔朝着窗外抹了把脸,“火车搁那过我都能睡着,就我这儿坐着,和你们聊着聊着都能睡着,困成这个样。”
废弃车被大叔改装成一个小家,车顶上接个灯,昏暗的灯光下,铺盖放中间,塑料盆、暖壶靠边放着,暖壶旁有面小镜子,镜子后面是架子,放着不锈钢的饭盒、大桶的塑料瓶和用旧了的澡篮子,架子顶头挂了只红色的小猴子玩偶,还有一个小小的旧电视,挂在“床头”,换洗衣服就在电视旁叠着,大叔所有的生活家当都在车里。
车上有一角照片墙,就在大叔常坐的位置背后,20多张照片衬在黄纸上,没有缝隙地用透明胶贴在一起,都是标准的游客照,每张照片里都有年轻时的大叔。他穿着白衬衫,蓝线衣,外面是卡其色的夹克,笔直地站在照片的中下方,手规规矩矩地放在两侧,脸上是质朴又腼腆的笑容。同一个位置,同一套衣服,同一个姿势,只是景色在不停地变化。
大叔说,那是在颐和园照的。有天下雨,他不卖菜了,有个朋友带着照相机,说今天没事,走,带你看看去。大叔守着菜摊,这么多年连长城都没去过。
大叔已经两三年没回家了,过年也没回去。“我妈八十多了,有点迷糊,老是打电话叮咛我回去看。”大叔说,这次年三十要往回走,大车养路费高,收费一千多,三十晚上不收高速费,一趟能省不少钱。
我自己冻死就死了,小猫小狗不行,那可是一条命
五道口路边,总能见着一个睡在马路边的老爷子。他门牙掉了,戴个黑棉帽,穿着满是灰的的羽绒服。保安说,老爷子,待会儿书记下来检查,你先躲一躲,上别处待会儿去,一会儿你再来。老爷子在栏杆旁卷起铺盖,他的狗在旁边跟着他。
他最常待的一个地方,是公共厕所前面的一块空地。管理和打扫公共厕所的是一个大姐,她每天做饭的时候会多做一点,给老爷子吃。夜间下了点雪花,他就把被窝往三轮车上一扔,赶紧躲躲,五道口附近的地铁下有个桥洞,他就转到下面去避一下。他总有地方去,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他爱喝酒,有时候我们给他带瓶酒,一起坐在马路上。他抽着烟,和我们聊会儿天。
老爷子在五道口呆了八年多。“这条街,酒吧饭店都认得我,不用去要,他们都拿吃的送给我,我也不惹祸,我也不捣乱……”老爷子朋友不少,中国外国的都有。他坐在路上,环卫工人会走过来,弯腰给他递烟。抱着婴儿的外国男人路过,他都打招呼,“你去哪儿?”“回家、回家。”“给孩子包裹严一点!”外国人笑着应好,带着口音和老爷子再见。老爷子回头和我讲,“美国的,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对我好着呢。”
有一次,老爷子突然说,“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讲。”我们还以为老爷子有什么难处,结果他说:“你们有钱吃饭吗,要不我请你们吃饭?”原来他看我们状态不太好,觉得我们不容易,可能比他还穷。他说,“你们要是没钱的话就跟我说,我这有点钱,可以给你们用。”
老爷子喝着酒和我们讲,他家里的土地全卖了。他大哥是哑巴,和老母亲一起跟着三弟住,老家卖地的钱都在三弟那里。姐姐回来说分钱,三弟不干,要起诉,找到老爷子按手印,老爷子不跟自己亲兄弟打官司,他们就伪造了手印起诉。老爷子要法院检验,他们又赶忙撤回起诉书,再重新起诉,官司也判不下来。姐姐着急,几十年第一次请母亲去她家住,让母亲要钱,结果接过去七天后,老母亲就让汽车撞死了。
“我手上有几万块钱,我这个混蛋儿子就睡不着觉,上这儿找我来。老爷子,给我吧,给我吧,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说,都给你拿走吧,一分钱我没留。他妈也说,你给你儿子吧!我跟他妈都离婚二十来年了,离婚以后我没少给他们钱。那阵子我跑山西,上大同、临汾拉煤去,那钱成千上万地给他们。”
相熟的路人走过来,逗老爷子捡的流浪狗,摸它的鼻子。“藏起来,藏被窝里头。”流浪狗叫“花儿”,有一身黄白相间的皮毛,路人逗狗,给它扔小玩具,花儿都给叼回来。就在马路牙子到绿化带的一小片地方,也不乱跑。
这些年老爷子离不开狗,“老觉得跟它呆着有意思,跟那个偷偷摸摸、流浪的人,你呆着有啥意思啊?”花儿凑过来,舔老爷子的手。“流浪的人捡流浪的狗,见了流浪的就捡,有好人就给人家,跟着我也受罪,太多了我养不了,我在这最多养过十七只,那会儿我体格还行。”他前后送出了两百多只狗,有在德国的,有在法国的,还有在美国的,新主人给狗办了护照,买了飞机票,老爷子就放心地送走了。
老爷子从包里翻出一张画像。“你看我这狗好不好”,那是一只黄毛京巴,正吐着舌头回眸,毛发柔顺,精气十足。它十年前让人给打死了,老爷子想它,找人把它画下来了。“养流浪狗,都把我养成精神病了。说句不好听的,你骂我、打我,可以,就别打我的狗,它是生命。冬天到了,流浪狗越冬天越多,我自己冻死就死了,小猫小狗不能让它冻死了啊。”
环卫工人看见花儿,疑惑怎么只剩下它一只了。原来老爷子还有一条小黑狗,被警察拉走上户去了。天气不好,老爷子骑着三轮车,慢慢地离开,并不比走路快。后来,我看到一条小黑狗在这里徘徊,它四处张望,顿步趴下,仿佛在等着谁。
2017年后半年,很多人离开北京。18年夏天,我在五道口又碰到老爷子,我跟他聊天,我说你去哪了?他说他去海南待了,因为海南冬天暖和一点。我们后来就只见过那一次,他短暂地待了几天之后,就又不知所踪了。
——完——
图片来源:纪录片《道别》剧照